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圆券好像一支兴奋剂,给财政经济一个强刺激,社会一下子好像强壮起来,待兴奋剂的药效一过,就一下子瘫痪了。
        在币制改革方案即将实施之际,8月19日下午,上海方面由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召集上海市首长及金融界领袖开会。开会前,因俞奉急召赴京,由副总裁刘攻芸代表俞主持会议,宣布:“奉财政部代电,定本年八月二十日及二十一日两日,为银钱业临时休假日期,上海及全国各地银钱两业、信托业、信用合作社及证券交易所等,应一体遵照办理。”^[1]21日,行政院于上午召集国家银行各领袖,下午召集京沪两市银钱业各领袖,说明政府改革币制之重要原则。蒋介石随后召见各领袖发表谈话说:“政府于抗战胜利之初,即已开始准备改革币制,终因种种顾虑,迟迟未能实施。此次翁院长、王财长等毅然决定实行币制改革,事关国计民生与农村复兴,希望诸君以及全国人士对此措施建立互信心理,并抱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之信念,群策群力,迅赴事功。”^[2]
        8月21日,蒋介石为贯彻币制改革方案,向各省政府主席、各市政府市长发出措辞严厉的手启,他表示:“深信循此办法全般实施,不惟民生疾苦将获苏解,即国家大计之财政基础,亦得奠定。”他严厉警告说:“倘有投机囤积,怙恶不悛,敢于违反法令,以图自私自利者,则是自绝于国家民族,无异为奸匪作伥,其罪行即等于卖国之汉奸,无论其凭借何种势力地位,各级地方政府,应即当机立断,执法以绳,严加惩办,不容稍有宽假。所望各级政府切体时需,自懔职责,以决心建立事功,以强力打破障碍。无论遭遇任何困难,中央必为全力支持。设或阳奉阴违,怠忽职守,致法令不能贯彻,或对所属执行人员监督不严,考核不力,致所属违法舞弊,影响法令之实效者,则各级主管应负失职之咎,中央亦必严厉处分,决不稍存姑息。”^[3]8月22日,蒋介石又发表文告,否认有关和谈的谣传,坚持“戡乱”政策:“如果国家的统一独立一日没有完成,匪区同胞的苦痛荼毒一日没有解除,则我爱国军民剿匪戡乱的职责亦一日不能放弃。”文告强调金币制的意义说:“过去十年,法币制度已完成其支持抗战建国的使命,深信今日以后,金币制度亦必能助成建国的大业底于成功。”^[4]
        8月23日星期一,各银行钱庄复业,中央银行开始以金圆券兑换金银外币及法币。第一天,市民排起长队,踊跃以金银外币兑换金圆券,情形颇为出乎当局者意料之外。11时左右,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即迫不及待地打电话向王云五表示祝贺:“恭喜!恭喜!王部长,你的政策成功了!”^[5]这第一天,中央银行共收兑黄金7748.36两,白银8776.96两,银元28,361元,美钞819,631元5角,港币136,702元,共兑出金圆券5,013,777元3角9分^[6]。第二、第三天,市民甚至清晨6点即到中央银行门前排队兑换金银外币。市民之所以踊跃兑换,一则受到国民党政府严令的威胁,过期持有即为非法。一则普通市民原受通货膨胀的痛苦,从市面上以700万法币兑来1元银元,现在不能流通,不得不再次亏本兑出,以维持生活。一则因为金钞收兑价已经相当于甚至略高于原来的市价,商民以为“黄金一时不会涨,现在拆息多么高,搁在那里不合算,不如卖掉了还债。或做生意买别的东西”^[7]。此外,也容或有投机的因素。
        黄金、白银、外币的兑换期,原定到9月30日结束,此后,人民持有黄金、白银、外币即为违法。财政部发言人于12日发表谈话宣布:“收兑金银及外币日期,原定截至九月卅日为止,到期决不延展。如逾期尚未向中央银行或其指定代理收兑之银行兑换金圆券或公债或存储,则持有者即属违法。”^[8]在国民党的高压政策下,普通百姓纷纷如期前往兑换。上海一地,29日、30日的兑换达到了高潮,30日成绩为兑出金圆券3600余万元,是最好的一天^[9]。据翁文灏报告,到9月底止,“收兑黄金、外币折合美金一亿三千二百七十八万七千一百十四点一七元,经收外币存款折合美金一千零六十九万七千七百五十五点六一元,出口外汇收入折合美金三千五百七十八万四千四百七十点二一元,华侨汇款收入折合美金一千一百十六万三千四百十九点二○元,总计收入折合美金一亿九千零四十三万二千八百五十九点一九元,进口结汇折合美金一千二百五十万一千九百十二点六九元,政府机关结汇折合美金一千零三十五万八千二百九十九点四六元,总计支出二千二百八十七万零二百十二点二五元,以上收支两抵,净收入折合美金一亿六千三百五十六万二千六百四十七点零四元。”^[10]当时,发行的法币折合美金也仅5000万元,而在币制改革的四十天之间,即收入了黄金、外币1.6亿多美金,达法币发行额的三倍。
        要贯彻以币制改革为中心的所谓新经济政策,关键在控制住上海的经济。1948年8月20日早晨,蒋经国在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表后即赶到上海,开始作管制上海经济的准备工作。为了有一支自己指挥的力量,蒋经国把在唐山的国防部“戡乱建国工作总队”第六大队调到上海。“戡乱建国总队”是蒋经国为建立实验绥靖区而策划建立起来的,归入国防部名下。他们本来的任务是协助军队组训民众,参加绥靖区地方行政。这时,蒋经国为了对付上海的工商界,把这支本来是对付中共的有组织力量,调到了上海。21日即着手制定“戡乱建国大队”在上海的工作计划。27日,“戡建大队”在举行记者招待会时宣称,到上海来的任务,“一方面对付共党,一方面对付奸商”^[11]。本来是用来审判共产党的特种刑事法庭,也成了审判资本家的专制工具。新经济政策一开始执行,就把上海资产阶级推向了中共一边,把自抗战以来资产阶级对中共的同情,推向了高峰。
        22日,蒋经国被正式任命为经济管制委员会委员,协助俞鸿钧督导上海区。23日,就在开始兑换金圆券的那一天,在上海中央银行会议室举行了首次督导会报,蒋经国和上海当局商量了执行方法和分工。他认为:“自新经济方案公布之后,一般人民对于币制的改革以及经济的管制,多抱乐观的心理,而政府人员则多抱怀疑的态度。两天来日用品的价格涨得很利害。捣乱金融市场的并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资本家和大商人,所以要严惩,就应从‘坏头’开始。”^[12]蒋经国在上海决心不顾一切,实行管制经济。他在日记中写道:“一般人都认为经济管制工作是做不通的,我亦认为相当困难的,但是在今天我抱了一种决心,就是无论如何困难总应当做下去。这种态度多少是不近人情的,但是或许可以作为成功的唯一条件。”^[13]于是,他便动用全部力量来管制物价、物资和金融。
        8月24日,上海社会局、全国卫生局、财政局、警察局经济大队等单位,召集副食各业商人谈话,社会局长吴开先硬性规定,要他们照8月19日的价格出售,以后如果超出19日售价,轻则吊销执照,重则将依法严处。当天,粮食价格,以白粳为例,退入了20元以内。蒋经国本人连日召集会议,讨论稳定粮食、纱布、日用品价格的办法。警察开始监督市场,拘捕违法商人。26日上午,蒋经国召集各有关机关会议,到有金融管理局、警察局、警备部稽查处、宪兵团、江海关、两路局警务处、港口司令部等单位代表,作出决议:“(一)统一检查机关,由蒋督导员统一指挥,统一执行,切实发挥经检力量,绝不许扰民……(二)凡违背国家法令及触犯财经紧急措施条文者,其商号吊销营业执照,负责人送特刑庭法办,货物全部没收。”同时决定自27日起,开始普遍检查。检查对象则“以巨商大贾为目标,不在小处着眼,而免徒滋纷扰”^[14]。大概是这一提法,后来被社会上称为“只打老虎,不拍苍蝇”。为了达到管制经济的目的,蒋经国不仅动用既有的权力机关,而且策划由戡建大队着手组织人民服务站,“希望能做到发动民众协助政府执行新经济政策的目的”^[15]。到9月25日,在复兴公园举行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开训典礼,受编人数达12,339人,由蒋经国出席致词。但这个青年服务队还没有发挥作用,经济管制政策就破产了。
        当时,经行政院批准,成立了上海区物资调节委员会、上海区检查委员会、上海区物价审议委员会,实施全面管制经济,首先限制纱布南运,暂行停止食油及油料出口。30日,蒋经国召集上海各商业同业公会负责人开会,宣布了上述三个委员会的功能,他强调:“过去币制不改革,物价管制无效,此次币制改革与物价管制同时并行,严格执行,各地物价应以八一九价格为标准,不得变更。”蒋经国严厉指责商人的囤积居奇:“最近查出有些货物存仓时间不但在三月以上,而且有从日本投降囤积迄今,实在太不应该。政府为执行政策,对存储三月以上者应依法予以惩处。”最后他警告商界说:“若干商人闻已雇用专人,准备吃官司坐牢。但政府洞察其奸,故以后各商店如有违法情事,决拘捕老板予以严办。”^[16]9月3日,蒋经国又召集各工业同业公会负责人谈话,严厉警告说:“这次改革方案,是国家的生死关键,故只许成功,否则就不堪设想。这是国家的命令,亦是国家根本大问题。所以全国上下均应绝对遵行……我知道我在上海再住下去,一定有很多人会讨厌我的,但是假若大家都老老实实,查仓库这些工作本来可以不必麻烦了。现在查出来的,还有日本人时代所囤的货物在内,迄今尚未卖出,昨天发现有人到厂买货,发票开的是八一九价格,另外仍贴了黑市,以及米商的用厚麻袋,糖商用衬纸等,无异是抬高八一九粮价,这叫我不能不扳面孔了。”^[17]这几天,各军警机关也全面出动监督、检查,在各区公所面前设立告密箱,厉行“打老虎”,拘捕工商界人士。
        蒋经国的所谓扳面孔,就是要用严刑峻法,惩罚“奸商”,以警察行动来维护行不通的管制经济。9月1日,他提出了囤积大户的名单,并开始行动。当日晚,蒋经国接南京电话:“要从速处理违犯经济法令的各种案件,并主张严办大的投机商人。”2日,他召开检查委员会会议,“会后即向市政府提出大户奸商等各种违法行为的证据,并建议立刻逮捕”^[18]。2日当天,经济警察即传询沪上闻人杜月笙的儿子、鸿兴证券号负责人杜维屏,巨商盛苹臣,暂准交保释放。案由是在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下达前,大量抛售永安纱厂股票。同时,以囤积罪拘押永安纱厂副总经理郭棣活,郭答应尽量抛售,才交保释放。是日晚,泄漏经改秘密的财政部秘书陶启明在南京被捕。陶妻李国兰也因永纱案在上海拘押。因私套港汇一案出走香港的申新纱厂总经理、棉纱大王荣鸿元,于2日晚回到上海,3日即遭逮捕。同日,杜维屏因被发现在证交停业后做场外交易,与证券商林乐耕同被逮捕。此外,纸张业公会理事长詹沛霖、永泰和烟公司黄以聪、囤布大王吴锡麟被逮捕,送特刑庭办理。食油业公会理事长张起及米业公会理事长万墨林均受到警告。已经被捕在案的林王公司经理王春哲因私套外汇一案,于9月3日被判死刑,至24日执行枪决。淞沪警备司令部科长张尼亚、大队长戚再玉也因贪污舞弊罪被处死。被捕商人共达六十余人^[19]。蒋经国日记记道:“(9月4日)××公司要犯已由特种刑庭判处死刑,其余的大投机家亦已押送特种刑庭……(9月5日)×市长到南京去辞职,不晓得是不是因为他对于我的作法不满意的原因……(9月8日)今天早晨遇见×××,他在过去是唱革命高调的,但是现在他软下来了,并且主张不宜多捕奸商,否则怕工厂要关门了,由此可知官商勾结力量之大矣。”^[20]“×市长”即上海市市长吴国桢,他本来就不相信金圆券政策,这时候,他在蒋经国眼里成了资产阶级在政界的代表人。
        尽管收兑金银外币和控制物价取得了相当成绩,蒋介石并不感到满意,还要向上海商业行庄勒逼外汇。9月6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总理纪念周上发表讲话,责骂上海银行界说:“目前尚有一个问题,即商业银行对于政府法令尚存观望态度,其所保存之黄金、白银及外汇,仍未遵照政府的规定,移存于中央银行。并闻上海银行公会理事会拟集合上海所有各行庄,凑集美金一千万元,卖给中央银行,便算塞责了事……这种行为固然是直接破坏政府戡乱建国的国策,而其间接实无异助长共匪的内乱。彼等既不爱国家,而国家对彼等自亦无所姑息。故政府已责成上海负责当局,限其于本星期三以前令各大商业银行将所有外汇自动向中央银行登记存放。”^[21]于是,蒋经国“决定加以说服,将他们的外汇移存国行。直至今晚(8日)止,已经拿出了三千万美金”^[22]。11日,蒋经国又在乐义饭店先后约见上海金城银行董事长周作民、浙江第一商业银行董事长李馥荪、上海联合银行总经理戴立庵、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因事未到),以极为粗暴的态度,向他们勒逼金银外汇。蒋对李声色俱厉,争吵声达于户外,对周则屡屡扬言要打电话给警察局把他拘留起来,对戴更指责其联合上海商业银行逃避大量金银外汇^[23]。上海各商业银行在蒋介石父子的勒逼下,被迫和盘将所存黄金、白银、外币和其他外汇资产列表报告中央银行。只是由于币制改革的迅速失败,政策改变,这些外汇资产没有来得及转账过户,仅少部分为中央银行收购,多数仍为各商业银行所持有。
        9月12日,蒋经国在上海青年军联谊大会上发表了一篇措辞严峻的讲话,在这篇后来题为《上海往何处去?》的讲演中,他严厉地抨击了“投机奸商”:“上海许多商人,其所以能发财的道理,是由于他们拥有本店自造的两个武器:一是造谣欺骗,一是勾结贪官污吏,做官的人如与商人勾结,政府将要加倍惩办。戚再玉已经枪毙了,听说不久将来还有类似的人也要得到同样的命运。”他强调:“今日的抑平物价,不过是一种技术上的工作,而真正的目的乃是在消灭社会上经济不平等的现象。更确切的说来,就是不允许社会上滋长着这种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现象。”他向上海市民号召说:“我们自开始以来,即主张发动广大的民众来参加这伟大的工作,并应告诉人民,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应该自己起来完成,人民的事情只有用人民自己的手可以解决。”^[24]
        蒋经国对于管制经济的一时成就深感满意,9月15日,他在上海市参议会上发表演说:“这三星期以来的工作,给我一个教训,只要和人民站在一起,什么事都不会失败的。这三星期的成绩,是上海六百万人民赤诚拥护政府的表现,也是参议会同人的功劳。今后希望上海商人,不要抱观望的态度。我是奉政府法令,专来惩办不法的商人。”^[25]
        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捉黄牛”,“拍苍蝇”,“要把冒险家的乐园,变成上海人的乐园”,一时被誉为“蒋青天”。如果蒋经国不是蒋介石的儿子,当时蒋经国反对资产阶级的种种演讲词,足以被人扣上一顶红帽子了。但是,上海工商界心中有数,于是,他们通过反击豪门资本,来进行自卫,也看看蒋经国的高调能唱到几时。
        当时,国民党政府对于个人在国外的外汇资产,不但条件宽松,而且始终没有什么有效的措施。流向海外、估计在5亿美元以上的这些外汇资产,一般舆论认为,大体上是豪门向海外转移的资产。无论是美国方面,还是国内国民党统治区的舆论方面,都认为国民党政府要打内战,就应该动用这批资产,而不应该专门向国内经济濒临破产的企业搜刮。《大公报》上一再指出:“富户并未拿出存金来,而是平时保存了三五枚银元、美金,以保存些微购买力维持生活的小百姓们,因不敢违法,才去兑换的。”^[26]“大多是零星小户,黄金没有超过百条,美钞没有超过千元,真正的大户还没有拿出来。”^[27]国营轮船招商局总经理徐学禹发表署名文章,指出:“市场上固然有老虎伤人,豪门中也有老虎噬人。市场上的老虎虽已打了几只,豪门中的老虎却还逍遥自在。这使老百姓心里未免不甚痛快。”^[28]《大公报》发表社评:“今天所做的仍有美中不足者,众目昭昭。真正的豪门,仍逍遥自在。‘存放国外外汇资产登记管理’,这一着,最关重大。改制最终的成败,与此辈豪门是否爱国及拥护政府有关。此关打过,则人民无话,工商心服。若打虎至牛而止,不进山林虎穴,精神一松,功亏一篑,那就太可惜了。”^[29]
        据说,蒋经国在召集上海工商界开会时,杜月笙将了他一军:“不过我有一个要求,也可以说是今天到会的各位的要求,就是请蒋先生派人到上海扬子公司的仓库去检查检查。扬子公司囤积的东西,尽人皆知是上海首屈一指的。今天我们亲友的物资登记封存交给国家处理,也希望蒋先生一视同仁,把扬子公司所囤积的物资同样予以查封处理,这样才服人心。”^[30]郭旭的这篇回忆,并非亲历,而只是转述别人的话,其中明显与事实不符的错误很多。但这段传闻,无论是否属实,还是可以反映上海工商界对蒋经国以强力管制经济的抵抗情绪。在上海工商界的压力下,蒋经国不得不对扬子公司进行调查,由此引出了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经营的扬子公司一案。
        蒋经国在上海执行“打老虎”政策,在政治上导致对蒋氏姻亲集团的反冲击,在经济上形成物资匮乏,生产萎缩,游资充斥,市面萧条,危机因素迅速积累起来。当时,国民党政府行政控制系统本来就相当松弛,并不能做到全面控制统治区域的经济。蒋经国在上海控制经济的结果,使内地和上海的物价结构,形成倒挂。控制力不强的内地的原料、粮油价格高过了上海的市场价格,造成上海原料、燃料缺乏,生产削减,粮食和副食供应紧张。由于生产萎缩,政治形势恶化,投资热情下降,上海市民的消费心理却强化起来,大吃大喝、游山玩水的人多起来了,反过来,又强化了对市场的冲击。因为收兑金银外币,游资充斥市场,找不到出路,至9月中下旬,争购消费品的现象就已开始出现。
        蒋经国在上海管制经济,本无系统的计划和部署,只是看一步走一步。他面对着经济流程遭到阻断的局面,不思反省,企图以进一步强化对经济的管制来摆脱困境,结果,在管制经济的泥坑里越陷越深。他在9月中下旬,一再召集上海工商界人士举行会议,一方面强化对他们的压力,一方面寻找疏导经济的方法。他本着管制经济的思路,于9月21日向商界代表宣布:“一、所有商人存储日用必需品及原料,限期向市府登记,以便知悉实际数量。二、自备外汇开放,限于工业原料及机器。三、上海工业产品有多余的,在不影响限价条件外,由产销两地密切联系,不容许投机、抢购、囤积,否则从严处罚。四、为使各工厂不发生困难,允各厂申请所需原料向产区购买,或联合采购。”^[31]自23日起,限五天内,向各同业公会登记,五天后,由军警普查所有仓库,如发现有未经登记的商品、原料,一概没收。续后,又宽限延期到月底。对于日用品决定采取配给的办法,对上海市民重新登记身份证。对于粮食甚至考虑与产区采取物物交换办法,来保证上海的粮食供应。禁止市民携运日用重要物品出境。10月3日,蒋经国在上海区检查委员会第九次例会上决定将检查的范围扩大到京(宁)沪、沪杭沿线各城市,以免上海物资向外地逃避。他对经济的控制权大为扩大了。但是,国民党及其政权本缺乏严密控制经济的功能,在军事溃败、人心解体之际,单凭蒋经国的努力,要想达到全面管制经济的目的,犹如白日做梦。一进入10月份,蒋经国的管制经济就被民众的抢购风潮冲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