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谈判结束后,社会各界所期待的和平局面并未出现,相反,“一个为我们所最忧虑的、所最厌恶的、所最恐惧的大祸,终于无端的飞临在我们的头顶上盘旋着”。这个“大祸”就是“中国有史以来空前大规模的内战”^[1]。
        国内愈演愈烈的内战局势,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不满与担心,刚刚赢得了抗战胜利的中国人民,亟须休养生息,不愿见到战争的重演,因此社会各界和舆论界一片反对内战之声。据《新华日报》11月所载,就有第三党、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等六团体、全国工业协会等三团体、中国妇女联谊会、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中国民主实践社、《中华论坛》等二十六家杂志、陪都各界反对内战联合会以及重庆、成都大学生呼吁和平、反对内战的宣言、言论发表。他们一致的要求是:内战必先停止,是非再付公论。政治问题必须用政治的方法来解决,并且必须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2]。中间派代表民主同盟亦积极反对内战。民盟负责人黄炎培于10月30日致函国共两党和谈代表:“各报发表收复区军队双方冲突,益趋激烈,各方关心国事者,一致惊讶。”他提出:双方电令部队立即停止冲突,听候解决;组织包括各方人员参加的调查团,前往冲突地点,调查真相,或就地商决,或电报中央商谈解决。“至一切基本问题,恐须有待于政治会议,此会议必须早日召集,借以协商结果,安定人心”^[3]。民盟发言人也发表谈话,表示:“在抗战八年以后,在全面胜利以后,假定大规模的内战终于无法避免,这不仅要为一切中国的友邦所齿冷,要为新遭惨败的敌人所窃笑,这简直是在对着整个国家的生命当心一枪,简直是对着四万万五千万老百姓瞄准扫射。国家绝对无负于任何党派,任何党派不应该这样毁灭国家。老百姓也绝对无负于任何政团,任何政团不应该这样的残杀老百姓。”“现在一切谈判,既已经过两个月,而得不着一个具体的结论,当然便只有把这个问题全部公诸国人之一途,舍此已无其他更好的办法了。”^[4]所谓公诸国人,就是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因此,11月以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呼声日高。12月30日,民盟主席张澜致函国共谈判代表,提出在政协即将召开之际,“双方发令所属一切军队即日停止武力冲突,所有问题均得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际此履端伊始,咸与维新,同人等基于国人公意,敬掬至诚,为此迫切建议,希望转达当局,迅予鉴纳施行”^[5]。
        反对内战的呼声一旦转为实际的行动,便很难避免与当局的冲突。11月底,中共云南地下工委为响应中共的反内战宣传运动,组织以西南联大为首的昆明各大学学生自治会召开时事演讲会,讨论如何制止内战。政治学教授钱端升演讲称,“苟无联合政府,则内战无法停止,老百姓将增无数不必要之痛苦”^[6]。讨论会进行过程中,遭到军警干扰,引起学生愤慨,各校相继罢课,要求当局查办有关人员,并发表《为反对内战告全国同胞书》等文件,要求制止内战,实现和平,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云南军政当局认为这是“共党煽动”的结果,遂在各校策动成立反罢课委员会,组织党团人员与学生会抗衡,军警便衣人员奉令禁止学生串联,与学生发生多次冲突,昆明形势趋于紧张^[7]。12月1日中午,先是身穿军服、佩有“军官总队”徽号的人员闯进云南大学骚扰,接着又有百余人企图闯入西南联大各学院,与在校学生发生冲突,暴徒大打出手,并投掷手榴弹,导致西南联大学生潘琰、李鲁连和在场的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南菁中学教师于再四人身亡,数十人受伤。
        “一二一”事件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军警闯入学校校园内致伤人命,云南省军政当局自然难逃干系^[8]。消息传出,引起全国各界和舆论的强烈抗议。民盟发言人发表谈话,对昆明惨案“深引为痛惜”,要求“对此次学潮,即应予以圆满的解决,以平全国之公愤,而政府之威望亦可挽回于既坠之后”^[9]。在“陪都各界追悼昆明被难师生大会”上,民盟主席张澜和梁漱溟、张东荪三人合送的挽联上写着:为反内战而牺牲,真成痛史;试思中国之命运,能勿忧心。邓初民在会上演讲时疾呼:今天有人在争论是谁在发动内战,是谁先放的第一枪。是谁?“一二一”的惨案等于不打自招。谁反对学生反对内战的,谁就是内战的发动者^[10]!这无异于将国民党置于被告席上,并在全国引发了抗战胜利后一场大规模反对内战要求民主自由的运动。中共以此作为推动反国民党的契机,宣传“谁要和平,谁在国民党当局眼中就是敌人。这种敌人,那怕手无寸铁,也要加以威吓,最后就置之死地”^[11]。参政员许德珩等提案,认为“自战事结束以来,内战纠纷愈演愈烈,青年本其爱国热诚,对国事有所主张,亦为事理之常,情非得已”,要求严惩肇事者,抚恤受害者,严禁以后有类似情事发生^[12]。《新民报》发表社评《刺刀乎?民主乎?》,认为“这惨案的发生与政府对此案的处置,都可以作为民主前途的测验”;“反对内战既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仅仅是反对内战就须受到这样的迫害,试问人民如何能够顾问国事”;“昆明学潮惨案,受害的却是赤手空拳的学生。他们既无武器更非军队,而竟受到武力的攻击,这乃是证明没有武力的就得不到安全保障么?假如无武力即无发言权,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来责备共产党的拥军自卫呢”^[13]?这些言论实际上支持了中共的主张,使刚刚在宣传中共“破坏交通”、“阻碍复员”问题上似乎得了一分的国民党又处于被告地位,很是被动。事后奉派赴昆处理的联大常委傅斯年抱怨“地方当局荒谬绝伦”,“此等惨案有政治作用者岂有不充分利用之理”?身历其事的联大党团负责人之一姚从吾感叹,“风潮的扩大,全是由于军人的盲目泄愤……指挥既不统一,见识又甚卑陋,实在没有政党的组织,也没有政治斗争的能力,就这次的学潮而说,C.P.可能完全胜利了”^[14]!蒋介石于事后发表《告昆明教育界书》,称此次“乃讹言流传波及学府,演成如此不幸之事件”,“目前一切问题必以恢复课业为前提,以正常手续为解决,否则政府纵如何爱护青年,亦不能放弃其维护教育安定秩序之职责”^[15]。为了缓和社会各界的压力,国民党当局不得不于12月10日下令,以“此次学潮之酝酿与扩大,虽系有人策动,惟关总司令负地方治安职责,究属防范欠周虑,以致学生竟有死伤”,将云南警备总司令关麟徵停职议处,由霍揆彰代理其职,李宗黄调离云南。云南当局还搞了一次审判,于11日将两名“失业军人”以投弹致人死亡而处以死刑^[16]。
        中国的局势也引起了国际尤其是美国的注意。12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认为一个强盛、团结和民主的中国,对于世界和平是极端重要的;而一个紊乱、分裂的中国,在现在和将来都将是一种危及世界稳定与和平的力量。他提出,国共军队停止冲突,召开包括各主要政治力量代表的全国会议,筹商解决内争的办法。他在声明中表示,美国将继续支持国民政府,但不会发展为军事干涉,以至左右中国内争的发展。他特别提出,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如果扩大其基础,容纳国内其他政治力量,中国的和平、团结和民主的改革才能推进。在广泛的有代表性的政府成立之后,全中国的武装部队都应编入国军。当中国经由上述途径走向和平与团结后,美国准备用各种合理的办法协助国民政府复兴中国,并提供各种贷款^[17]。这一声明明确要求国民党作出改革,而且只有在这种改革基础上,美国才能提供其所要求的援助,因此中共认为这表明“美国已决定不直接参加中国内战,不援助蒋介石武力统一中国,而援助中国的和平统一。所有美国政策的这些变动,对中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当前斗争是有利的”。因此中共以中央发言人名义发表谈话,对杜的声明表示欢迎,并“希望杜鲁门总统的建议能为中国各方面在实际行动中所接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一切民主派别有充分诚意,希望与中国国民党在杜鲁门总统建议的基础上求得妥协”^[18]。
        12月26日,在莫斯科结束的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发表公报:渠等同意,在国民政府下,有一统一与民主之中国,国民政府各级机构中民主党派之广泛参与以及内部冲突之停止,均属必要。渠等重申坚持不干涉中国内部事务之政策。苏、美二外长对于两国军队应在合乎完成任务及责任的条件下,尽早撤离中国一事,彼此意见完全一致^[19]。公报发表后,中共中央发言人再度发表谈话,表示其“与中国人民目前的迫切要求相适合”,希望国民党“在全国人民一致要求与三强对中国所一致表示的愿望的基础上,迅速以政治商谈的方法,来解决国内的一切争论,以求实现团结与民主”^[20]。值得注意的倒是国民党的态度。杜鲁门声明发表前,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特意约见美国总统顾问李海,希望“总统宣布对我协助之旨,必须明确切实无疑,当更有助益,否则影响匪浅”。显然,杜鲁门的声明并未如国民党所愿,魏道明称其“措辞不少含浑之处,语气亦嫌有未当者”。因此,国民党对此几乎没有公开反应,被中共称为“抗拒式的沉默”。只是由于魏道明的建议,“避免外间可能发生误解起见”,蒋介石才对外表示,杜鲁门的声明与他的初衷并不违背^[21]。为了抵消杜鲁门声明可能的消极影响,国民党中宣部特别向各省市发出密电进行解释说明。电称杜声明表示美国对国民政府政策的不变与全面和无条件的支持,目的为马歇尔使华之后盾,并协调各大国之关系;如以为“似不免对我施以相当压力者,此实为一种不应有亦不必要之过虑”;“吾人为配合此一局势,应当继续推行用政治方法解除共产党武装的政策”;“望我各级机构在此期中,不论对于军事政治均须充分提高警觉性,以资防备,对于共党组织联合政府一项宣传攻势幸勿轻信谣言,一切镇静应付听候中央指示为要”^[22]。无论如何,对于国际上对国民党施加的公开压力,国民党公开不反驳,内心里也难免酸溜溜的^[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