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军政当局以为凭借武力强占中国大片领土之后,就可以在那里任意掠夺,实施长久统治。然而,这一如意算盘从一开始就被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所击碎。自日本侵占东北三省后,中国共产党即把反抗日本侵略作为头等大事,不断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卢沟桥事变枪声一响,中共又发出抗战通电,号召“全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1]。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扩大,中国共产党一面组织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日军占领区,创建抗日根据地,开辟敌后游击战,同时又在沦陷区积极发动民众,开展各种形式的地下抗日斗争。沦陷区民众亦本着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决不当敌国的顺民,他们有的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有的自发地同日本侵略者展开顽强斗争。这些看不见硝烟的斗争,使日伪当局寝食难安,胆颤心惊,有力配合了国共统一战线领导下的武装抗日斗争。
        华北是卢沟桥事变后最先沦陷的地区,民众反抗斗争率先在那里展开。7月30日与8月1日,日军分别攻占北平、天津。是时城内的各抗日团体仍积极活动,日军不得不派兵四处镇压。此后,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交给军特务部的第一项任务是:“首先应迅速确立治安,并安定民心,为使日军的后方安全,着重建立并扩充各项制度和设施。”^[2]由此可见,日本侵略军刚攻占中国的领土,即遇到后方不安全的问题。为消解沦陷区人民的敌对情绪,日本内阁于10月1日决定《处理中国事变纲要》,其中特别强调:“在事变中,对华北作战的后方地区的措施,应排除占领敌国领土的观念”,“不实行占领区式的行政”,“政治机关由当地居民自主组成”^[3]。然而,这种掩耳盗铃式的策略无法欺骗沦陷区民众,反日浪潮仍不断高涨。
        随着日军占领区域的扩大,沦陷区民众的反抗也从城市扩大到农村。至当年年底,中共领导的游击队在当地民众的配合下,开展了灵活多变的游击战。他们主要的斗争方式是:“(一)彻底破坏铁道、道路、水路、通信线路等,阻碍日军后方补给,使之因修理而消耗大量人力物力;(二)袭击补给部队或小部队;(三)袭击军用品仓库、飞机场、经济要地等。”^[4]这些斗争使日军损失惨重,被迫抽调兵力以加强后方治安。进入1938年后,日占区内的抗日斗争更为活跃。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已在日占区内建立起大块根据地,民众的反抗斗争遍布各地。挺进山西南部的日军第二十师团陷入中国抗日军民的重围,被迫后撤,来不及撤退的部队则龟缩在据点内,“弹药、粮食均告缺乏,只能以猫狗及野草充饥”^[5]。这一结果,使日本侵略军开始领略到中国人民强大的反抗力量。处于侵华一线的日本军人也被迫承认,八路军“牢固地掌握了农民阶层”,“处于彼此势力中间地区的居民,朝迎日军,晚通共军,向双方纳税等,这是必须予以重视的事实”^[6]。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大力宣传,抗日思想已经深入人心。日军每攻占一地,都会遇到当地民众的反抗。如豫东地区刚陷落时,国民党正规军虽已后撤,但当地原有的自卫团、红枪会、联庄会等武装团体,为保卫家园,纷纷起而扩充实力,添购武器,招收散兵游卒,举起抗日救国的大旗。河南省会开封虽于1938年6月5日陷落,但附近的爱国民众却立即自发行动,在市郊的辛庄大庙集会,筹商组织抗日武装的具体办法。会议决定,以原有之联庄自卫团为基础,逐步扩编,用以阻止日军侵及四郊,以待国军反攻^[7]。尽管最后未遂所愿,但这一行动已充分表达了开封农民的抗日决心。
        如果说沦陷区的农村尚是侵华日军势力的薄弱环节,那么城镇地区则是日军重点控制的区域,大城市更是戒备森严。然而,广大爱国民众凭借聪明才智,照样寻找机会给予日军沉重打击,其中使用较多的手段是暗杀。尽管日伪当局为保护政要不惜代价,却仍无法阻挡爱国民众的正义行动。1940年11月29日上午9时30分,居住在北平城内中央饭店的两名日本军官,像平时一样骑马去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部上班,当他们行至司令部西面约300米时,突然遭到骑自行车的中国人用手枪射击,导致一死一伤。由于事发突然,日方连袭击者是几人也没有搞清楚。无奈之下,华北方面军只得下令撤掉汽车上带有军官阶级的标旗,以防高级军官再遭袭击^[8]。
        爱国民众的自发抗日行动,虽予以日本侵略以有力打击,但因力量分散,无法在战略上改变敌强我弱的态势。因此,中国共产党早在卢沟桥事变爆发之际,即提出“全民族实行抗战”的口号。当华北各地相继沦陷,“群情慌急,不知所从时”,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坚持不离开华北,并向群众作广泛耐心的解释,指出自太原失守后,“所有在华北的中国人,只有三条路走:一是继续同敌人打,二是逃走到别处去,三是投降敌人。这三条路中,只有第一条‘打’的路好走,‘逃’和‘降’都不是出路”^[9]。在稳定民心之后,即组织民众,与敌伪当局展开各种形式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领导沦陷区民众的抗日斗争,主要是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和地下政治斗争。华北沦陷之初,原有的国民党政权已完全崩溃,敌伪傀儡政权还刚刚建立,中国共产党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提出“拿起枪来,保卫家乡,保卫华北,坚持敌后抗战”的口号,带领民众配合八路军的敌后游击战,开辟敌后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10]。与此同时,还在日伪力量比较强大,抗日武装力量不能公开活动的地区率领民众开展地下政治斗争。
        地下政治斗争,是配合抗日武装力量夺取抗战胜利的重要手段之一。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沦陷区的党组织首先抓组织发动工作。当时华北民众抗日情绪高涨,“到处都有群众寻找和等待共产党与八路军去领导他们,要求党派人去指导他们打游击”。而党组织最大的困难是缺少干部,于是采取如下各种办法:首先举办为期一周的短训班,然后把这些骨干派到各地去工作;其次,把上层领导机关的干部尽可能地分派下去,直接领导工作;第三,大量发展党员,扩大党的各级组织。由于及时解决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各种问题,沦陷区的政治斗争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城市中的大批工人、学生及抗日积极分子,经过动员,纷纷下乡组织游击队,或回到家乡打游击^[11]。这就为八路军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注入了新鲜血液。
        中共地下政治斗争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渗透进敌伪组织内部,收集情报并进行策反工作。侵华日军也承认:“共军的情报收集、传递,非常巧妙而且迅速。日军的讨伐行动,往往在事前便被侦悉。到处都有彼等安插的密探。就连日本方面的雇佣人员,对他们也必须提高警惕,以防他们通敌。”^[12]对于中共地下人员向日伪机关内部渗透的情况,根据日军情报机关材料显示,山西省祁县的工作颇具代表性。位于太原南面约60公里的祁县城内,自西安事变后即有共产党组织活动,至1938年底,中共祁县县委已经健全了各级组织,并筹建了青年、农民、工人、妇女、儿童等救国会及日军地下工作委员会。日伪势力控制该县后,首任县长即为共产党员,他一面在县公署职员中发展抗日力量,同时又向八路军及抗日政权提供物资。第二任县长更是党的支部书记。他秘密成立“日军地区工作委员会”,自己任主任,政府秘书和各科长任委员,他们为抗日武装在城内收集现金、棉布等物资,提供日伪军的行动情报。共产党员还打入县警备队,逐步发展了30余名党员,成立党支部。他们利用有利条件,收集县内外日伪军的装备、兵力、计划、行动等情报,同时还设法向日伪当局提供游击队的假情报。另外,学校、火车站、军管棉布厂等都有中共地下组织^[13]。该县表面上仍由日伪控制,实际权力已被中共地下党所掌握。
        类似祁县的例子,在整个沦陷区并非个别,几乎各省都有。在河南豫东地区,根据对敌斗争的需要,民权、兰封、商丘等四县党组织成立了联合工作委员会。他们通过关系,打入伪军内部,一次即搞到枪弹四十余箱。总部设在商丘的张岚峰部,是伪军中的王牌,经常协助日军与人民武装为敌,联合委员会派遣一名与张有同乡关系的党员打入该部教导团,争取教导团长入党,以后又发展多名党员,成立了地下党支部。经过党组织的积极活动,这支伪军迅速被瓦解^[14]。
        动员沦陷区内广大民众,共同投入反对日伪统治的斗争,也是地下政治工作中极为重要的方面。早在抗战初期,毛泽东即明确指出:“挽救危机的唯一出路,就是实行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即‘唤起民众’四个字。孙先生临终时的这个遗嘱,说他是积四十年的经验,深知必须这样做,才能达到革命目的。”“单纯的政府和军队的抗战,是决然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15]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沦陷区党组织采用各种方式向群众进行抗日宣传,取得显著成效。1938年11月,华北日军曾发出这样的惊呼:“总之,可以断定,今后华北治安的对象是共军,而共军的核心动力则是政治部。政治部的妙处在于其强大的组织力量及顽强的行动,并有一贯的共产思想。”^[16]于是,华北日伪当局开始重视在思想宣传领域与中共进行较量。他们把反复开展但并无实效的“治安肃正”运动,逐步升级为“治安强化”运动,并把以军事清剿为主的方针改为政治攻势为主,提出“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以争取民众”的口号^[17]。然而,中共的抗日宣传已经深入人心,不管日伪当局如何变换策略,结果仍是劳而无功。
        为隔断共产党与沦陷区民众的联系,日伪当局又在华北占领区内推行“新国民运动”,并以河北的高阳县和任丘县为“突击示范区”。具体办法是召开“反共誓约会”,强制推行“反共誓约六条”,要求每个村民背熟并执行。遭到民众的抵制后,又强行把各村18至45岁的男子7400多人驱赶到县城内,要他们背诵反共誓约,交代抗日行动,交出武器文件。村民以沉默表示反抗,结果有100多人惨遭毒打。日伪军把这7000余人当作人质,派人向各村要武器、文件和干部名单,但这一阴谋仍未得逞。于是不让人质吃饭,一直饿了6天,有35人因冻饿而死,尽管如此,被扣群众仍顽强抵制。为让群众能吃到饭,党组织让各村送去一些坏枪、旧书、废报等充数。在半个月时间里,被扣群众只报了冒名的抗日干部,或自己承认是游击组的成员,而真正的抗日干部一个也没有供出来^[18]。其他地区的群众同样如此,他们面对敌人的拷打和屠杀,毫不畏惧,宁愿牺牲自己也不向敌人屈服。
        由于沦陷区人民的坚决抵抗,日伪的各项运动均以失败告终。在总结三次治安强化运动时,日伪当局自己承认有许多“不充分之点”。首先是“治安强化重点工作不彻底”,“对敌经济封锁最主要的物资为食粮……当局屡次说过,要使华北粮食一粒也不使流入敌区。然而实际上一到登场期便发生种种遗憾”。其次,“各地区警务警防诸机关,缺乏精神融和”。另外还有“指导能力不够”、“各机关内部防共防谍的措施不彻底”、“过于重经济封锁的宣传,遂致轻视剿共自卫”,等等^[19]。这种种“不彻底”,足以说明在爱国民众的反对下,日伪当局无法维持华北占领区的安定。
        日伪当局在华中沦陷区的统治方式与华北有所差异,因而人民群众的反抗形式也有所不同。华中地区原先是国民党统治的中心,日军进攻时曾遭遇顽强抵抗,至武汉失守时,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建设已取得显著成效。国民党看到敌后抗战的可行性,已抢先在日军力量薄弱的沦陷区内建立起抗日武装。随着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日军对国民党政府的军事进攻逐步转为政治诱降。汪精卫集团的投敌,使国民党留在华中地区的抗日军政人员也动摇不定。在此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指示华中地区党组织要揭露日本的诱降阴谋,“动员并联合一切抗日的党派、阶层和人民,反对汪精卫,反对亲日派、反共派的投降、倒退、分裂活动,为坚持抗日、团结和进步而奋斗”^[20]。根据中央指示,新四军挺进江南,在汪精卫集团的活动中心发动民众,开展敌后游击战。
        以南京和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日汪统治的中心,也是日伪军事力量相对集中的区域。新四军一进入紧邻南京的镇江地区后,日伪军即采取攻守并用的姿态,密布“梅花桩”,企图聚歼或迫使新四军退出该地。新四军洞悉敌人阴谋,坚持在南京、镇江、句容这一狭窄的三角地带活动不撤退,在数月时间内打破了敌人23次围攻,这大大提高了江南沦陷区人民对新四军的信任及开展游击战的信心^[21]。新四军在南京附近的抗日活动,犹如在日伪胸口插上了一把尖刀,使他们寝食不安。从1941年开始,日汪双方经密谋策划,推出了比华北治安强化运动更厉害的“清乡”运动。于是,反“清乡”斗争就成为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民众的共同使命。这是十分艰巨的任务,抗日军民除面对强大的敌伪势力之外,还要提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内部“摩擦”。新四军首先向沦陷区民众作抗日形势宣传,提高人民的抗战信心,同时组织民间救济救难,争取得到民众的同情与支持。对于非共产党系统的游击队,以民族大义为重,采用“杯酒言欢,化敌为友”的办法,消除隔阂,调停各方,“以中国人为本位,集中一切力量对付日本”^[22]。这些言行,获得了人民的信赖,同时也感动了不少士绅,得到了他们的支持。
        日伪以军事与政治并重的“清乡”运动,手段十分毒辣,尽管如此,得到民众广泛支持的中共抗日武装仍能进退自如。在吸取前几次反“清乡”斗争的经验后,新四军的反“清乡”策略越来越灵活。每当日伪军集结兵力,对“清乡”区实行合围清剿时,新四军主力早已跳到外线作战,而地下党组织则留在区内带领人民展开积极的反“清乡”斗争,他们一面利用合法手段,对日伪的“清乡”措施予以拖延和抵制,同时又领导武工队打击“清乡”骨干,镇压汉奸,制服伪军。1943年4月,日伪开始在苏北实施“清乡”,企图破坏新四军的苏中根据地。4月1日,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境内各据点的日伪军倾巢出动,向苏中四分区分进合击。抗日军民内外线紧密配合,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6月初,日伪开始政治“清乡”,妄图“六月强化启东,七月强化海门,八月强化南通,九月强化如皋”。新四军采用以武装斗争为主,结合群众性隐蔽斗争和合法斗争的方针,发动全民开展反对编组保甲和封锁的斗争。7月初,新四军主力之一部挺进南通地区,开展大规模破击战。迫使集中启东、海门之敌回援,其分区实行政治“清乡”的计划完全被打乱。苏中四分区群众,乘敌混乱之际,一个夜里即破坏封锁竹篱200余里。遭此打击后,日伪被迫改行所谓“机动清乡”。至10月份,又实行“延期清乡”三个月。然而,日伪的这些行动最后仍被抗日军民挫败^[23]。其他地区的“清乡”,同样遭到抗日军民的坚决反击而归于失败。
        华中沦陷区的爱国民众,还利用汪伪集团标榜继承民国法统的幌子,采用向政府上书的合法形式,揭露日汪的黑暗统治。汪伪政府出台后,向沦陷区民众加捐加税,横征暴敛,使民众无法生存,于是他们冒着遭受迫害的危险,联名向汪伪中央政府上书,揭露汪伪地方当局的苛政,呼吁减轻民众负担。这类上书遍及汪伪统治的各省市,如安徽滁县公民上书控诉县政府假借民意,征收警团捐;江苏盐城乡民呈报苏北税务黑暗情形,呼吁统一税务;江苏常熟乡民控诉当地乡长土豪苛征捐税,敲诈勒索;浙江萧山民众多次上书,控诉县乡政府苛征田赋,欺压农民;上海沪北区大场镇各商号联名呼吁,区署设卡征税,不堪负担,请求勒令停止征收;上海市民控诉日本人率领华工铲除田里豆苗,并强迫缴纳土地登记费。这些呈文,均是摆事实、讲道理,既揭露了日伪统治的黑暗,又使汪伪当局无把柄可抓。江苏崇明居民施静庵等联名向汪精卫提交的呈文,一开头即强调:“呈为苛捐杂税纷至沓来。上违国策,下迫民生,公恳迅予纠正制止,以苏民困而重政体事。”接着,抓住汪伪政府出台时曾作过的许诺,“国府还都,与民更始,首重安定民生,解除痛苦,定为国策,昭示遐迩,涸辙之鱼待救正殷”。而实际情况如何?沦陷后的崇明海岛,“生产不足于自赡,青黄不接之际,贫穷者恒食糠秕”。“而自上月开始举办清乡后,四周封锁,有天然之环海,益以人工之竹篱,耗全县数千百万支之竹竿,糜千万之币值,将以求全民众之安居乐业。墙壁标语朱墨巍然,讵料安业之境未得,剔括之税频出,多似过江之鲫,犹如雨后春笋。某税冠以财政部,某税冠以财政局,名称虽异,性质类同,纸张税与箔类税已相冲突,再加之以迷信捐,一纸之微,须完三种税捐”。“他如保甲捐。则按户征收,牙税则肩挑贸易必交税领证,所得税外再有营业税,统税之外复有附加税,屈计税捐名称达十余种之多。近又开征住房捐,闻以十万有奇之比额转辗承包,最后承包者以达五六十万元之包价”^[24]。如此厉害的苛捐杂税,确实令人咋舌。各地民众发出的公开呈文,实际上也是对日伪统治的有力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