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以接收为重点的战略方针
战后初期国民党的基本战略方针,就是以恢复交通为主旨,将其军队向全国推进,控制要点要线,占据有利的战略地位,压迫中共妥协。所谓恢复交通,主要是铁路交通,因为空运数量有限,公路或水路运输又缓不济急,只有恢复铁路交通,国民党的军队才可以运动自如,接收、复员、遣返等等才可以顺利进行,因此在战后最初一段时间里,国民党军队基本是沿铁路线向各地尤其是华北推进。但因为国共双方未就接收问题达成妥协,国民党实行此一方针的结果,必然造成其军队在向前推进过程中,与铁路沿线的中共军队发生军事冲突,孕育着内战的极大危险。
据李宗仁回忆,还在抗战临近结束之时,他曾向蒋介石建议,战后应令日军就地维持治安和交通,对沦陷区的接收采用“后浪推前浪”的方法,即以驻豫、皖、苏的部队向鲁、冀推进,驻晋、绥的部队向察哈尔推进,再以后方部队接替上述部队防地,以便尽快接收华北,防止中共捷足先登。但蒋介石为了防止非嫡系部队先入华北,调远在大西南的嫡系部队前往接收,致时间迟缓,落在了中共后面[1]。
8月12日,唐纵将侍从室拟订的《日本投降后我方处置之意见具申》交给蒋介石,该文件对军事方面提出了八项意见,主要内容为: 1.为防止奸伪乘机进占重要城市与收编敌伪武装及为尔后恢复沦陷区秩序起见,似应发动全线部队从速推进,并特别派遣部队进据各重要据点; 2.饬各战区向上海、南京、北平、天津、广州、武汉、徐州、青岛、济南、东北等地推进; 3.向美国交涉空运及海运,以为接受日本投降,收复华北打击奸伪企图作准备[2]。副参谋总长白崇禧观察形势后亦提出四点建议: 1.请迅速由陆空两途推进,派遣部队控制要点,以免归顺或观望之伪军,被奸党威胁利诱; 2.请迅即发表北平行营命令,以便先遣要员,率一小部空运部队早达平津,指挥先遣军及伪军,巩固要点,控制机场及海口,以保持交通联络,并安定民心及归顺军之军心; 3.令由行营指挥河北滦东一带归顺之伪军,布防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之线,以防奸军东窜,渗入东北境内,夺取伪械,发展组织。因苏军进入伪满境内,其撤退完毕有三个月以内之时间,倘此时,如任奸军渗入,苏军以不干涉内政为口实,恐不至拒止,我对奸军投鼠忌器,东北环境恐日趋困难矣; 4.黄河以北,党政军各机关渐次向北推进,联络通信既已困难,协同一致亦属不易,请划定行营管辖区域及所属战区,俾便督导指挥[3]。这些建议的重点都在于尽力限制中共力量的发展。
8月18日,蒋介石命令何应钦:“在办理接受敌军投降期间,秉承本委员长之指示,调动部队,占领中国战区内各军事、政治、经济、交通要点及要港,构成处理敌军及恢复全般秩序之有利态势。”22日,又令各部队“迅速行动,以争取时间”,为此下令:预定空运部队,应立即向机场所在地集结。其余部队,除残留必要部队维持辖境区内之治安外,一切应尽可能即向指定目标挺进;各挺进部队之番号、目标、路线,由何总司令及各战区长官指定克日行动,不必反复请示[4]。9月2日,何应钦遵蒋令发出指示,要求各部队以接收名义“急向所规定之受降地点挺进,并尽先以一部接收日军撤离之地区,主力迅速进驻日军投降集中地区之附近,完成一切受降准备”;“受降地点以外之重要城市之据点,应迅速以有力部队接防控置之”;“奸匪活动地域,应集中优势兵力择要封锁之”[5]。何首先部署对于全国二十七处大城市和战略要点,即南京、上海、杭州、北平、天津、广州、武汉、长沙、南昌、九江、安庆、徐州、济南、青岛、郑州、洛阳、石家庄、太原、大同、归绥、包头、张家口、承德、赤峰、多伦、古北口、山海关,“须于解除日军武装之同时,即能完全掌握之,以期受降事宜得以顺利进行,及各地治安得以早日恢复”[6]。
对于国民党而言,最为关注的是长江以北地区,尤其是华北与东北,因为长江以南地区“实力雄厚,党政力量亦能配合,尚不十分严重”,而华北地区中共部队“深入陷区,易制先机,控制交通,接近敌区,便于受降收械”[7]。但是国民党主力部队偏处后方,运送需时,因此国民党最初主要是利用日伪军暂时控制要点,以待其军队的到达。具体作法是,在部署受降时,“不先占领敌军指挥机关”,而是暂时保持其建制,利用其力量控制要点要线,等待接收军队的到达[8]。各战区接收指挥机构无不要求日军:保持原有态势,在接防前不得移动,并须继续维持地方治安及一切交通通讯,等待接收;不得交由非指定部队接收或占领与破坏,否则应负责任;如有匪徒伪军企图接收或占领破坏时,日军应即加以制止[9]。对于华北各省的接收,何应钦要求冈村宁次:“查河北山东两省因指定接收部队尚未到达,土匪乘机蜂起,势益猖獗。着该两省境内日军暂缓集中,仍应保持以前态势,负责巩固要点要线,恢复铁道交通,并维持地方秩序。俟各该区内指定接收部队全部到达,就日军态势逐次接防,逐次缴械。”对于北平日军准备撤出城外的举动,何应钦令冈村宁次转令根本博“严密注意,并对北平之治安及华北各要地与重要城镇及交通线等,在孙长官连仲之部队未到达及正式接收以前,务须确保,并维护地方秩序为要”[10]。在察哈尔省会张家口被中共军队占领后,何应钦即致电冈村宁次,要求他“立即查明张家口究被何项部队占领,如果属实,贵官及当地日军长官应负其责”。冈村宁次表示,此种行动为苏、蒙军所为,“我方难于现地处理,故有必要时,作为贵方之要求事项,请中央作为联合国全般之问题,向苏联国方面接洽处理”[11]。在山东,省长何思源要求日军“协助维持山东治安及现在态势”,并完全依赖日军的接应才得以于9月1日打破中共部队的围困,自章丘进入济南[12]。在山西,阎锡山因为兵力不足,索性大规模利用日军,南北自灵石到大同,东西自沁县到汾阳,“皆依赖日军护路”,“且皆凭日军为之固守也”[13]。
利用日军毕竟受到许多限制,为了应付自身兵力不足以迅速展开的处境,蒋介石在日本投降之初即命令各地伪军,“应就现驻地点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保护人民。各伪军尤应乘机赎罪,努力自新,非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移动驻地,并不得受未经本委员长许可之收编”①。在蒋的命令下,伪军被赋予占领要点要线、保护交通通讯、监视敌人、维持治安等重要任务。如任援道的伪第一方面军成为南京先遣军、苏浙先遣军,周佛海的税警团成为军委会上海行动总队,华北伪军则给以新编第一至十路的名义,其他地区的伪军也多给以先遣军、挺进军的名义。这些伪军堂而皇之成为“国军”,较之日军更易运用②。然而在抗战胜利的大环境下,伪军普遍无心继续作战,而且其多数部队的战斗力也不强,因此国民党在战后争夺华北优势地位的斗争中,大城市依靠空运尚可维持,而广大地方则只能等待接收部队的陆续北上。
就国民党军在华北的行动而言,第一战区胡宗南部、第二战区阎锡山部和第十二战区傅作义部由于位置靠近华北日占区,因此出动的也最快。得知日本投降的消息后,阎锡山立即在8月11日召开所部干部会议,决定采取各项紧急措施:1.派楚溪春率军向太原前进;2.电赵承绶速赴太原与苏体仁并日酋澄田联系; 3.电史泽波抢占上党; 4.电王靖国即赴临汾; 5.电高倬之即与日军联络进入运城。8月18日,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楚溪春部进入太原,30日阎锡山到达太原[14]。在绥远,8月11日,傅作义下令“绥西部队积极向东挺进”,并令马占山部“相机收复各县城,不得再任奸军占领,并选地集结,防止奸军北窜,候与进出绥包部队确实联系后再向察北、东北前进”[15]。18日,傅部暂三军进占归绥,28日傅总部到达归绥,随后继续沿平绥路向东扩展,9月初已经打通了平绥路的归绥至大同段。在西安,8月13日,胡宗南奉蒋介石令,以四个军驻守关中,以六个军入晋,与第二战区切取联系[16]。9月3日,胡部第三十八军到达郑州,8日,第四十军到达新乡,第三军和十六军则自韩城渡黄河入晋,沿同蒲路北上,10月18日到达石家庄,改归第十一战区指挥。此外,李延年指挥的第十二军自徐州沿津浦线进入济南,九十六、五十一、七十七军随后进至山东兖州、泰安等地,九十七军进至徐州北韩庄地区,李品仙部第七军和四十八军则沿津浦线自蚌埠向徐州前进。国民党军向华北的进军形成了自北、西、南三个方向,以平、津、济等大城市为中心的向心推进。
由于中共部队沿铁路线的阻击,9月以后国民党军向华北的推进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察、热两省基本由中共控制,冀、晋、绥、鲁等省和豫北、皖北、苏北只能接收省会和大中城市。针对接收中出现的新形势,唐纵判断中共“所持谈判之方针,拖延时间和缓各方空气,以期转移兵力于华北乘势进入东北造成新割据局面”,因此拟定意见为:向美国大量接洽飞机船舶;于九、十两月之内,将预定国军全部输送于京、沪、平、津、东北各要地;构成点线,再扩张面;在华北筑成两条长城线,一自津沽而至平绥包头之线,一自青岛济南而至石家庄太原之线,以抑制中共军事之发展;同时研究地方行政战斗体制以抑制其地下组织[17]。10月13日,蒋介石给各战区长官发电,进行战争动员,电文称:“查抗战胜利,日寇投降,亟应从速建设以完成抗战大业。乃奸匪竟乘机侵入城市,破坏交通,企图破坏统一以遂其割据之阴谋。若不速予剿除,不仅抗战八年前功尽失,且必遗害无穷,使中华民族永无复兴之望。我辈将士何以对危难之同胞,更何以对阵亡之将士?贵长官所部自抗战以还,迭著勋功,党国依为长城,中正尤寄厚望。此次剿共为人民幸福之所系,务本以往抗战之精神,遵照中正所订《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其功于国家者必得膺赐,其迟滞贻误者当必执法以罪,希转饬所属剿共部队官兵一体悉遵为要。”[18]由于蒋的态度,部分国民党高级将领对“剿共”颇为积极。军令部长徐永昌让下属拟出全盘“防剿”共党部署,于10月底连续与蒋介石商讨如何进行。杜聿明曾向蒋介石建议:“国军这次接收敌占领区,在解除日寇武装的同时,请令大军所至各地,将共产党的武装游击队一律肃清,以消除今后建国之后患。”胡宗南亦在11月的复员整军会议期间向蒋献言:“连日恭聆训示对现时剿匪颇有忧疑,如以管见:一、官兵副食如能维持……则逃兵减少,士气旺盛,成功极易;二、请亲临西安或太原则军心士气必振。补给、交通、通讯、卫生等解决,陆空联络解决,军民配合解决,一年工作,半年决可完成,时间缩短,苏俄虽欲援助共匪,亦不易也。”[19]在蒋的命令下,国民党军在华北各主要铁路沿线与中共部队发生较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在华中,国民党军则着重于“围剿散匪”,“清剿任务,改由第五战区刘(峙)长官负责”,刘峙即命令“各部队应以三分之一兵力担任交通警备,在各该辖线三十里以内不得有奸匪存在。以三分之二兵力担任进剿,协助友军歼灭本战区所有之奸匪”[20]。
国民党军以接收为中心的军事进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的支持。美国的支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为国民党政府军调动提供空中与海上运输,没有这种大规模的运输,国民党军队就不可能迅速确定在全国各地尤其是华北的优势地位;其二是以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华北的登陆,为国民党提供直接的支持。所有这些支持,都是以同盟国统一安排、援助中国接收、进行战争善后的名义进行。用美国总统杜鲁门的话说是,“蒋介石需要我们的帮助,运送他的军队到日本主要部队准备投降的地点。否则,中共就会得到日军的武器,并且占领日本人控制的地区”[21]。
美国对国民党军的海空运输计划于抗战胜利前即已决定,并在战后开始实施。7月31日,蒋介石和宋子文与魏德迈达成了一项原则协议,美国将帮助国民党占领华北的关键港口和城市,美国海军陆战队和其他部队将据守战略要点,直到中国正规军可以控制这些要点为止。日本决定投降的当天,8月10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命令魏德迈:“你应该援助中国中央政府迅速运送政府军到各关键地点”,“美国太平洋战区的力量应准备尽可能迅速地控制中国关键港口和交通要点”[22]。9月间,美国第十和第十四航空队开始空运新六军自芷江到南京,随后第九十二、九十四军10月间自汉口、柳州空运至北平和上海(九十四军其后又空运至天津);海运第十三、五十二军11月上中旬自九龙、海防到秦皇岛,第七十、六十二军10月下旬、11月下旬自宁波、海防到台湾,第八军11月中旬自九龙到青岛[23]。9月间,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五万余人先后在华北塘沽、秦皇岛、青岛等地登陆,并进入北平和天津以及北宁铁路沿线各点,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占领并确保华北若干指定港口和机场,以便利中国政府军进入这些地区;协助对日军的受降并解除其武装;确保对投降部队及其装备的控制与安全,并尽其可能移交给中国当局。此外,他们还受命保护北宁铁路塘沽至秦皇岛段、开滦煤矿的安全。而且根据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给驻华美军的指令,美军占领的地区只能移交给中国国民政府。连同以往驻在中国的美军,在华美军总数最多时达到十一万余人。这些对于亟须确立对华北控制并进而自此进军东北的国民党而言,对于稳定迫切需要煤炭供应的长江流域地区的经济形势,都是极端重要的[24]。
但是美国的政策和国民党的要求并不总是一致的。蒋介石注重于建立国民党在全国的优势地位,主张向东北运送相当军队,而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认为国民党应该首先巩固华北。魏德迈在给华盛顿当局的报告中作出这样的结论:1.如果委员长接受外国行政和技术人员的帮助,通过正直而富于进取心的官员进行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他将能够稳定南中国的局势;2.除非他和中共达成一个满意的解决办法,并现实地遵循之,他将不可能在几个月甚至几年内稳定华北局势;3.除非他和俄国及中共达成一个满意的协议,他将不可能在若干年内占领满洲。因此他向蒋建议,首先集中力量控制华北,同时进行政治和行政改革,清除官吏的贪污腐败行为[25]。也许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11月19日,驻华美军总部突然拒绝继续海运国民党军北上,蒋向魏德迈询问原因不得要领,只好立即致电杜鲁门,电称华北接收任务“必须再增运五个军之兵力”,“余兹紧急吁请贵国早日供给达成此重要任务所需之船只”。为了缓和美国舆论对美国卷入中国内战的担心,蒋在电文中表示,“贵国人民关怀贵国军队有牵涉中国内部战争之可能性一点,敝国人民完全了解,余诚盼经中国已往八年抗战及牺牲所获取之胜利之果,得在一建设之时期内享受之,并得由此瞻望一充满自由、民主、繁荣、发展之和平康乐时代”[26]。在某种程度上,当国民党与美国的意见不一时,美国人便将军运视为压国民党的一种手段,蒋介石对此虽屡有怨言[27],但迫于形势,也只能与美国周旋,而美国的总体战略仍是支持国民党,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矛盾尚处于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11月21日,蒋介石告诉魏德迈,政府军在东北只准备进至锦州,以为以后的行动留下一个方便的基地,但政府军的力量无法应付目前的华北局势,再次要求美国加运五个军到华北。魏德迈认为,加运军队一事确实十分必要,他已向美国政府建议,要么进一步援助中国,要么撤出全部美国军队。他还建议蒋可以向联合国求援,在能够确实接收东北前,将其置于国际共管之下,否则苏联将在东北扶植一个缓冲政权。蒋表示在他作出决定前,将考虑美国的意见,但他怀疑此举的可行性[28]。就魏德迈本人而言,他虽然不赞成国民党军队立即进入东北,但对于支持其控制华北则是完全赞成的,但他不想在没有得到华盛顿明确授权的情况下,承担美国卷入中国事务可能带来的后果。美国军方则反对任何放弃华北和满洲的计划,认为从长远的军事观点看问题,远东有利于美国的最为重要的军事因素,就是一个统一的、包括满洲的、对美国友好的中国,蒋介石的地位并非完全没有希望,美国的援助和承诺将给予国民党抵抗共产党的决心,因此应该向蒋提供除了加派美国战斗部队以外的一切必要援助。11月27日,美国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联席会议为美国对华政策确定了大致轮廓,即继续维持驻华美国海军陆战队,为国民党运送军队去华北和满洲,同时努力促成政治解决和停战[29]。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基点和矛盾,从美国当局这种既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的努力,又企图将中国问题约束在中国国内和政治层面的政策中,可以找到全部答案,这也是其后马歇尔来华调停的出发点。
到1945年底,国民党军队以接收为中心的全国战略部署,因为运输问题及中共部队的抵抗,未能达成其预期目标。当时的军政部军务署署长郭汝瑰以后在其回忆录中评论为,“蒋介石自以为垄断受降,便可达到独吞胜利果实之目的,殊一拥而上,争夺城市,导致到处出击,弊多力分,处处被动,战略上也就伏下了败亡因素”[30]。
据李宗仁回忆,还在抗战临近结束之时,他曾向蒋介石建议,战后应令日军就地维持治安和交通,对沦陷区的接收采用“后浪推前浪”的方法,即以驻豫、皖、苏的部队向鲁、冀推进,驻晋、绥的部队向察哈尔推进,再以后方部队接替上述部队防地,以便尽快接收华北,防止中共捷足先登。但蒋介石为了防止非嫡系部队先入华北,调远在大西南的嫡系部队前往接收,致时间迟缓,落在了中共后面[1]。
8月12日,唐纵将侍从室拟订的《日本投降后我方处置之意见具申》交给蒋介石,该文件对军事方面提出了八项意见,主要内容为: 1.为防止奸伪乘机进占重要城市与收编敌伪武装及为尔后恢复沦陷区秩序起见,似应发动全线部队从速推进,并特别派遣部队进据各重要据点; 2.饬各战区向上海、南京、北平、天津、广州、武汉、徐州、青岛、济南、东北等地推进; 3.向美国交涉空运及海运,以为接受日本投降,收复华北打击奸伪企图作准备[2]。副参谋总长白崇禧观察形势后亦提出四点建议: 1.请迅速由陆空两途推进,派遣部队控制要点,以免归顺或观望之伪军,被奸党威胁利诱; 2.请迅即发表北平行营命令,以便先遣要员,率一小部空运部队早达平津,指挥先遣军及伪军,巩固要点,控制机场及海口,以保持交通联络,并安定民心及归顺军之军心; 3.令由行营指挥河北滦东一带归顺之伪军,布防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之线,以防奸军东窜,渗入东北境内,夺取伪械,发展组织。因苏军进入伪满境内,其撤退完毕有三个月以内之时间,倘此时,如任奸军渗入,苏军以不干涉内政为口实,恐不至拒止,我对奸军投鼠忌器,东北环境恐日趋困难矣; 4.黄河以北,党政军各机关渐次向北推进,联络通信既已困难,协同一致亦属不易,请划定行营管辖区域及所属战区,俾便督导指挥[3]。这些建议的重点都在于尽力限制中共力量的发展。
8月18日,蒋介石命令何应钦:“在办理接受敌军投降期间,秉承本委员长之指示,调动部队,占领中国战区内各军事、政治、经济、交通要点及要港,构成处理敌军及恢复全般秩序之有利态势。”22日,又令各部队“迅速行动,以争取时间”,为此下令:预定空运部队,应立即向机场所在地集结。其余部队,除残留必要部队维持辖境区内之治安外,一切应尽可能即向指定目标挺进;各挺进部队之番号、目标、路线,由何总司令及各战区长官指定克日行动,不必反复请示[4]。9月2日,何应钦遵蒋令发出指示,要求各部队以接收名义“急向所规定之受降地点挺进,并尽先以一部接收日军撤离之地区,主力迅速进驻日军投降集中地区之附近,完成一切受降准备”;“受降地点以外之重要城市之据点,应迅速以有力部队接防控置之”;“奸匪活动地域,应集中优势兵力择要封锁之”[5]。何首先部署对于全国二十七处大城市和战略要点,即南京、上海、杭州、北平、天津、广州、武汉、长沙、南昌、九江、安庆、徐州、济南、青岛、郑州、洛阳、石家庄、太原、大同、归绥、包头、张家口、承德、赤峰、多伦、古北口、山海关,“须于解除日军武装之同时,即能完全掌握之,以期受降事宜得以顺利进行,及各地治安得以早日恢复”[6]。
对于国民党而言,最为关注的是长江以北地区,尤其是华北与东北,因为长江以南地区“实力雄厚,党政力量亦能配合,尚不十分严重”,而华北地区中共部队“深入陷区,易制先机,控制交通,接近敌区,便于受降收械”[7]。但是国民党主力部队偏处后方,运送需时,因此国民党最初主要是利用日伪军暂时控制要点,以待其军队的到达。具体作法是,在部署受降时,“不先占领敌军指挥机关”,而是暂时保持其建制,利用其力量控制要点要线,等待接收军队的到达[8]。各战区接收指挥机构无不要求日军:保持原有态势,在接防前不得移动,并须继续维持地方治安及一切交通通讯,等待接收;不得交由非指定部队接收或占领与破坏,否则应负责任;如有匪徒伪军企图接收或占领破坏时,日军应即加以制止[9]。对于华北各省的接收,何应钦要求冈村宁次:“查河北山东两省因指定接收部队尚未到达,土匪乘机蜂起,势益猖獗。着该两省境内日军暂缓集中,仍应保持以前态势,负责巩固要点要线,恢复铁道交通,并维持地方秩序。俟各该区内指定接收部队全部到达,就日军态势逐次接防,逐次缴械。”对于北平日军准备撤出城外的举动,何应钦令冈村宁次转令根本博“严密注意,并对北平之治安及华北各要地与重要城镇及交通线等,在孙长官连仲之部队未到达及正式接收以前,务须确保,并维护地方秩序为要”[10]。在察哈尔省会张家口被中共军队占领后,何应钦即致电冈村宁次,要求他“立即查明张家口究被何项部队占领,如果属实,贵官及当地日军长官应负其责”。冈村宁次表示,此种行动为苏、蒙军所为,“我方难于现地处理,故有必要时,作为贵方之要求事项,请中央作为联合国全般之问题,向苏联国方面接洽处理”[11]。在山东,省长何思源要求日军“协助维持山东治安及现在态势”,并完全依赖日军的接应才得以于9月1日打破中共部队的围困,自章丘进入济南[12]。在山西,阎锡山因为兵力不足,索性大规模利用日军,南北自灵石到大同,东西自沁县到汾阳,“皆依赖日军护路”,“且皆凭日军为之固守也”[13]。
利用日军毕竟受到许多限制,为了应付自身兵力不足以迅速展开的处境,蒋介石在日本投降之初即命令各地伪军,“应就现驻地点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保护人民。各伪军尤应乘机赎罪,努力自新,非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移动驻地,并不得受未经本委员长许可之收编”①。在蒋的命令下,伪军被赋予占领要点要线、保护交通通讯、监视敌人、维持治安等重要任务。如任援道的伪第一方面军成为南京先遣军、苏浙先遣军,周佛海的税警团成为军委会上海行动总队,华北伪军则给以新编第一至十路的名义,其他地区的伪军也多给以先遣军、挺进军的名义。这些伪军堂而皇之成为“国军”,较之日军更易运用②。然而在抗战胜利的大环境下,伪军普遍无心继续作战,而且其多数部队的战斗力也不强,因此国民党在战后争夺华北优势地位的斗争中,大城市依靠空运尚可维持,而广大地方则只能等待接收部队的陆续北上。
就国民党军在华北的行动而言,第一战区胡宗南部、第二战区阎锡山部和第十二战区傅作义部由于位置靠近华北日占区,因此出动的也最快。得知日本投降的消息后,阎锡山立即在8月11日召开所部干部会议,决定采取各项紧急措施:1.派楚溪春率军向太原前进;2.电赵承绶速赴太原与苏体仁并日酋澄田联系; 3.电史泽波抢占上党; 4.电王靖国即赴临汾; 5.电高倬之即与日军联络进入运城。8月18日,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楚溪春部进入太原,30日阎锡山到达太原[14]。在绥远,8月11日,傅作义下令“绥西部队积极向东挺进”,并令马占山部“相机收复各县城,不得再任奸军占领,并选地集结,防止奸军北窜,候与进出绥包部队确实联系后再向察北、东北前进”[15]。18日,傅部暂三军进占归绥,28日傅总部到达归绥,随后继续沿平绥路向东扩展,9月初已经打通了平绥路的归绥至大同段。在西安,8月13日,胡宗南奉蒋介石令,以四个军驻守关中,以六个军入晋,与第二战区切取联系[16]。9月3日,胡部第三十八军到达郑州,8日,第四十军到达新乡,第三军和十六军则自韩城渡黄河入晋,沿同蒲路北上,10月18日到达石家庄,改归第十一战区指挥。此外,李延年指挥的第十二军自徐州沿津浦线进入济南,九十六、五十一、七十七军随后进至山东兖州、泰安等地,九十七军进至徐州北韩庄地区,李品仙部第七军和四十八军则沿津浦线自蚌埠向徐州前进。国民党军向华北的进军形成了自北、西、南三个方向,以平、津、济等大城市为中心的向心推进。
由于中共部队沿铁路线的阻击,9月以后国民党军向华北的推进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察、热两省基本由中共控制,冀、晋、绥、鲁等省和豫北、皖北、苏北只能接收省会和大中城市。针对接收中出现的新形势,唐纵判断中共“所持谈判之方针,拖延时间和缓各方空气,以期转移兵力于华北乘势进入东北造成新割据局面”,因此拟定意见为:向美国大量接洽飞机船舶;于九、十两月之内,将预定国军全部输送于京、沪、平、津、东北各要地;构成点线,再扩张面;在华北筑成两条长城线,一自津沽而至平绥包头之线,一自青岛济南而至石家庄太原之线,以抑制中共军事之发展;同时研究地方行政战斗体制以抑制其地下组织[17]。10月13日,蒋介石给各战区长官发电,进行战争动员,电文称:“查抗战胜利,日寇投降,亟应从速建设以完成抗战大业。乃奸匪竟乘机侵入城市,破坏交通,企图破坏统一以遂其割据之阴谋。若不速予剿除,不仅抗战八年前功尽失,且必遗害无穷,使中华民族永无复兴之望。我辈将士何以对危难之同胞,更何以对阵亡之将士?贵长官所部自抗战以还,迭著勋功,党国依为长城,中正尤寄厚望。此次剿共为人民幸福之所系,务本以往抗战之精神,遵照中正所订《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其功于国家者必得膺赐,其迟滞贻误者当必执法以罪,希转饬所属剿共部队官兵一体悉遵为要。”[18]由于蒋的态度,部分国民党高级将领对“剿共”颇为积极。军令部长徐永昌让下属拟出全盘“防剿”共党部署,于10月底连续与蒋介石商讨如何进行。杜聿明曾向蒋介石建议:“国军这次接收敌占领区,在解除日寇武装的同时,请令大军所至各地,将共产党的武装游击队一律肃清,以消除今后建国之后患。”胡宗南亦在11月的复员整军会议期间向蒋献言:“连日恭聆训示对现时剿匪颇有忧疑,如以管见:一、官兵副食如能维持……则逃兵减少,士气旺盛,成功极易;二、请亲临西安或太原则军心士气必振。补给、交通、通讯、卫生等解决,陆空联络解决,军民配合解决,一年工作,半年决可完成,时间缩短,苏俄虽欲援助共匪,亦不易也。”[19]在蒋的命令下,国民党军在华北各主要铁路沿线与中共部队发生较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在华中,国民党军则着重于“围剿散匪”,“清剿任务,改由第五战区刘(峙)长官负责”,刘峙即命令“各部队应以三分之一兵力担任交通警备,在各该辖线三十里以内不得有奸匪存在。以三分之二兵力担任进剿,协助友军歼灭本战区所有之奸匪”[20]。
国民党军以接收为中心的军事进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的支持。美国的支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为国民党政府军调动提供空中与海上运输,没有这种大规模的运输,国民党军队就不可能迅速确定在全国各地尤其是华北的优势地位;其二是以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华北的登陆,为国民党提供直接的支持。所有这些支持,都是以同盟国统一安排、援助中国接收、进行战争善后的名义进行。用美国总统杜鲁门的话说是,“蒋介石需要我们的帮助,运送他的军队到日本主要部队准备投降的地点。否则,中共就会得到日军的武器,并且占领日本人控制的地区”[21]。
美国对国民党军的海空运输计划于抗战胜利前即已决定,并在战后开始实施。7月31日,蒋介石和宋子文与魏德迈达成了一项原则协议,美国将帮助国民党占领华北的关键港口和城市,美国海军陆战队和其他部队将据守战略要点,直到中国正规军可以控制这些要点为止。日本决定投降的当天,8月10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命令魏德迈:“你应该援助中国中央政府迅速运送政府军到各关键地点”,“美国太平洋战区的力量应准备尽可能迅速地控制中国关键港口和交通要点”[22]。9月间,美国第十和第十四航空队开始空运新六军自芷江到南京,随后第九十二、九十四军10月间自汉口、柳州空运至北平和上海(九十四军其后又空运至天津);海运第十三、五十二军11月上中旬自九龙、海防到秦皇岛,第七十、六十二军10月下旬、11月下旬自宁波、海防到台湾,第八军11月中旬自九龙到青岛[23]。9月间,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五万余人先后在华北塘沽、秦皇岛、青岛等地登陆,并进入北平和天津以及北宁铁路沿线各点,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占领并确保华北若干指定港口和机场,以便利中国政府军进入这些地区;协助对日军的受降并解除其武装;确保对投降部队及其装备的控制与安全,并尽其可能移交给中国当局。此外,他们还受命保护北宁铁路塘沽至秦皇岛段、开滦煤矿的安全。而且根据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给驻华美军的指令,美军占领的地区只能移交给中国国民政府。连同以往驻在中国的美军,在华美军总数最多时达到十一万余人。这些对于亟须确立对华北控制并进而自此进军东北的国民党而言,对于稳定迫切需要煤炭供应的长江流域地区的经济形势,都是极端重要的[24]。
但是美国的政策和国民党的要求并不总是一致的。蒋介石注重于建立国民党在全国的优势地位,主张向东北运送相当军队,而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认为国民党应该首先巩固华北。魏德迈在给华盛顿当局的报告中作出这样的结论:1.如果委员长接受外国行政和技术人员的帮助,通过正直而富于进取心的官员进行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他将能够稳定南中国的局势;2.除非他和中共达成一个满意的解决办法,并现实地遵循之,他将不可能在几个月甚至几年内稳定华北局势;3.除非他和俄国及中共达成一个满意的协议,他将不可能在若干年内占领满洲。因此他向蒋建议,首先集中力量控制华北,同时进行政治和行政改革,清除官吏的贪污腐败行为[25]。也许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11月19日,驻华美军总部突然拒绝继续海运国民党军北上,蒋向魏德迈询问原因不得要领,只好立即致电杜鲁门,电称华北接收任务“必须再增运五个军之兵力”,“余兹紧急吁请贵国早日供给达成此重要任务所需之船只”。为了缓和美国舆论对美国卷入中国内战的担心,蒋在电文中表示,“贵国人民关怀贵国军队有牵涉中国内部战争之可能性一点,敝国人民完全了解,余诚盼经中国已往八年抗战及牺牲所获取之胜利之果,得在一建设之时期内享受之,并得由此瞻望一充满自由、民主、繁荣、发展之和平康乐时代”[26]。在某种程度上,当国民党与美国的意见不一时,美国人便将军运视为压国民党的一种手段,蒋介石对此虽屡有怨言[27],但迫于形势,也只能与美国周旋,而美国的总体战略仍是支持国民党,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矛盾尚处于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11月21日,蒋介石告诉魏德迈,政府军在东北只准备进至锦州,以为以后的行动留下一个方便的基地,但政府军的力量无法应付目前的华北局势,再次要求美国加运五个军到华北。魏德迈认为,加运军队一事确实十分必要,他已向美国政府建议,要么进一步援助中国,要么撤出全部美国军队。他还建议蒋可以向联合国求援,在能够确实接收东北前,将其置于国际共管之下,否则苏联将在东北扶植一个缓冲政权。蒋表示在他作出决定前,将考虑美国的意见,但他怀疑此举的可行性[28]。就魏德迈本人而言,他虽然不赞成国民党军队立即进入东北,但对于支持其控制华北则是完全赞成的,但他不想在没有得到华盛顿明确授权的情况下,承担美国卷入中国事务可能带来的后果。美国军方则反对任何放弃华北和满洲的计划,认为从长远的军事观点看问题,远东有利于美国的最为重要的军事因素,就是一个统一的、包括满洲的、对美国友好的中国,蒋介石的地位并非完全没有希望,美国的援助和承诺将给予国民党抵抗共产党的决心,因此应该向蒋提供除了加派美国战斗部队以外的一切必要援助。11月27日,美国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联席会议为美国对华政策确定了大致轮廓,即继续维持驻华美国海军陆战队,为国民党运送军队去华北和满洲,同时努力促成政治解决和停战[29]。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基点和矛盾,从美国当局这种既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的努力,又企图将中国问题约束在中国国内和政治层面的政策中,可以找到全部答案,这也是其后马歇尔来华调停的出发点。
到1945年底,国民党军队以接收为中心的全国战略部署,因为运输问题及中共部队的抵抗,未能达成其预期目标。当时的军政部军务署署长郭汝瑰以后在其回忆录中评论为,“蒋介石自以为垄断受降,便可达到独吞胜利果实之目的,殊一拥而上,争夺城市,导致到处出击,弊多力分,处处被动,战略上也就伏下了败亡因素”[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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