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接收东北虽然暂时受挫,但其军队登陆一事在美国的帮助下,却有了重要进展。10月中旬,国民党第十三军和五十二军由美军掩护在秦皇岛登陆完毕,建立了进军东北的前进基地。10月底,杜聿明亲往东北与马林诺夫斯基交涉,马氏“同意”国民党政府军可在营口登陆,但11月初,杜聿明和美国第七舰队指挥官乘军舰到营口,准备指挥军队登陆时,发现苏军已经撤退,营口已被中共军队占领。杜认为国民党想依靠苏联协助派军接收东北已无可能,遂飞重庆向蒋介石建议:既不能和平接收,即不惜使用武力,迅速抽调十个军,以美舰掩护强行登陆,先肃清东北共军,再回师关内作战^[1]。蒋此时对依靠苏联接收也不抱希望,但出于总体战略考虑及实际困难,尚无意在东北动用重兵,况且他对用兵也无十分把握,不过完全听任中共在东北发展,亦为蒋所不甘,所以他采取了折衷办法,令杜聿明先以两个军打下山海关再说。　
        国民党的动向立即引起了中共的警觉与注意。国民党军队陆续在秦皇岛登陆后,距离控制在中共手中的山海关只有咫尺之遥,中共认为其“向山海关、锦州进攻前进是必然的”^[2]。此时正值中共向东北进军的关键时刻,已经到达东北的部队有了较大发展,控制了大片地区,苏联在东北又对国民党采取了不合作态度^[3],中共认为如能控制山海关和东北各港口,可能将国民党堵在东北大门外,由中共独占东北,因此,中共对东北工作的部署有了变化。10月16日,中共中央指示彭真等人:“蒋军在东北登陆,及从任何方面进入东北之蒋军,须坚决全部消灭之。……此刻我军须集中作战,暂时不能分散。如能消灭蒋军前头部队,即可使蒋军后续部队有所畏惧,方可争取时间。”^[4]19日再度指示东北局:“我党方针是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于庄河、安东之线,坚决拒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改变过去分散的方针。”“守住东北的大门,争取时间,以便开展全东北的工作。”^[5]10月28日三度指示东北局:“东北方面一切问题的关键是在两个月内拒止蒋军登陆、着陆及接收政权……加强军队配备,即速派兵控制一切重要飞机场,接收各主要城市的政权、工厂、兵工厂及武器弹药。”^[6]这几次指示改变了早先分散部署部队,首先创立根据地,与国民党长期争夺东北的方针,而要求“竭尽全力霸占东北,万一不成,亦造成对抗力量,以利将来谈判”^[7]。为了达成这一目的,中共并请求苏联推延撤退时间并在此期间拒绝国民党军队登陆及接收政权,同时允许中共接收政权、民选地方政府及组织武装^[8]。如此一来,东北国共双方之间的武装冲突不可避免。
        11月7日,蒋介石令杜聿明“应即占领山海关而确保之,相机向大凌河之线挺进”^[9]。此时国共双方部队已有一段小规模接触,国民党军并未占到便宜,十三军军长石觉甚至建议杜重新考虑是否要立即进攻山海关。杜聿明到秦皇岛后,经过了解,判断山海关的中共军队“素质训练均极低劣,弹药尤为缺乏”,而自己指挥的第十三军和五十二军为美械部队,装备精良,兵力集中,数量上亦占优势,且背依铁路,补给方便,自信可以一战。14日,他下达作战命令:“本部以迅速进入东北地区接收防务之目的,于11月15日晨,以主力自临榆、九门口强行出关,以有力之一部,由驻操营经无名口、永安堡向中前所、大石桥东南地区迂回,冲击匪之侧背,并与主力协力,将其包围于临榆、中前所间地区一带,向海滨压迫而歼灭之。尔后进出绥中南北之线。”他令十三军第四、八十九师对山海关进行正面攻击,十三军五十四师和五十二军二十五师由九门口和无名口迂回攻击,拊山海关之侧背,五十二军主力为预备兵团,“随攻势之进展,逐次向山海关推进,于攻击兵团攻势奏功而弹药缺乏时,应适应战机准备超越第一线扩张战果,穷追败退之匪”^[10]。15日上午,十三军和五十二军各一部首先向山海关侧翼九门口和义院口攻击,当晚占领两地。次日又向山海关正面发起攻击,经一日激烈战斗,至晚中共军队撤离阵地。
        林彪接受中共中央指示于10月下旬从冀东到达沈阳。11月上旬,他命令程子华、杨国夫、李运昌、吴克华、萧华为五方面前线司令员,分兵把守古北口、山海关、葫芦岛、营口、安东五处,算是落实了中共中央给东北局的指示。但是林彪对东北局势有他自己的看法,在兵力部署上主张“我之战术基本原则是将主力隐蔽、控制于前方的适当地点,寻找战机”^[11],因此他并未将主力全部放在山海关一线。当时中共在山海关的部队,先只有冀热辽的一个旅,后来山东第七师加入,总数一万余人,由师长杨国夫统一指挥,在人数与武器装备上显然远不如当面国民党军,而且冀热辽部队多系扩编,杨部又经长途跋涉,战斗力不强。15日国民党军队发起进攻后,守军感到强大压力,虽经顽强抵抗,然终不得不于次晚撤离。就军事角度而言,中共的失利并不意外。国民党投入了两个军七万人,全美械装备,而中共部队只有万余人,还包括新兵,平均两个人才有一支枪,且缺少纵深配备。
        山海关发生冲突之初,中共对前景的估计较为乐观。毛泽东给东北局的指示认为:国民党“孤军深入,地理民情不熟,脱离群众,南方人怕冷,又多新兵,弱点甚多”,而我军正向东北开进,“只要坚持半个月,即有办法”^[12]。他同时又令黄克诚、梁兴初部速赴山海关参战。至山海关失守前夕,毛泽东的看法有了改变,认为新出关部队同样存在“官兵疲劳,地形不熟”的问题,如“不得休整,势将处于被动”,因此要求“谨慎使用主力”。但他此时在给林彪的指示中,仍主张沿山海关、绥中之线节节抗击,待对手疲惫而自己休整后,由林彪“亲去指挥,举行反攻,分作几个战斗,每次歼灭其二三个师,最后全部歼灭三个军,即能从战略上解决问题”^[13]。可见中共还没有完全放弃拒国民党军队于东北之外,而由自己独占东北的想法。11月12日,东北局作出夺取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市的部署,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同意,要求“准备坚决消灭蒋顽在沈、长、哈三处着陆部队,夺取三大城市,其中最有决定意义的是沈阳城”^[14]。即便在山海关失守后,为了配合国民党撤退行营而引起的形势变化,中共中央仍指示东北局,“蒋介石困难甚多,即使苏方以重庆为移交东北对手,蒋亦无法接收,如我能迅速组织与巩固自己的力量并在锦州方向大量消灭蒋军,则我争取满洲仍有极大可能”^[15]。
        事实证明中共对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正是因为山海关被较为顺利地攻下,使杜聿明感到自己判断的正确,从而坚定了他进一步追击的决心。攻占山海关当晚,他便下令前线部队自次日起沿榆沈公路两侧向绥中进击,19日绥中被杜军占领。当天,林彪受命到达前线,他观察形势后认为:部队已参加作战者皆极疲惫涣散,战斗力甚弱,新兵甚多,缺乏训练,武器弹药不足而未得补充,缺少用费,对地理形势常不了解,通讯联络至今混乱,地方群众则尚未发动。况且,出关部队来自各地各个山头,刚到东北不久的林彪当时还不能建立一个高效灵活的指挥系统,因此他建议:“目前我军应避免被敌各个击破,应避免仓皇应战,应准备放弃锦州以及以北二、三百里,让敌拉长分散后,再选弱点突击”,“但亦不拟轻易投入战斗”^[16]。此时正值国民党撤退东北行营,苏联顾忌国际影响而对其在华战略有所调整,中共也相应改变了自己的方针,准备退出大城市和中长铁路沿线,军事部署当然亦随之改变。23日中共军委复电同意林彪前电的“基本意见”,28日电告东北局:“近两个月来我在东北虽有极大发展,但我主力初到,且甚疲劳,不能进行决战,而国民党已乘虚突入,占领锦州,且将进占沈阳等地。又东北问题已引起中、美、苏严重的外交纠纷,苏联由于条约限制,长春铁路沿线各大城市将交蒋介石接收,我企图独占东北,无此可能,但应力争我在东北之一定地位……目前你们应以控制长春路以外之中小城市、次要铁路及广大乡村为工作重心。”^[17]这表明中共此时已放弃了独占东北的计划。
        国民党军占领绥中之后,蒋介石致电杜聿明,嘉奖其部下“忠勇奋战,迭克要隘,着即转谕锦州、葫芦岛一带,尚有匪军,仍希转励所部击灭之,向大凌河进展”^[18]。杜聿明即下令攻击兵团沿锦榆公路和北宁铁路、一部自公路以北山地迂回,迅速向锦州推进,企图乘林彪部主力未到之前一鼓而下锦州。22日,国民党军占领兴城、锦西与葫芦岛,对锦州构成合围之势。林彪此时无意在锦州与国民党军队决战,率主力部队退往辽西阜新一带,26日国民党军占领锦州。
        国民党军从攻占山海关到占领锦州,前后不过用了十天时间,而且未付出很大代价,可谓长驱直进,说明国民党用于东北的两个军具有相当的战斗力,而中共军队当时尚不具备与对手全面抗衡的实力。中共其后也认为,国民党军“几乎未遇严重抵抗”,表明出关部队“不经休整准备,亦几乎不能作战”,“目前与顽军决战,我们一切条件都不够”^[19]。然而国民党的弱点在于,它当时可用于东北作战的部队只有这两个军,本来蒋介石答应杜聿明,调天津的第九十四军出关,但军令部和北平行营都不同意,因为军令部自始即主张先解决关内问题,而北平行营李宗仁认为,“华北如生问题,影响及于全局”,所以何应钦曾令杜聿明先进攻热河,收复承德,杜自恃有蒋的指示而未予理睬。但东北地域辽阔,以两个军兵力出关确实力有不逮。第五十二军二师师长刘玉章进入锦西后就向杜抱怨:锦西太大,兵力不够,不是他不敢打,实在力量不够啊^[20]。杜聿明也知道孤军深入的危险,但一路未吃到大苦头,还跃跃欲试,企望再进一步。然蒋介石一则对苏联的态度没有把握,惟恐出关部队“中途再受其胁制,陷于进退维谷之境”,为避免与苏冲突而主张“应特别慎重,不在急于接收也”^[21];二则他此时更多地关注华北局势,不愿多调兵力出关。因此他一面致电杜聿明表示慰勉,一面严令非有其手令不准继续前进。杜聿明虽不同意,但不敢抗命,只好命令部队停止前进。12月上旬,蒋召杜到重庆,指示他对东北苏军占领区准备用外交接收,当前任务是打通锦承铁路,占领热河,保证侧翼安全,切断东北中共与华北的联系。杜遂将主要兵力转用于热河。
        山海关和锦州的战斗规模并不大,但却表现了战后东北局势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即如何解决政治与军事、战略与战术的矛盾关系,这种矛盾关系以后还将多次出现。国共双方的战地指挥官主要考虑的是军事战术的运用及是否有利于我的问题,并且都表现了与中央的某些分歧,这自无可厚非。但双方最高领导层的战略运用则体现了在对战后形势与自身优劣分析判断的基础上作出的全盘部署,而在这方面,中共显然占了上风。中共部署在山海关等地作战的最主要目的,就是“使蒋方有所顾虑,先在关内集中兵力”,如此,“则将给我党以布置东北及热河全盘工作之时间”^[22]。山海关作战失利后,中共认识到当时“我企图独占东北,无此可能,但应力争我在东北之一定地位”^[23],因而适时调整了战略部署,并有了后退一步的准备。以当时的实际(国共力量的对比,美苏之间的角力,苏联对国民党态度的某些缓和,甚至中共也有了这样的心理准备),国民党军队至少可推进到沈阳一线而无大碍,甚而再进一步也并非全无可能。杜聿明根据其亲身观察,一直力主集中重兵,先向北进,然后再回师关内。应该说,他的看法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24]。然而,蒋介石出于种种实际的考虑,对东北问题暂时搁置,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耽误的时机却是以后很难挽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