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解放军中原各军面临重重困难,但经过各部队的顽强努力,解放军在中原战场的态势仍有了很大的改变。
        1948年1月初,中共中央军委部署西北野战军准备以主力转入外线作战,建立渭北根据地,威胁西安,直接配合中原战场作战。2月12日,西北野战军以五个纵队发起宜川战役。24日,包围宜川,并准备打援。胡宗南即令整编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二个师四个旅轻装驰援,27日到达瓦子街地区。彭德怀随即调整部署,集中九个旅的兵力,阻击刘戡。刘戡不明敌情,于29日轻进至铁龙湾绝地,这里,四面环山,路窄沟深,部队难以展开,遭到西北野战军的坚强阻击,后路瓦子街南高地旋被解放军占领。刘戡陷入重围,被迫分路突围,遭到解放军的严密堵截,至3月1日,全军覆没,刘戡和师长严明被击毙。3日,解放军占领宜川。
        胡宗南主力被歼,关中空虚,不得不调洛阳、潼关间裴昌会兵团增援洛川。于是,洛阳空虚。正在郑州、潼关间活动,掩护刘邓军、粟裕军休整的华野的陈士榘、唐亮兵团及陈谢集团,即乘虚发起洛阳战役。3月11日开始攻城,战至14日,全歼守敌青年军二○六师等部。国民党军以胡琏兵团(整十一师为主力,改称第十八军)和孙元良兵团增援不及。解放军撤出洛阳后,国民党军复占洛阳,仍留兵驻守,至4月5日,又被解放军围击歼灭。自此,国民党军才被迫放弃洛阳。刘邓军一部及华野十纵等部于3月29日晚攻击阜阳,陆总徐州司令部急调新二十一旅、九十六旅车运宿州、开蒙城集中,与整编七十四师会合增援,并令第五军向亳州集结。同时,由信阳的第五绥区司令张轸组成淮北兵团西援,并命十八军集结东援。4月3日,刘邓军撤出战斗。淮西国民党军远道增援,重兵密集,而行动迟缓,毫无战果。此后,刘邓军主力、陈谢集团和华野第十纵队等部,进入国民党军兵力空虚的宛西作战,迭克重镇。国民党军淮北兵团等部又西进追随解放军寻战。
         在华东战场,解放军华野东兵团于1月底奉命抽调第二纵队南下,与第十一、十二纵队会合组成苏北兵团(即四兵团),其余三个纵队改称山东兵团(即二兵团),仍担负山东战场作战任务,中共中央军委要求他们积极作战,支援中原战场。3月间,山东兵团在胶济路西段连克张店、周村,包围淄川,国民党军不得不从中原战场调整编七十五师会同整七十三师东援。但援军不敢轻进,21日,山东兵团攻克淄川。山东战场国民党军兵力减弱,形势恶化,济南的第二绥区司令王耀武不得不收缩防区,加强津浦路中段防御。于是,鲁中重镇昌乐、潍县孤立。4月初,山东兵团围攻昌、潍,国民党军不敢积极赴援。26日,山东兵团攻克潍县,俘政府军守将、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陈金城。苏北兵团组成后,力量增强,于3月中旬发起益林战役,歼敌一部。国民党军对苏北形势十分敏感,调集十个整编师的重兵进行清剿。3月底,陆总徐州司令部决定,先集中力量击灭苏北兵团,从中原战场调整编二十五师与整四师组成南兵团,从山东战场调整编八十三师、整编七十五师组成北兵团,南北对进,向盐城、阜宁夹击。但国防部仍调七十五师控制兖州,以第五军位于商丘守备。4月9日,国民党军在苏北开始清剿。苏北兵团于5月23日在盐南歼敌一部后,即分兵转移。
        在中原战场,国民党军虽然处于优势地位,但战斗消极。4月20日,第五军军长邱清泉向徐州司令部建议,“主张渡河攻击,使共军陈毅部受牵制,不再渡黄河南下”^[1]。但当时国民党军正受到解放军山东兵团攻击潍县的牵制,不能不调兵赴援,而用兵又十分迟缓。徐州司令部深感奇怪:“余甚怪国防部之作战指导,何以初不同意本部救援潍县,以后又将七十五师、八十四师投入,如大胆将此两师投入他方面决战,则听昌潍失守,亦非大过。计不出此而迟疑反复,毫无定见,可恶殊甚!”^[2]由于担心粟裕兵团由青城攻击王耀武兵团侧背,徐州司令部命令第五军准备加入战斗,并且,由于徐州司令部已经没有控制部队,不得不命令整二十五师暂留浦口待命,防备粟裕兵团渡黄河南下。因此,粟裕兵团在濮阳整训,没有受到任何干扰,积极准备渡长江南进。中共中央军委指示粟裕兵团休整到5月15日为止,出动南下作战。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和各解放区纠正了土改工作中的错误倾向,中原地区创造根据地的工作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邓小平于5月12日向毛泽东报告:“整个中原有四千五百万人口,现在为我控制者约两千万,计有豫陕鄂七百万(有政权有工作者五百万),豫皖苏九百万(能收税的),但仍是敌来我往的拉锯局面,江汉有三百万,桐柏两百万。其余一半人口的区域,极大部分有我部队和政权活动。大别山地区斗争仍极艰苦,但是我们确实已站住了脚,敌人把我们打不出来了。而四个野战纵队抽出后,减轻了人民负担,拖出了三个师,加上最近策略的讲求,更便于大别山的坚持。”
        最为关键的是,在近一年的战斗经验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军委和前敌将领经过反复磋商,终于实现了中原战场战略方针的转变,从而加速了中原战场的战略优势地位的确立。
        粟裕在部队整训期间,对中原战场和全盘战略形势进行了深入的思考。4月初,陈毅从陕北经华北来到濮阳,回到华野军中。粟裕即将自己的战略构想和陈毅作了探讨,然后向刘邓作了报告。前线将领本来都深感外线作战的困难和不利局面,期望中原三方面部队集中协同作战,因而对粟裕的战略设想十分支持。
        4月13日,毛泽东经过长途行军,从陕北到达河北阜平县城南庄晋察冀军区所在地。4月18日,粟裕向中共中央军委并华东局“斗胆直陈”,力求改变毛泽东渡江南进的战略计划。他根据几个月外线作战的经验,指出了外线作战和建立根据地的严重困难,强调在外线兜圈子中的兵力消耗,与有后方依托打歼灭战,在同等消耗下并不合算。而且,大军渡江后,由于政治的原因,桂系的两个整编师,蒋介石不会放虎归山,调往南方。由于军事的原因,蒋介石嫡系重装备的两支主力部队,即第五军和第十八军,也不会调到南方水网地带作战。而这四个战斗力最强的主力师,如果继续留在中原,那么,“中原局势将成较长期僵持局面。果如是,既难减轻老解放区之负担,亦难于中原地区得到新的人力物资的补充(因不能较安定的发展新的力量),甚至会使这一地区遭到残酷的摧残而难于恢复(敌人在此区大抓壮丁,仅鲁西南一个分区即捕走数千人,拉走大批妇女,普遍抢粮,破坏生产),如是则将造成今后更大困难。”
        根据上述分析,粟裕建议,以刘邓、陈谢及华野主力,依托后方(陇海路北)作战,力求在雨季与夏收以前在中原地区(主要战场应在豫皖苏及淮北铁路东西两侧)打几个较大的歼灭战。为实现上述设想,粟裕还向中共中央军委作出了一个难度极大的承诺,即以华野主力攻击济南,吸引第五军北援而歼灭之^[3]。刘伯承、邓小平于同日给军委和陈毅、粟裕的电报中,支持粟裕的意见,认为“过江很少把握”。他们根据自己的经验教训认为,过江要作好充分的准备,政治上要有信心,纪律好,政策好,组织上减轻装备和军事上山地战的训练。“如果过江与自身准备不充分,则以迟出几个月为好(先派多支小部队去),而在季节上说,以秋末冬初为有利。如果粟部迟出,加入中原作战,争取在半后方作战情况下多歼灭些敌人,而后再出,亦属稳妥,亦可打开中原战局”。
        毛泽东召陈毅和粟裕到驻地会商后,考虑到华野的困难,在不放弃渡江战略构想的前提下,终于同意粟裕推迟渡江、集中兵力依托后方作战的要求。毛泽东起草的军委致刘邓电中说:“将战争引向长江以南,使江淮河汉地区之敌容易被我军逐一解决,正如去年秋季以后将战争引向江淮河汉,使山东、苏北、豫北、晋南、陕北地区之敌容易被我军解决一样,这是正确的坚定不移的方针。惟目前渡江尚有困难。目前粟裕兵团(一、四、六纵)的任务,尚不是立即渡江,而是开辟渡江的道路,即在少则四个月多则八个月内,该兵团,加上其他三个纵队,在汴徐线南北地区,以歼灭五军等部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正规旅为目标,完成准备渡江之任务。”^[4]尽管毛泽东没有放弃自己的战略构想,但事实上,解放军在中原战场的战略方向作出了决定性的转变。
        战争的相持到了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国共两军都在改组军事机构,力求争取胜利。国民党军方面,5月间,陈诚辞去参谋总长一职,12日,陆军总司令顾祝同调任参谋总长。这时,行宪国民大会召开后,蒋介石出任总统、李宗仁任副总统。蒋介石不放心两个桂系巨头在中央联手,即以何应钦为国防部长,于31日任命白崇禧为华中“剿匪总司令”,削去了在中央的职权。白一气之下,一再要求辞职,跑到上海去,甩手不干。驻守信阳的张轸于6月12日急电上海市长吴国桢转白崇禧劝驾:“忽阅本月十二日报载,钧座赴沪,军心惶恐,群情瞻依。”^[5]要求白迅速赴任。蒋介石委托桂系旧人黄绍竑、李宗仁派遣邱昌渭分别于6月12日前后到上海劝驾。黄则以桂系利益来说动白崇禧就职:“武汉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地方。机会到的时候,就可以同共产党妥协言和。蒋到了无法应付的时候,必定下野,德公就可出来收拾局面。我们岂不是大有可为吗!”^[6]这样,白崇禧才又回到南京,向蒋介石要求扩大华中“剿总”的职权后,于6月26日通电宣布先行就职^[7]。这时,豫东战役正在激烈进行之中。与此同时,6月9日,刘峙被任命为徐州“剿匪总司令”,于6月14日由南京飞徐州接管陆总徐州司令部。刘峙庸懦无能,国民党方面对作为南京门户的徐州很不放心。郭汝瑰对顾祝同说:“南京不少人说:‘徐州是南京的门户,不派一只虎将镇守,也应派一只狗守门嘛!怎么派一条猪呢!’”^[8]国民党政府的人事制度陷入了死胡同。
        这时,中共中央也于5月9日改组了中原地区组织,成立中原局,邓小平任书记,组成中原军区,刘邓军改称中原野战军,刘伯承任司令员,调陈毅到中原解放区工作,出任中原局第二书记,中原军区及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陈粟军称华东野战军,陈毅仍兼任司令员,由粟裕任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兼代政委,强化了指挥和协同作战关系。5月12日,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到达濮阳华野军中,对正在整补、训练、反对军阀主义、加强纪律教育的部队,进行动员,并部署歼击政府军主力整编第五军的方案。
        5月下旬,粟裕率一、四、六纵队和两广纵队、特种兵纵队等部准备渡河,计划先以三、八两纵由许昌一带越平汉路东进淮阳一线,吸引第五军西进。以中野有力一部牵制十八军。以山东兵团进击泰安、大汶口,兵逼兖州。然后于27日、28日出动,29日晚前渡河,奔袭城武,吸引五军回援,在陈唐兵团配合下,歼击第五军。
        中野主力于5月25日发起宛东战役,包围确山,吸引十八军自临颍南下,南阳张轸兵团东进,并在赊旗镇、唐河一带设伏。张轸率部东援确山,28日进抵兴隆镇后,与解放军激战,攻击锐利,至30日迫使当面解放军后撤。但张轸随即发现中野后续部队正在挺进,自己态势不利,即于31日拂晓,乘隙西撤,逸出中野伏击圈。仅张兵团后卫五十八师主力,遭到中野割断包围,张轸率部回救,五十八师在突围中溃散。
        粟裕所率华野主力准备渡河之际,陆总徐州司令部已发现了粟裕所部南渡及攻击泰安一线的企图。27日,“鲁西据刘汝明报告,已有共军一个纵队渡河到郓城附近,又二绥区报,共军已于泰安与我军小接触,津浦兖济段大有山雨欲来之势”^[9]。国民党军已如惊弓之鸟。中原形势告急,国防部即令五军在柘城停止。31日,徐州司令部命令五军开回商丘,七十五师开回杞县。国民党军已先期到达战地,粟裕率第一、第四、第六纵队于5月30日、31日渡过黄河后,感到战机不利,未敢轻进。毛泽东体谅前敌苦衷,指示前敌将领:“要说服干部不要急于求赫赫之名,急于解决大问题,而要坚忍沉着,随时保持主动。”^[10]并令粟裕所部休整,等待陈唐兵团东进后协同作战。
        6月初,陆总徐州司令部令第五军(包括七十师)、整编第七十五师集结后索敌攻击,但五军行动慎重,并不积极推进。邱清泉以解放军正面工事强固,而华野三、八、十纵及陈赓九纵又已进到淮阳、太康地区,并认为先头已到杞县(实际上陈唐尚未来,而系豫皖苏独立旅,奉命破坏汴商段铁路),以解放军将与其决战,决调整部署,采取守势。两军在菏泽、巨野间相持,双方均不敢主动出击。国民党军为应付未来的大战,11日,徐州司令部命令五军、七十五师靠拢,准备从苏北调整编八十三师、二十五师到鲁西,以黄百韬为兵团司令,七十二师集结待命,以六十三师一旅开砀山,并准备调十八军和六十四师到鲁西战场。但蒋介石未令十八军起动。12日,邱清泉报告,准备八十三师加入后再真面目攻击,徐州司令部命令五军、七十五师应速靠近,准备决战。但七十五师于14日晚撤退,准备整补后再向城武前进。15日,徐州司令部不知道七十五师去向,出动空军也终日没有找到。直到16日,邱清泉电告徐州司令部:“沈渐之(整七十五师师长沈澄年——引者)不遵命令,擅自撤退,请予以处罚。”^[11]刚刚到任的徐州“剿总”刘峙,于6月19日飞郑州指挥,刘回忆说:“我欲放弃豫北,以救开封,俾利尔后之索敌攻击,以免死守一地,坐等挨打,未获实现。”^[12]国民党军内部协同出现了深刻的矛盾。
        粟裕屡次准备出击五军,均因敌军密集、战机不利而放弃。为此,毛泽东指示前线将领,缩小歼敌目标:“此次战役目的,只在歼灭七十五师,不要企图打五军,待七十五师歼灭后再作打别部之部署。”^[13]6月15日,粟裕鉴于国民党军将向鲁西南进攻,为避免正面作战,向中共中央军委请示以东进的陈唐兵团攻击开封,以主力阻援,并待机歼敌。16日,因军情紧急,粟裕未待军委命令即独断地命令各部出击。是日夜,陈唐所率三、八两纵即对开封发起强攻。徐州剿总调兰封的整六十八师的一一九旅西援,郑州的四十七军东援。东援部队遭到中野第九纵队的阻击。陈唐兵团经洛阳战役后,攻坚能力迅速增强,攻城部队18日即突入南关,19日占领市区大部,守军仅困守西北一角。五军、七十五师18日起向曹县、定陶一线进攻,遭到顽强阻击。这时候,国民党军在战地组织兵团,以原淞沪抗战的十九路军将领、驻商丘的第六绥区副司令区寿年为兵团司令,率整编七十五师、七十二师、新二十一旅等部,19日,令区兵团拘束当面之敌,而令五军和刘汝明四绥区主力西进,以解开封之围。同时,蒋介石于15日电令十八军由驻马店向商丘增援,但20日至上蔡一线仍被汉口指挥部调回。蒋介石和白崇禧的矛盾,对当前军事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21日,蒋介石亲往郑州指挥,并到开封上空视察,命令邱清泉无论开封情形如何,必须兼程急进^[14]。但邱部遭到顽强抵抗,进展迟缓,已无力挽救开封守军。22日,开封失守,守将李仲辛被击毙。徐州“剿总”仍以五军向开封、陈留攻击,以区兵团向杞县推进。解放军占领开封后,即搬运军需物资,准备在运动中歼敌。至25日,五军被阻于曲兴集以西,区兵团被阻于睢县以东。徐州“剿总”建议以五军向杞县,协同区兵团歼击当面之敌;或者改取守势,转向兖州作战,但决策迟缓。26日,解放军撤出开封,五军先头旅随即进驻,主力向通许方向追击。28日晨,国民党军统帅部方才讨论作战方案,《郭汝瑰日记》记载:“六时半,去国防部见方天逸后,再往谒顾总长,将徐州所拟方案呈出。伊乃请何部长、刘次长、毅肃、天逸等研究。刘为章不同意以区、邱两兵团于柘城附近取守势,而主张继续南下协同十八军方面夹击陈毅主力。余乃告以十八军十天亦不会到达沙河以北,吾人指导不可不注意及此。”^[15]
        正当国民党军统帅部对作战方针犹豫不定之际,自开封南下的邱清泉兵团(辖第五军;整七十师,即七十军;整八十三师,即一○○军)与在睢杞徘徊的区兵团之间,出现了40公里的空隙。华野立即抓住战机,自27日晚出击,至29日晨,隔断了邱、区两兵团之间的联系,将区兵团分割包围,予以歼击。邱清泉遭到三、八、十纵及两广纵队的阻击,竟声称不能援助七十五师^[16]。区兵团被围后,徐州“剿总”即令邱兵团(第二兵团)东进,黄百韬兵团(第七兵团)西进援救,并令第五绥区部队自上蔡一线北进。7月1日,蒋介石严令邱兵团增援:“据报弟今日只派第二百旅与第八十三师向东进攻,而仍留主力在西面,未参加向东增援作战,故桃林岗、许村仍难攻克,无任骇异。当此革命战争同生死、共存亡之际,对沈师长等切勿稍存意气,更不可报复前嫌,免致为匪各个击破,同归于尽。”^[17]邱清泉本人则对参谋本部的指挥十分愤慨,曾集合兵团重要干部,痛斥上级指挥的失策,竟停止与参谋本部的通讯联络,独断专行^[18]。黄兵团远道赴援,行动十分积极,30日在商丘集结后即于7月1日起广正面猛烈推进。华野于分割包围区兵团后,先行集中兵力歼灭新二十一旅,而当面压力尚不严重的整七十五师竟只图自保,不肯积极策应作战。兵团司令区寿年对所部指挥不动,“忧愤难抑”^[19]。战至7月2日,整七十五师主力被歼灭,区寿年和师长沈澄年被俘。
        这时,黄兵团到达帝丘店附近,向华野进逼。张轸兵团向北推进时,遭到中野的阻击,先行向北推进的十八军,只好回援张兵团。粟裕考虑到战后脱离战场的困难,决定乘黄兵团处于运动之中,战力削弱,以一部兵力围歼七十五师残部和监视七十二师,以主力转移包围歼灭黄兵团。7月2日晚,华野向黄兵团发起猛烈攻击,黄兵团被迫迅速收缩至帝丘店,密集固守,顽强抵抗,战斗十分惨烈。邱兵团在蒋介石严令之下,随即以第五军之四十五师及整编八十三师编成左翼迂回兵团,摆脱当面阻击部队,向北迂回,再南向攻击,以解黄兵团之围。6日,邱兵团进至尹店东南,第四绥区增援部队也沿陇海路南东向逼进。同时,白崇禧已令十八军不顾当面情况,兼程北援,张兵团击破中野阻击后也向北推进。华野攻击部队伤亡严重,一时无法解决黄兵团,决定放弃歼灭黄兵团计划,于7月7日晚向北转移,撤出战斗。华野撤退后,邱黄两兵团未敢追击。
        由于整编第二十五师被调到豫东战场,华野山东兵团于7月13日攻克兖州,全歼守敌整编第十二师,孤立了济南。在豫东会战之际,中原野战军乘汉水流域国民党军兵力空虚,以第六纵队为主力,于7月2日长途奔袭襄樊。国民党军困守孤城,战至7月16日,城防崩溃,守将第十五绥区司令康泽被俘。
        豫东战役是解放军进入外线作战以来,在中原所进行的最大的一次战役。虽然围歼黄百韬兵团和张轸所部吴绍周兵团的战役目标并未达成,但仍取得了攻克开封、歼灭整编七十五师的重大胜利。解放军在中原这一国共角逐的主力战场,粉碎了蒋介石“肃清中原”的梦想,确立了战略的真正优势地位。为此,毛泽东长长地松了一口气,8月间,他在西柏坡接见华野特种兵纵队司令员陈锐霆和晋察冀军区炮兵旅长高存信时说:解放战争好像爬山,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山的坳子,最吃力的爬坡阶段已经过去了。解放军于雨季转入休整,入秋之后,大规模的战略进攻开始了。
        豫东战役后期,邱兵团解黄兵团之围获得成功,国民党军也在宣传豫东会战的胜利。蒋介石认为:“周初军事,以杞、睢为最危险,幸至周中,仰赖天父佑华,使我空军发生绝大威力,董店一带陈毅股匪之主力,几乎全军尽墨,一场恶战,乃得转危为安。”^[20]他甚至认为:“经此一役之后,共匪武力实属脆弱,其不能与国军抗衡,业已充分证明。”^[21]但事实上,国民党军参谋部了解事实真相,不能不承认战局的结果:“陈毅第七、九、十三、新八、新九、渤海等纵队未受甚大损失,今六、十纵队又退运河以东,此八个纵队预料两个月即可恢复战力。”郭汝瑰承认:“豫东会战,国军当然系一大失败。”^[22]战后,邱清泉因“解围不力”,被记大过处分,黄百韬则因作战积极受到蒋介石的奖励。为此,邱于9月1日请长假离开了部队,由杜聿明接统第二兵团。国民党军从此在中原战场失去了进攻的能力。
        在中原战场进行主力会战期间,其他战场上,解放军的优势地位在继续扩大。在东北,东北野战军于5月24日奔袭长春西郊,歼敌一部。不久,东野鉴于攻坚困难较大,即转入部署对长春的长围久困,并在毛泽东的再三敦促下,准备南下北宁路作战。
        在华北,傅作义以主力对主力、以集中对集中的作战方针,使晋察冀野战军感到歼敌困难,难以扩张战果。3月24日,中共中央军委指示该军,出击平绥线,在宽大机动中大量歼灭敌人,迫使敌军分散。晋察冀野战军即以主力分成两翼,出击察哈尔南部和绥远东部,于3月20日出动。左翼兵团攻占天镇后,向归绥进军;右翼兵团攻占广灵、阳原等地后集结待机。傅作义因他的根据地受威胁,以主力第三十五军及骑兵部队西援归绥,以暂编第四军进至天镇、西湾堡地区,晋察冀野战军右翼兵团即北上歼击暂四军,该军发觉后,退守柴沟堡(怀安),西援主力东退兴和。华北“剿总”兵力集中,绥远地方组织强固,又于4月5日车运骑兵第十二旅至天津、静海集结,自9日起,袭占解放区的大城、青县、河间、任丘,威胁石家庄,破坏解放区后勤机关。晋察冀野战军在外线立足不住,不得不撤退。
        与此同时,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在第一副司令员徐向前的指挥下,对国民党军在晋南的最后一个孤立据点临汾发起围攻。国民党军阎锡山系统第六集团军副总司令梁培璜率第六十六师及整编三十师一部作了顽强抵抗,徐向前所部战斗力比较薄弱,屡攻不克。统帅部门有放弃攻击、回调保卫石家庄的意见,但徐向前决心继续攻击,不愿半途而废。经过大量的坑道爆破作业,72天的战斗,终于在5月17日晚,全歼守敌,解放临汾。
        5月间,中共组成华北解放区,设立中共中央华北局、华北军区。聂荣臻为华北军区司令员,下辖二个兵团、七个纵队,分别由徐向前、杨得志任第一、第二兵团司令员。5月中旬,第二兵团主力向热河西部出击,转战至冀东,策应东北作战;另一部在保定以北作战,分别切断平绥、平承(承德)、北宁、平汉铁路,使华北“剿总”疲于奔命。徐向前指挥第一兵团等部发起了晋中战役,于6月中旬,进入产麦区汾阳、孝义、灵石。太原绥署主任阎锡山即组织闪击兵团,向高阳镇推进,争夺麦收,遭到解放军的围攻。阎锡山即令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副司令、原日军将领元泉馨,率领以原日军为骨干组成的暂编第十总队增援,也遭到解放军的包围。至7月16日晚,阎锡山南进各部被全部歼灭,赵承绶被俘,元泉馨被击毙。太原绥署所属第七集团军总部、四个军部、九个师、二个总队被消灭。太原陷于孤立。
        在西北战场,西北野战军于宜川大捷之后,于3月间进围洛川,久攻不克。4月16日转兵分三路向西府地区(在泾河和渭河之间)长途奔袭,会攻宝鸡。蒋介石命令胡宗南集中兵力,调裴昌会兵团和马继援部分两路援救宝鸡。国民党军后方空虚,解放军于4月21日收复延安,25日解放洛川。西北野战军于26日攻占宝鸡,但敌大军轻装急进,协同攻击,于27日即兵逼宝鸡。西野无后方作战,态势不利,被迫于28日撤出,一路上遭到国民党军的重兵堵截,损失重大,撤至黄龙地区休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