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年代的广州时期,国民政府便聘有退役德国军官为军事顾问。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先后有过包尔(Max Bauer)、魏采尔(Georg Wetzell)、塞克特(Hans von Seeckt)和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各任总顾问,经双方的努力,那些以个人名义受聘于国民政府的德国军事顾问,已经在中、德两国军事合作、购料易货乃至政治关系领域,都起着十分特殊的重要作用。而在抗战初期,中、德关系走向倒退的过程中,双方围绕在华德国军事顾问应否被召回,有过不少的交涉。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之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曾密令各军事机关和有关部队,对于德国顾问可能将中国军事秘密供给日本之可能,注意加以防范,但旋撤销该密令。蒋介石亲颁谕令,应对德国军事顾问照常信用^[1]。德国军事顾问团总顾问法肯豪森曾北上保定,与中方指挥官共同研究华北对日作战的方案;在“八一三”战役期间,他又赴上海前线,协助指挥德式装备的第八十七、第八十八师作战。1938年台儿庄战役结束后,法肯豪森又偕其他顾问前往战地参观,并与白崇禧一起分析战况。另外,同年2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武昌设立战时将官研究班,德国军事顾问担任了主讲^[2]。当然,在国民政府看来,德国军事顾问所起的作用不仅是军事方面的,还具有维持对德关系的重要象征意义。
        德国政府之所以召回在华军事顾问,最初主要是来自日本的压力。1937年9月,日本就向德方提出交涉,称德国军事顾问介入了华北和上海两个战场中国军队对日军的战事,而法肯豪森本人则在上海指挥作战,要求德国政府召回在华顾问。当时德国方面抵制了日本的压力,驻华大使陶德曼便对日方的指责予以否认,称在华德国军事顾问只是从事教学和训练,并没有担任军队指挥或高级参谋,无论上海还是华北前线都没有德国顾问参与。陶德曼并向德国政府指出,如果召回在华顾问,就会导致两国关系的严重后果^[3]。同年10月15日,德国外交部长牛赖特还当面向中国大使程天放否认德国政府有召回在华顾问的打算,称只是要求在华顾问不要介入前线战事^[4]。
        待到1938年1月德国调停中日关系失败后,2月初日本政府就正式要求德方召回在华顾问。希特勒当局见承认伪满洲国并没有导致国民政府的强烈反应,便在亲日疏华的道路上越走越远。1938年3月初,德国单方面宣布中止双方在军官培养和训练方面的合作协议。4月下旬,德国政府又以对中日冲突保持中立政策为由,照知中方将召回在华德国军事顾问。当时包括法肯豪森在内,在华德国军事顾问有24人,另有若干名军械、军辅事务方面的顾问^[5]。当时意大利吞并阿比西尼亚,德国公开对捷克进行军事威胁,英、法试图加以反制。欧洲局势趋紧,使得德国进一步联日,中、德之间的交涉沟通更为困难。
        德国政府继承认伪满洲国之后不久就提出召回在华军事顾问,这使得国民政府对中、德关系的认识有了较清醒的认识。1938年5月4日,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全体会议上明确提出:德意不可恃,应倾向英、美、法、苏^[6]。但是,为阻止中、德关系的进一步恶化,中方还是尽了较大的外交努力。4月下旬德方提出召回军事顾问之后,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奉命立即向德国外交部交涉,指出德国军事顾问经中国政府聘用已久,他们在华服务只是私人行为,与德国政府的中立政策并不抵触,德方完全没有必要召回在华顾问。程天放进而指出,最近德国承认伪满政权,已对中德关系造成不良影响,如再召回在华顾问,必对两国邦交更为不利^[7]。4月底,在华德国顾问团总顾问法肯豪森通过陶德曼向德国政府提出不同意见,称:所有在汉口的以及在内地的德国顾问都只是在军校担任教官,没有任何顾问派往前线;依据个人合同,顾问在华服务要到1939年或1940年才满期限,如果单方面不履行合同,在法律上要承担责任,并且损失相应的薪金和回国的旅费;大部分顾问现在回国后都难以找到工作职位,而他们在华财产将蒙受损失;顾问团总部聘请的德籍女秘书也将无法筹得回国的旅费;因此,德国政府必须保证在华顾问以及眷属和女秘书的回国旅费,保证担负因毁弃合同所引起的所有损失^[8]。陶德曼本人也并不赞成立即撤回顾问团,担心德中关系更趋紧张。
        但是,德国政府已经决心召回在华顾问。5月13日,德国外交部通过驻华使馆命令法肯豪森:在华军事顾问必须尽早回国,德国政府打算支付他们的旅费和其他相关开支;但是如果在华德籍顾问拒绝回国,德国政府将予以严厉处置^[9]。5月21日,陶德曼又奉令向王宠惠提出,召回军事顾问是希特勒的命令,希中国政府解除与德国军事顾问间的契约,并尽快安排他们回国。王宠惠指出以下各点:中国国民必以为德国此举无异间接支持日本;从法律上言之,中日之间并没有宣战,并不适用于中立法;德国顾问系以私人资格在华服务,同法国、意大利和美国在华顾问一样,对各该本国政府并不承任何义务;也不介入实际军事行动。王宠惠希望德国政府予以慎重考虑^[10]。事实上,当时包括法肯豪森在内的一些德国顾问确曾向中方表示愿继续留在中国服务^[11]。5月底,王世杰也向陶德曼郑重提出,在召回军事顾问问题上,德国政府“应重视十数年来中德间之友感”^[12]。
        德国政府并不因为中方的再三要求而作罢。6月10日,德国外交部电令陶德曼,限中方在6月13日之前就德国顾问离华日期作出明确的答复。到了13日,德国外交部甚至要求陶德曼照知中方,如果不同意德国顾问回国,德国政府将召回驻华大使^[13]。6月14日,蒋介石在会见陶德曼时,同意大部分德国顾问将尽快离华返德,“告其解除顾问契约,我不愿其国民为中国关系而违反其政府命令也”;但提出有四五名顾问须暂不回国,以免泄露中方的军事秘密。陶德曼“因惧本国政府之谴责,仍以全体返国为请”^[14]。蒋介石一度仍不打算让步,“决令德顾问不得余命令不得离开职务”^[15],但德方继续一意孤行。21日,陶德曼转达了德国外交部命令在华德籍顾问尽速回国的电文,如不遵令办理,“即认为公然叛国,国内当即予以取销国籍及没收财产处分”。这对在华德国顾问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同日陶德曼还偕同法肯豪森向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徐谟声明:“如于六月二十三日(星期四)以前,中国国民政府对于全体德国顾问之即时离华不予明白表示同意,并担保该顾问等之离华(安全回国之意),则本大使奉令立即将所有职务移交于代办,离华返国。本大使又奉令表示下开意见:中德外交关系之是否继续维持或由我方(德方)予以断绝,须视关于顾问问题之以后发展而定。”^[16]这等于是借召回顾问问题向中方下达最后通牒。国民政府外交部于6月23日仍按照蒋介石的意见照会德国大使馆,即同意解除与德国顾问的聘用合同,允许这些顾问回国,但有五六位德国顾问须在了结未尽事务后,再离华回国^[17]。陶德曼即表示他将不得不离华回国。6月24日,里宾特洛甫借口中方没有在规定期限内明确同意让所有德国顾问回国,于是下令召回陶德曼。6月26日,陶德曼便仓促离开汉口返德。6月28日,国民政府终于同意全部德国军事顾问离华。但是,中方的最终让步没有能够使得陶德曼重返中国。陶德曼原为驻华公使,1935年中德关系升格至大使级后,陶德曼为德国首任驻华大使,但也是最后一位德国大使。1938年10月汉口失陷前夕,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主要机构均迁往重庆。当时美国、英国、苏联、法国等驻华使馆都相应迁至重庆,但德国使馆却安置于上海,在重庆仅设使馆的下属机构。然而,德国政府意欲借召回军事顾问一事,继续恶化与中国的关系。
        在华德国军事顾问虽以退役军官和个人名义受聘于国民政府,但却是中德军事合作的一大标志,其中不少人与德国大军火商甚至政府军工部门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对德国政府的相关政策有着不小的影响力,还直接帮助中方在德订货和运华。“德国军火在华所以能够找到这么大的市场,与德国军事顾问的存在有密切的关联”。“所以德国商人明瞭,如果仍然打算与中国进行军火贸易,就不可能撤回军事顾问”^[18]。德国军事顾问被强行召回,既说明了德国政府远东政策亲日疏华的大势已定,更意味着两国军事和经贸合作关系将出现大的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