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蒋介石还在幕后指挥一切,李宗仁对国民党军政事务在事实上指挥不动,中共对桂系迁就蒋介石的政治主张进行猛烈的抨击,指责“李宗仁的‘和平’宣传至今并未超出和平攻势的范围”^[1]。蒋介石还在继续进行军事部署,一方面抵抗解放军的进攻,一方面对付桂系,他甚至准备“命令胡宗南及其二十万部队空运广州,图阻李宗仁的势力”^[2]。桂系与主和派方面,希望设法让蒋介石出国,以免蒋介石成为当前和平决策的障碍。据司徒日记,2月20日,“从何应钦方面传来消息,要美国帮忙促请蒋介石出国”。2月21日,“白崇禧到访,谈了一个半钟头,还是关于促蒋氏离开中国的同一问题”^[3]。
        最后,张治中决心自己去劝蒋介石出国,以便李宗仁放手去做,促进和平。经与李宗仁、张群、吴忠信等商量,张治中于3月3日与吴忠信一起动身到溪口看望蒋介石。但劝蒋出国的消息事先已被甘介侯披露出去,南京《救国日报》于4日发表社论《人民要求政局明朗了》,5日又发表社论《蒋公不出国,中国无救》。结果,《救国日报》被当局扣上“侮辱领袖”的罪名,停刊三天^[4]。当张治中、吴忠信面见蒋介石的时候,蒋即愤愤地说:“他们逼我下野是可以的,要逼我‘亡命’就不行!下野后我就是个普通国民,那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况是在我的家乡!”先把他们的嘴封了起来^[5]。
        张、吴在溪口住了五天,和蒋介石长谈。关于南京方面对于和谈的最低限度条件,张治中向蒋介石汇报如下:“南京方面意见:中共所提八项的第一项,我们是不能接受的。关于军队改编一项,认为应先决定全国军队数额,然后研究双方军队所保持的比例,各自编成。并且在三年内分期逐步把全国军队缩减到适应国防上需要的最低限度数额,并且确实完成军队国家化的目标。我们希望能够确保长江以南若干省份的完整,由国民党领导,如东北、华北各地由中共领导一样。必要时让步到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四省和汉口、南京、上海三市联合管理。至于联合政府问题,过去有三三制的主张,最近也有建议六六制的,不外使双方在未来政府中保持同等的发言地位。至于双方管辖及共同管理的地区,将来也要分期实现政治民主化,使国家真正趋于统一。至于其他各项,都可加以考虑。”张治中认为“实现多党的民主政治,才是今后中国应走的路向”,得到蒋介石的同意。^[6]据中共在香港办的报纸《华商报》披露:“据蒋方消息:‘今后和谈,将以马歇尔方案为基础。’此一消息如果确实,完全证实南京反动政府绝无和平的诚意。”^[7]南京方面尽管得到中共和中间派人士的明确警告,仍然抱着1946年政协时期的多党民主的政治原则,去和中共进行谈判,在实际上不愿意认真考虑中共的条件。
        中共对黄启汉、刘仲华能否确切地反映李宗仁、白崇禧的意图,没有把握,急切地指示地下党要刘仲容早日动身北上,以便了解李、白的真实意图。李、白也要刘向中共做工作,劝阻中共军事渡江。刘仲容作为双方可以信任的秘密使节,于3月13日在南京与刘仲华一起,与李宗仁商谈了和平条件,李特别强调说:“希望中共相信他,他是诚意求和,但中共应当给他一些时间,让他用政治方法解决,尤其不要在和平谈判时过江,否则他没法交待,只好一走了之。结果白崇禧必定会打,蒋介石也必会复出,美、日均会放手干预。刘仲华明确告诉他,中共方面已再三警告过,不要向中共提出不过江的问题,中共军队不仅要过江,而且台湾、海南、广州、昆明都要去。”^[8]3月16日刘仲容从南京回到武汉,与白崇禧商谈后约20日间到驻马店前往北平洽谈和平条件。但由于交通阻隔,直到3月30日才到达北平。这时候正式谈判也已准备就绪。
        3月23日,何应钦宣布内阁改组名单,24日即召开第一次政务会议,通过组织“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由于中共拒绝接纳彭绍贤、钟天心,而邵力子力辞首席代表,经事先征得中共同意后,确定为:首席代表张治中,代表: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28日又增补刘斐为代表。秘书长卢郁文,顾问屈武、李俊龙、金山、刘仲容。
        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于3月5日至13日举行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面临即将到来的全国胜利,决定了有关的方针政策。3月25日,毛泽东、朱德以及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迁入北平,毛泽东、朱德乘车检阅了部队。中共方面准备就绪,即于26日就和谈问题发布对南京政府的广播通知:“关于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举行和平谈判事宜,中共中央本日决定:一、谈判开始时间,四月一日。二、谈判地点,北平。三、派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为代表,周恩来为首席代表,与南京方面的代表团举行谈判。按照一月十四日毛泽东主席对时局的声明及其所提八项条件,以为双方谈判之基础。四、将上列各项经广播电台即日通知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按照上述时间、地点派遣其代表团,携带为八项条件所需的必要材料,以利举行谈判。”^[9]4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加派聂荣臻为代表,齐燕铭为秘书长。
        在何应钦主持下,南京方面就和谈问题举行了四次集会研究,决定国民党中常委和中政委从广州迁回南京开会,组成和谈的指导委员会,而最重要的是决定“和谈不另订方案,只就中共所提八项做基础,加以研究、酌定原则性限度,由和谈代表负责进行”,仅《预拟与中共商谈之腹案》。这一腹案共九条,基本上是1946年和谈的政治原则,仍希望以对等的方式与中共“和平商谈解决国是”,“重订新宪法”,而“关于战争责任问题,不应再提”,对于至关重要的军队问题,主张“双方军队应分期分年各就驻在区域自行整编,并应树立健全的军事制度,俾达成军队国家化之目的”,在未来的政协和联合政府中,国方和共方“应以同等名额参加”,等等。同时要求“正式商谈开始之前,就地停战”。“如共方要求超过以上各项限度,应由代表团随时电报中央请示核夺”。此外国防部另有《对于国共停战协定最低限度之要求》。^[10]
        行期决定后,张治中于29日自己决定到溪口去看蒋介石,探问蒋介石的态度。蒋对“腹案”只说,“我没有什么意见”,“你这次负担的是一件最艰苦的任务,一切要当心”!确实,张治中要完成这个“腹案”的任务,作为一个战场上的失败者,无疑比登天还难。蒋介石在和张治中谈话时,“他表示愿意和平,愿意终老是乡”。张治中听了很高兴,征得蒋的同意,随后在3月31日的报上发表。蒋经国则狠狠对屈武说:“文白先生太天真了!现在还讲和平,将来是没有好结果的,我看他会死无葬身之地!”^[11]
        对于即将开始的和谈,南京政界既兴奋又忧郁,各派系的心情固然不一样,但即使在主和派里也一样忐忑不安。有人分析:“和谈成功所必要之心理准备,在共党方面,应放弃其革命到底之思想(即清除一切之反对派,成立一党专治),在国民党方面应接受战败党之地位。”^[12]显然,这两条很难做到。顽固派以各种组织和名义发表文电,反对废除宪法,变更国体,反对追究战争责任,要求无条件停战,力求平等的和平,反对“苟安”和“投降”,等等。张治中于31日应邀在立法院演讲,慷慨激昂,表示乐观,“一般人认为比较麻烦的问题,如整军及联合政府等,他相信在双方假如都为人民利益着想的话,也是没有问题的”^[13],博得全场不断的掌声。但在何应钦为代表们送行的晚宴上,“兵败求和,形势太坏,大家当时的心情都是很沉重的”。张治中本人在对上海《新闻报》负责人俞树立谈话时,也忧郁地表示:“形势太险恶了,我们很少回旋的余地。中共的态度,从八条基础条件可以窥见一斑。我们只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了!”^[14]下午,李宗仁在总统府召集军政要员的谈话会,他表示:“过去军队不能战,至今亦然。经济竭绝,金元券不值钱,公教人员以及工人滋扰,不得已而谋和。”白崇禧在会上报告:“安庆打了十天,得到敌人文件,要乘江水未涨前过江。昨又得文件,限今晚拿下安庆。所以本人要求先停战,不要一面谈,一面打,以成其打过长江来解放全中国。”他一再为军械问题与顾祝同发生争执。深夜,南京政要与和谈代表还在李宗仁住宅商谈和谈方针与和战形势。李宗仁表示:“即使决裂,也要在联合政府时再决裂。”^[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