经过秘密谈判,汪精卫集团与日本签订了《关于调整日华新关系协议书》。随后,汪精卫等即准备同“临时”、“维新”两个伪政权首脑就组织新政府展开新一轮谈判,以便早日成立统一的新政府。为减少组府过程中的障碍,一切活动都由日本“梅机关”直接操纵进行。
        根据日方决定,汪精卫应于1940年1月下旬在山东青岛同王克敏、梁鸿志等进行正式的组府会谈。之所以选择青岛作为会谈地点,是因为此地过去曾受欧洲国家的侵略,日本“夺回”后“交还”给了中国,“这意味着重建东亚、日华合作的开端”^[1]。1940年元旦,汪精卫在上海发表题为《共同前进》的文章和《和平运动之前途》的广播讲话,宣称:共同防共和经济提携,是中日的共同目标,“二十九年(1940年)这一年,无疑是和平运动由开始而达于成功”^[2]。第二天,周佛海也发表同样主题的广播讲话,更明确地宣称:“现在中央政治会议,快要召集了。中央政治会议之后,中央政府就要成立了。”^[3]与此同时,汪精卫、周佛海等人连日同“梅机关”研究会谈细节。1月4日至7日,周佛海、梅思平等与“梅机关”成员连续进行了四次会议,就“中央政治会议”、“中央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等重要事项议定了详细的谈判方案,随后报汪精卫与日方负责人审核^[4]。
        1月15日,有关青岛会谈的各项议案全部准备妥当,汪精卫即致电王克敏、梁鸿志,邀请他们两人赴青岛会谈。电文称:“数月以来,各事折冲结果,渐见端倪。兹为组织中央政治会议,促进和平,实现宪政,作进一步检讨,而期实行计,定于本月下旬,在青岛举行会谈,以便讨论国家大计,尚乞赏临为幸。”^[5]在伪中央政府成立前夕,汪精卫没有忘记再次向蒋介石劝降。16日,他发表“铣电”称:自“艳电”发表一年来,与诸同志致力于和平运动,并与日本朝野讨论和平方案。现在,“和平方案基础已具,中国所可得到者,不惟非亡国条件,且循此力行,中国之独立自由可保,三民主义之建设可以完成”。以今日之国内外形势,“抗战到底必无最后胜利之望”。只要蒋介石“毅然决定大计,声明愿与日本停战言和”,“则兆铭与诸同志,必能与先生同心戮力,使全国和平早日实现”,否则,“势必先以全力,从事于局部的和”^[6]。醉翁之意不在酒,“铣电”之目的并不是真的要劝蒋介石“停战言和”,而是为即将成立伪政府鼓动造势。
        1月21日,汪精卫携周佛海、梅思平、褚民谊、林柏生等一班人马,在“梅机关”负责人影佐祯昭、犬养健等人陪同下,乘船赶赴青岛。“临时政府”首脑王克敏、齐燮元、王揖唐,“维新政府”的首脑梁鸿志、温宗尧、陈群、任援道,以及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代表、蒙军总司令李守信等人也先后抵达青岛^[7]。1月24日,青岛会谈正式开始。为制造由中国人自己组织政府的假象,汪精卫与“梅机关”事先约定,日本人不直接参加会谈。但会谈三方的日本后台,如“梅机关”的影佐祯昭,“临时政府”顾问喜多诚一,“维新政府”顾问原田雄吉,都带领骨干人员来到青岛。这批日本人虽不在会场上露面,但谈判的全过程都由他们幕后操纵。
        会议预定举行三天,由于各项提案事先都已得到各方日本顾问的认可,而且规定在讨论中以不变更为原则,所以会议进展顺利,整个议程有所提前。此次会议主要讨论了建立新政府的基本原则,以及重要法规制度。会议首先确认,“以反共亲日和平为宗旨”的新中央政府,应包括汪精卫等人组织的中国国民党,“临时”、“维新”两个已经成立的政权,以及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其他在野合法政党与社会知名人士,“排除一党专制,建立在全民之基础上”。并重申:“对重庆政权,如其抛弃抗日容共抗战之迷梦,彻底悔悟,亦颇愿将其包括于政府之中。”^[8]这些原则,实际上将日本对华政策具体化了。接着,会议进一步决定了中央政府树立大纲,中央政府政纲及其政策,中央政治委员会组织条例,华北政务委员会组织条例,中央政府名称、首都、国旗及政府机构之构成组织等各种问题^[9]。这些议案基本由日本人制定,因此“临时”、“维新政府”的头目毫无异议,一致同意。
        1月26日,各项议案一一讨论通过,会谈顺利结束。随后,汪精卫发表谈话,声称:“第一次之会谈,已略具端倪,今进为第二次之会谈,所得结果,更为圆满”,“青岛会谈,实可称为和平运动之一大进步与发展也。”^[10]“临时”、“维新”两政府也于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对汪精卫组府活动的支持。声明表示:“关于内外政策,汪先生谈话所发表者,悉为吾人所冀求望其实现者,全国贤达之士,亦必深谅其苦心,而冀助成此大业也。”^[11]当晚,各方会谈代表与日本顾问们举行联欢会。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也赶来出席,并在酒席上发表声明,强调“凡东洋事务,应以道义为万事之基础;基础已经一致,日华间的一切问题定能迎刃而解”。同时又给汪精卫一伙打气,称他们是“有志气,行得正,谁都不惜予以支援和帮助;一切挺身而战,敢于言和的人,皆为勇士”。对此,汪精卫立即起而呼应,强调了中国的道义传统^[12]。此次会谈,为日、汪合作在日军占领区建立统一政权扫除了最后的障碍。
        青岛会谈后,汪精卫与梅思平等于1月26日晚返回上海。周佛海则于次日前往日本做进一步交涉。抵达上海后,汪精卫立即宣布成立“还都筹备委员会”,着手组府的具体准备工作。为表示新政府是能够容纳各界人士的“中央政府”,汪精卫集团努力拉拢社会上有一定影响的人士入伙。如国家社会党政治委员诸青来、中国青年党常务委员赵毓松、无党派的岑德广、赵尊岳等人,均被聘请参加中央政治会议。2月3日,周佛海回到上海。2月12日,他召集被邀请参加政治会议的青年党、国社党代表开会^[13],向他们报告日、汪谈判筹建新中央政府的经过,研究召开中央政治会议的具体问题,抓紧拼凑新政权的基本班底。
        在进行组织人事方面准备的同时,日、汪双方还互相配合,展开新一轮舆论攻势。3月9日,上台不久的日本米内首相发表公开谈话,宣称日本将根据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继续进行大规模战斗,“断然溃灭中国之容共抗日政权”,而现在“中国方面体会帝国真意,揭示反共和平方针,以汪精卫为中心之中央政府行将成立,帝国政府决定从速承认,并予以全幅之援助”^[14]。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也发表谈话,表示将根据近卫三原则精神,“欣然举广大占领区域,悉置诸行将诞生之新中央政权统辖之下”,“援助其兴隆发展”;“派遣军对新政府之全幅支持,自不待言”^[15]。3月12日,汪精卫于上海发表《和平宣言》,声称和平运动已进入“组府还都实践阶段”。《宣言》还吹嘘:“自今以后,举国人民皆在统一而有力的中央政府领导之下,对外调整邦交,对内实施宪政,扫除历年之纠争与战祸,而实现和平与幸福之新天地矣。”^[16]
        日、汪相互配合的舆论攻势,除为汪政权的建立鸣锣开道外,更主要的目的是向重庆国民政府施压。为配合对重庆当局的诱降谋略,日本政府一再推迟新政府成立的时间。万事俱备只待日本下令便粉墨登场的汪精卫集团,对此渐渐感到焦躁不安。经多次交涉,日本方面终于同意在4月份以前成立新政府的请求。此后,汪精卫迅速启动了组府议程。3月20日,汪伪中央政治会议在南京开幕,正式代表除汪精卫外共有30名,分别代表汪伪国民党、“临时”、“维新”、蒙疆三政权和所谓合法政党领袖及社会贤达。另外还有广东、湖北的列席代表各一名。汪精卫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他吹嘘说:参加会议诸人,“或为中国国民党同志,曾服务于国民政府,深感收拾时局之重大责任;或为事变以来尽瘁于国脉民命之维持,先后成立政权之诸当局;或为国内有悠久历史,曾参加国民参政会之诸政党;或为海内贤达,有忧时先识,今兹相聚一堂……期于共同担负起和平建国之时代使命”^[17]。会议连续开了三天,与会者装模作样地通过了一批由日、汪双方事先确定的法案,主要有《国民政府政纲》、《中央政治委员会组织条例》、《修正中华民国政府组织法第十五条》、《国民政府组织系统表》,以及新政府的名称、首都、国旗、成立日期等。会议还通过了新政府各院、各部会长官人选。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会议把政府主席的位置“保留”给了远在重庆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汪精卫只任代理主席^[18]。这一看似荒唐的决定,实际上真实反映出即将成立的汪政府一切听命于日本的傀儡本质。长期以来,日本一直把对重庆的诱降工作放在重要位置,虽一再受挫,但从未死心。所以,要求汪伪政府必须为日后的宁、渝合流留下伏笔。3月23日,汪精卫发表题为《国民政府还都的重大使命》的广播讲演,宣称国民政府还都后,“第一,是把全国普遍的和平实现起来;第二,是把中华民国的建设完成起来”^[19]。
        为欺骗全国民众与国际舆论,汪精卫在组织新政府的过程中,始终打着国民政府“法统”的旗号。新政府的机构设置也完全模仿重庆国民政府的组织机构,同时新政府的建立亦被称为“还都”。汪精卫等原本打算在还都时由各主要城市悬挂原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但遭到日本政府拒绝,即使“首都”南京也不允许悬挂。后经反复交涉,日本中国派遣军方面同意只在新中央政府正面悬挂一面青天白日旗,而将写有“和平反共建国”字样的三角黄布条挂在另一根杆子上^[20]。3月30日,汪精卫等人在南京原国民政府考试院礼堂举行“还都”仪式,宣告汪伪国民政府正式成立。当日,汪伪政府并未按照与日方协定办法悬挂黄色飘带,从而引发日方不满,最后只能被迫“改正”^[21]。
        宣布“还都”的同时,汪伪国民政府公布了《国民政府政纲》和《国民政府还都宣言》,以宣布新政府的内外方针。其对外方针为:“与日本共同努力,本于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之原则,以扫过去之纠纷,确立将来之亲善关系……并于经济上实现互惠平等之合作,以树立共存共荣之基础。”对内方针则强调:“完成现代国家之建设,过去个人独裁,必当摧陷廓清,使无遗毒。”同时还煞有介事地向抗日阵营内的军政人员发出布告:“凡属公务人员,自此布告以后,务必于最近期间回京报到。对于此等报到人员,一经确实证明,概以原级原俸任用。……有所贡献者,尤当优予任用。凡属一般将士,自此布告以后,务必一体遵守,即日停战,以待后命。其非正规军队散在各地担任游击者,亦务必遵命停止活动,听候点验收编。”并且还宣布:“全国以内,只有此唯一的合法的中央政府,重庆方面如仍对内发布法令,对外缔结条约、协定,皆当然无效。”^[22]
        汪伪国民政府还都南京的同一天,北平的“临时政府”,南京的“维新政府”也分别发表《解散宣言》。“临时政府”的宣言声称:“兹者幸值国民政府改组还都,宣布实现和平与实施宪政之二目标,均能吻合临时政府本来之目的,趣旨既合,两者自当归于统一。现当民国二十九年三月三十日国民政府举行还都典礼,宣言解散临时政府,以普告中外。”^[23]“维新政府”则解释道:“兹幸中央政府即日成立,并揭橥实现和平、实施宪政两大方针。同人等赞成于先,尤宜辅助于后,所以原设之维新政府,应即宣告解散。”^[24]
        为显示日、汪之间的紧密合作,日本政府于3月30日发表声明,对汪政权的成立予以支持。米内首相还与汪精卫互换广播词,向对方国民进行广播。日本政府的声明表示:在庆贺其成立的同时,将根据历次声明,对汪政府的发展“给予全面的协助和支援”,“期望各国均能确认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迅速为东亚的和平建设作出贡献”。同时又宣称:“帝国为与东亚各国一起确保其生存,对于开发利用中国资源有着特殊的关心和要求,这是理所当然的。”日本以后的对华政策是:“只要残存的容共抗日势力迷梦未醒,帝国对其就断然不能停止战争,并将以坚定的决心和不断的准备,克服与突破今后可能产生的一切障碍,以期达到神圣战争之目的。”^[25]米内首相在广播词中称赞“早就理解帝国真意之所在”的汪精卫等人,是中国方面“目光远大的先觉者”,并表示对新中央政府“不惜予以全般的援助。”^[26]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西尾与驻中国舰队司令及川也分别发表谈话,表示对汪政权的支持^[27]。
        对于日本军政当局的口头支持,汪精卫感激涕零。他在对日本国民的广播词中,称赞日本自近卫声明以来,对华主张“始终一贯”;认为“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基本精神,“在使东亚诸国家民族各得本于自由独立之立场,以为亲爱和平之合作”;日本在侵华战争中,“不仅尊重中国之主权,且不吝进而援助敝国完成其为独立国家所必须之条件”。为报答日本的支持,除向日本朝野“表示深切之谢意”外,他还表达了决心:“鄙人及国民政府同人,以后惟有继续努力,使和平反共建国之运动更普遍于中国”,“鄙人等愿以最善之努力,达到中日两国之共同目标”^[28]。
        正当日、汪双方互相吹捧,大演双簧之际,重庆、延安和其他抗日后方迅速掀起了一场声讨汉奸的浪潮。3月29日晚,重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向全国发表广播演说,痛斥汪精卫等人的卖国罪行:“当我们抗战进展到这样重要时期,不幸出了汪兆铭等少数汉奸,给敌国军阀利用,拿屈辱和平的论调,做叛逆行为的掩护,冒用中国国民党组织下一切原有名称,举行叛党叛国会议,并且有组织伪政权的阴谋,企图盗窃名器,妄称继承法统,混淆观听。敌人如此利用汉奸,以及汉奸如此给敌人摆弄,只不过拿汉奸做个临时工具,以便敌人换一个方式来侵略。”^[29]同时重庆国民政府又发布《悬赏拿办汪兆铭之命令》,“责成各主管机关,严切拿捕,各地军民人等,并应一体协缉,如能就获,赏给国币十万元,俾元恶归案伏法,用肃纪纲”。另外还宣布逮捕其他大小汉奸百余名^[30]。4月1日,国民参政会在重庆举行一届五次会议,发表讨汪通电。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也于4月15日发表《讨汪救国通电》,揭露汪精卫等人的所谓“和平”即是投降,所谓“反共”即是灭华,并严正表示:“誓率全军为祖国流最后一滴血,驱逐敌伪,还我江山,虽赴汤蹈火所不敢辞。”^[31]中共中央还在延安召开讨汪大会,号召全国各机关及群众团体掀起讨汪运动,严禁各级人员和汪派联系,把残余的汪派分子从抗日营垒中清除出去。海外华侨也纷纷通电讨汪,怒斥汪精卫一伙“罪恶滔天,甘作虎伥,成立伪府,有血皆愤,誓不甘休”^[32]。
        与此同时,世界许多国家也发表声明,对汪政权予以否认。3月30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声明指出:“南京政权的建立,是一国以武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邻国的”,“美国政府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重庆政府依然会得到中国国民的大多数的信任和支持,因此,今后仍然继续把重庆政府看作中国政府,这是自不待言的”。^[33]英、法两国也于4月1日发表了不承认汪伪组织的声明。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也先后表明不承认汪政权的立场。可见,汪伪政府一开张,即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孤立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