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前后,兴中会会员曾经在上海和内地有过活动,但除了会党外,他们同各阶层民众联系甚少,同知识界的关系更浅。当时的知识分子中间,凡是有一点西方文化知识而又主张进步改革的人,都被笼统地目为“新派”(或“新党”)。在戊戌年间崭露头角的维新志士依然是新派人物的带头人,他们虽屡受摧残,但在上海等地仍有立足的地盘和社会影响。当时,除了像章炳麟这样绝无仅有的几个主张“辨夷夏,讲尊攘”的人之外,还没有革命派的名目。
        1901年3月15日、24日,为抗议沙皇俄国妄图霸占我国东北,上海士商两次在张园集会抗争。首次参加者二百余人,第二次参加者近千人。汪康年、温宗尧、蒋观云、薛仙舟、孙宝瑄、陈锦涛、黄宗仰、薛锦琴等发表了演说,汪德渊、吴葆初等发表了书面演说。会议致电清朝政府和地方督抚,请求“力拒俄约”。杭州士商也于3月18日聚议拒俄,上书要求浙江巡抚会同各省督抚电奏力争,具名者有邵章、汪熙、孙翼中、陈汉第(仲恕)、陈敬第(叔通)等人。发动这次拒俄斗争的核心人物是维新派名流汪康年、孙宝瑄等人。汪康年此时所办的《中外日报》,是国内维新派的喉舌,颇敢抨击时政。张之洞指责张园集会“不过借俄约为名,阴实是自立会党借端煽众,以显‘国会’权力”^[1],是深知汪等的政治背景的。不过,就在此前后,浑一的新派人物在国内政治形势刺激下逐渐发生了分化。革命意识开始在青年学生和一部分原先拥护变法维新的人士中萌发。
        1900年下半年,浙江杭州求是书院头、二班学生愤于北京沦陷和自立军失败,组织了励志社^[2],传播新书报,讨论时事,秘密开会演说。他们虽然还分不清维新和革命的界限,其激烈程度却已非那些维新派名流所能望尘。励志社社员还轮流给低班学生演讲新学,评阅文课。1901年初夏,社员史久光轮值,请教习孙翼中命题,自己评卷。许多学生在课卷中痛斥作为清朝统治象征的辫子,结果被人告发,惊动了巡抚、将军,成为轰动一时的“罪辫文”案。事发,孙、史二人避往日本。“罪辫文”是混沌中的一星火花,它虽没提出革命的口号并形成运动,却反映了知识阶层仇恨清朝统治情绪的增长。随后,求是的姊妹学校养正书塾(此时,它们已分别更名浙江大学堂和杭州府中学堂)又发生了反对校方专制的学潮,学生汤槱、马叙伦等九人被开除。汤、马等六人赴沪与陈黻宸创办《新世界学报》。在1901年到1902年间,求是、养正两校涌现了叶澜、王嘉榘、董鸿祎、蒋尊簋、蒋方震、许寿裳、汤槱等一批出色的学生,他们在东渡日本之后,都成了留学生政治活动中的骨干分子。
        杭州学生中发生的这种变化,在上海、江宁、无锡、嘉兴、常州、苏州等地的学生中也同样地在发生着。
        新派人物分化中更为重大的事件是中国教育会的成立。1901年9月清廷下旨将各省书院改设学堂后,各地陆续出现一批官私学堂,教科书成为迫切需要。当时,中国留日学生翻译之风大盛,上海书商也竞相印行新书,但适用者不多。1902年4月15日,蔡元培与叶瀚、蒋观云(智由)等议定,成立中国教育会,专门编订教科书。4月27日,中国教育会在上海成立,蔡元培当选为事务长,王慕陶、蒋观云、戢翼翚、蒯寿枢等被举为干事。蔡元培字鹤庼,号鹤卿,倾向革命后易号民友、孑民,浙江山阴(今绍兴)人。1868年1月11日(清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出生在一个商人家庭中。1892年中进士,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补编修。他在戊戌政变后对清政府感到失望,南返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嵊县剡山书院院长。1901年应聘为上海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同年冬,与张元济等创办《外交报》,分任撰述。教育会成立后,1902年暑假,偕高梦旦赴日本游历,适成城入学事件发生,吴稚晖、孙揆均被勒令回国。为了防止吴等回国遭受清廷迫害,蔡元培慨然承担护送的责任。8月13日抵沪,教育会发起了欢迎吴等的大会。8月22日,又召开协助亚东游学会,支持自费留学生入军事学校的要求。会上,叶瀚提出了教育会自办学堂的建议。陆续加入中国教育会的还有吴稚晖、黄宗仰、钟宪鬯、王季同、汪德渊、林獬、陈竞全、章炳麟、金天翮、屠寄、丁祖荫、龙泽厚、徐敬吾、吴葆初、敖嘉熊、蒋维乔、马君武、马叙伦、陈范、张继、刘师培等人。他们大都是从事教育及其他新兴文化事业的人。在教育会成立之前,除戢翼翚、章炳麟、马君武、张继等少数几个人已经致力反清革命外,其他都不过是比较激进的新派人士。但随着教育会政治活动的开展,除了龙泽厚那样个别的人还坚持保皇主张外,其他大部分人都先后在不同程度上参加了反清革命运动。
        中国教育会在其章程中宣布:“本会以教育中国男女青年,开发其智识而增进其国家观念,以为他日恢复国权之基础为目的。”^[3]这里,除“恢复国权”所指的内容不甚清楚外,意思是很明确的:中国教育会提倡教育,是为了改造中国的政治目的,是为了给予中国青年以改造祖国所需要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正确的政治思想。这是一种革命的教育思想。关于这个目的,会中的激进分子稍后有进一步的解释,他们说:“我等理想的国家,决非俄罗斯,德意志,乃纯然共和思想,所以从国民做起”,“我辈欲造成共和的国民,必欲共和的教育。要共和的教育,所以先立共和的教育会。”^[4]明确地说,就是为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的国家而办教育会。他们激烈地反对封建教育和奴化教育,指出“专制之毒痛于学界,递积递演,则国民之萌蘖者愈受摧残”,“外人利我教育权者,将阴施其狡狯,益深我奴隶之资格”^[5]。中国教育会鲜明地揭示了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的教育宗旨。为了实现这一宗旨,教育会计划认真地从事造就“共和的国民”这一工作。它设立了教育、出版、实业三个部,预备设立男女学堂,编印教科书、教育报,创办商店、工厂、公司。它在成立时并没有准备直接从事革命的政治活动,但是,时局的急速变化使它没有来得及从容地进行教育的改造,甚至一本教科书都没有编成,便被推上了政治舞台,会中的激进分子成了爱国运动和革命运动的中坚。
        1902年11月,上海南洋公学发生了退学风潮。南洋公学是清朝官吏盛宣怀在1897年创办的一所训练洋务人才的学校,因经费充足,校舍宽敞,设备齐全,师资较好,出路优越而颇著声名,实际内幕却十分黑暗。这时,该校有六个普通班和一个培养高材生的特班。其中,五班文课,学课教习郭镇瀛是一个学识浅陋而又顽固守旧的人,专以欺压学生为能事,长期为学生所不满。11月5日,郭去上课,发现师座上放着一只洗净的墨水瓶,认定是有意侮辱他,严词诘问。11月11日,校方应郭之请,开除无辜学生伍正钧,全班大哗,力争无效,14日决定全班退学,举行告别演说会。五班的行动引起全校同情,次日,全校学生集会,派代表向总办汪凤瀛请求收回成命,汪不允,学生们决定全校退学。这时,校方才慌了手脚,急忙请学生们尊敬的教习蔡元培等出来调解。16日一早,全校学生二百余人,检点行装,列队操场,等候交涉的最后消息。可是,蔡元培去见督办盛宣怀转达学生要求时,盛尚高卧未起。十点,学生们见没有回音,便高呼:“祖国万岁!祖国万岁!祖国万岁!”整队离校。
        南洋公学退学风潮的爆发不是偶然的。一方面,它是学堂中封建压迫的结果。正如《苏报》所指责的那样,学堂主办者“摄照老大帝国小影,官场总办局、所之恶习,自尊如帝天,视人如犬马,妄立章程,驰逞臆说。以压制缚束为威力,以用人派事为市恩;以排斥新书匿己短,以艰深旧学炫己长;以苛责细故为讲求实际,以管束学生为门面排场。呜呼,腐败至此,荒谬至此,荼毒暴虐至此,焉得不为世界之公敌也”^[6]。另一方面,它又是青年学生中民主主义思想滋长的结果。长期以来,五班学生就不顾郭镇瀛的禁令,偷读《新民丛报》、《国民报》等杂志书刊,接受了民主主义思想。他们模仿梁启超改号“任公”的榜样,也为自己取号叫什么“公”,被开除的伍正钧的别号就叫“特公”。他们在1902年8月31日就成立了一个“演说会”,评论时政。演说会的宗旨是“爱国”,他们强调说:“惟现在之国不必爱,而未来之国良可爱也;老大帝国奚足爱,新中国则必爱。”班上核心分子十三人还组织了一个秘密的“任会”,之所以叫任会,就在于其宗旨是“以造新中国为己任”^[7]。在他们的思想中,革命的因素已经比较明显。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学生们是不可能起来向黑暗势力斗争的。
        南洋公学内部的新与旧的矛盾,在全国学堂中是普遍存在的。学堂是新事物。人们都希望学堂能培育出拯救祖国的英才,他们把学堂学生称为“新中国的主人翁”,认为他们是中国前途的一线希望。但学堂绝大部分把持在封建势力手中,力图按照封建的老规矩去办学,因此进步教育界又将这大部分学堂称为“奴隶制造场”。这样,南洋公学退学风潮就不能不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
        事后,进步舆论普遍支持学生。《选报》指出,这一行动“举数十年陋儒浅士卮言曲说,一举而廓清之,以伸独立之权。吾国学界中当有渐被其影响,以固此学生社会,不使露西亚之学生专美于世界”^[8]。《新民丛报》也强调此“实中国国民前途关系第一重要事件也”^[9]。
        南洋公学学生二百余人退学后,因校方引诱,家长威逼,返回、散走了一些,但退学者仍有145人。大部分退学生无处可依,他们想自办“共和学校”也无经费,便请求中国教育会帮助。11月19日,教育会与退学生集议张园,学生提出意见书,得到教育会的支持,决定成立爱国学社。当时,教育会也没有钱,蔡元培赶赴南京向人借款。到码头时,家人奔至泣告,说其长子病死,蔡挥泪嘱他人代办丧事,毅然登轮。11月下旬,爱国学社在南京路福源里正式开学。蔡元培被推为总理,吴稚晖为舍监,教师由教育会选派。
        爱国学社把灌输民主主义思想作为自己的任务。其章程说:“本社略师日本吉田氏松下讲社、西乡氏鹿儿私学之意,重精神教育,而所授各科学,皆为锻炼精神,激发志气之助。”^[10]吉田松荫、西乡隆盛是推动明治维新的日本政治思想界代表人物;松下讲社,鹿儿私学是他们在维新前后的讲学之所,他们所提倡的“军国民主义”曾经给中国革命运动的兴起以不小的影响。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企图仿效他们的教育活动,以推动中国政治的变革。蔡元培在学社开学祝词中说:希望通过学社的努力,“用吾理想普及全国,如神经系之遍布脑筋于全体是也”^[11]。为了达到此目的,学社设置了完备的课程。学社学制分寻常级、高等级,各二年,后又增设了蒙学班。高等级有伦理、算学、物理、化学、心理、论理(逻辑学)、社会、国家、经济、政治、法理、国文、日文、英文、体操等课程。这些课程中、社会、国家、经济、政治、法理心理以及论理等科,都是上海其他学堂所没有的,而学社用以传授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学说。学社最富特色之处是学生自治制度。学生在校内享有很大的权利和自由。住宿生实行自治制,设有评议会,监督学校行政和学生操行。高年级学生还充当寻常班的教师。学生们还经常同教师一起外出参加政治活动。爱国学社在教育上的创举和活跃的政治空气,吸引了许多青年前来就学。
        南洋公学退学风潮发生前,国内早有学潮发生,但影响不大。著名的南洋公学全校学生退学,并组成自己的学校,这就为各地受压抑的学生树立了榜样,鼓舞了他们的反抗情绪,类似事件在各地不断发生。
        1902年11月,浙江吴兴南浔镇浔溪公学为南洋公学学生的斗争精神所感动,公议登报祝贺,总教杜亚泉横加干涉,随后又解聘学生爱戴的教师,学生二十九人愤而退学。
        1903年4月3日,江宁江南陆师学堂学生三十余人也因反对校方专制退学。当时,校方无理斥退学生,引起学生公愤,校方反加以“聚众滋事”的罪名,并以禀明两江总督严加惩办相威胁。学生义无反顾,集体离校。他们得到了中国教育会的支援,章士钊(此前因他故退学)、林懿均等三十一人加入爱国学社。
        4月13日,杭州浙江大学堂学生也因反对总理劳乃宣等无理开除学生,八十余人集体退学。退学生仿照爱国学社的样子,自建了励志学社。励志学社得到了中国教育会的资助。
        5月3日,上海广方言馆学生因反对总教习舒高第,倡议集体退学,总办赵滨彦竟欲调兵围校,后见学生不屈,才设法调停。
        5月9日,杭州教会学校蕙兰书院学生因反对美国教士甘惠德的欺侮虐待,五十余人退学,组成了改进学社。
        一时间,各地退学、罢课、集会等反抗斗争风起云涌,被社会上称为“学界风潮”,一些学生则自称为“学界革命”。“学界风潮”是新型知识阶层在政治上崛起的一种表现,学生们反对专制、奴化,要求自由、平等,忧国忧民,表现了民主主义的觉悟,同时也使斗争带上了明显的政治性质。这种斗争为进步师生献身爱国运动和革命运动起了动员作用。
        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始终如一地积极支持各地进步师生的正义斗争。除去人力、物力的支援和行动上的指导外,它们特别注意了政治上的指导。教育会和学社的喉舌《苏报》为此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它增强了“学界风潮”的政治性质,指出:“官立学堂,政府压制之小影也”;“教会学堂,宗教压制之小影也”^[12]。因而斗争的内容是“脱奴隶之教育,去专制之范围”;“释宗教之迷信,不受外人之羁绊”^[13]。这种斗争乃是“政治界反抗力之先声”^[14],“国民竞自由权之起点”^[15],“新中国独立之起点”^[16]。《苏报》还指出,“改革政体,无不从学界起点,此东西各国通例也”。中国“学界风潮至今始有萌芽,而其前途之变幻,必波谲云诡,发现于二十世纪大舞台”^[17]。从这种认识出发,它要求学生们在斗争中注意“有意识”与“无意识”之分,“当争之于精神,不当争之于形式”^[18],也就是说要坚持“学界风潮”的反对列强侵略,反对清廷专制的政治方向。教育会和学社成了“学界风潮”的指导者和国内先进知识分子的注意中心。
        1902年的冬天,中国教育会还创办了爱国女学校,蒋观云任经理,后亦由蔡元培接任。为响应教育会的主张,江苏一些城乡建立了教育会的分支。殷次伊、丁初我(祖荫)、徐觉我在常熟将他们组织的敩学同盟会改组为中国教育会常熟支部,设立了塔后小学校;金天翮、杨天骥等在吴江同里组织了中国教育会同里支部,创办了同川学堂(亦名同里自治学社);同里支部成员柳人权(亚子)、陶亚魂在吴江黎里又组织了中国教育会黎里支部,开会演说。教育会的成员在上海还主办不少事业,如钟宪鬯主持的科学仪器馆、《科学世界》杂志,陈竞全主持的专出进步书刊的镜今书局,林獬主办的《中国白话报》等。所有这些事业的发展,壮大了教育会的实力,保证了它在政治斗争中能发挥更大的力量。
        在新型知识阶层崛起于政治舞台的同时,社会上也出现了对“中等社会”,“学生社会”的礼赞。《新湖南》一书说:“吾湖南而为埃及,必有人为亚拉飞;吾湖南而为非律宾,必有人为阿君雅度;吾湖南而为杜兰斯哇,必有人为古鲁家。若而人者,必出于中等社会无疑也。”《教育界之风潮》一书说:面对祖国危亡,“居今日而欲图补救,舍中等社会其谁属哉!”该书还说:“学生社会之于国家关系重且大,学生社会一日不立,则新党一日不能结,中国一日无望。”这种对“中等社会”、“学生社会”的推崇,是新型知识阶层意识到自身的存在和它在近代革命中所处地位的表现。这些知识分子不再像古代的“士”那样自居为“上等社会”;相反,他们视“上等社会”为仇敌,指责“挟政柄者,大率皆顽钝腐败之魁杰”^[19]。另一方面,他们又强调自己与“下等社会”——农、工、商的不同。他们承认“下等社会为一国之主人”^[20],但认为其没有创造新国家的能力。有人说:“下流社会,如长发、大刀等,亦尝有之矣,亦曾见于国家大事有益否耶?以暴易暴,暴更甚焉。纵使前此之建社会者,竟能改革旧政府,有所建设,吾恐其速亡国之祸也。”^[21]这种对劳动民众反抗斗争的蔑视无疑是荒谬的,但其中也包含着一些真理:古代类型的人民起义不足以挽救中国的危亡,只有寄希望于代表新的生产力和新生产关系的阶级或阶层,而这种新的社会关系正是新型知识阶层创造力的源泉所在。人们正是抱着对新的社会力量的期待来赞美“中等社会”或“学生社会”的。《苏报》指出:“盖学生者,实能于方今各社会中独树一帜,有吸取新思想之资地,有翕受新感情之脑筋,有担任新中国之学问。社会主义方倒欧风、倾亚雨而来,旁皇而无所著,而直接承受之力,不得不以学生为之媒。”^[22]根据以上对自身地位的认识,这些“中等社会”的人们认为自己的责任在于:“提挈下等社会以矫正上等社会”,“破坏上等社会以卵翼下等社会”,也就是说,他们自觉地把领导近代革命的责任承担下来了。为什么在新型知识阶层投入之后,步履艰难的反清革命迅即生动活泼起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个阶层具有这种觉悟性。新型知识阶层的这种觉悟性,究其根本,是中国资产阶级觉醒的一种表现。但他们不是阶级论者,不懂得这一点。他们甚至把自己所附着的,包括在农、工、商中的资本家阶级,也视若等闲。
        还可以指出这样的现象:随着新型知识阶层的愈益活跃,赞美“中等社会”的热情反倒冷却下来了,代之而起的却是对它的各种各样弱点的指责。这种现象固然是这个幼稚、软弱的社会阶层免不了要经受的,但这决不是它对自己的历史责任畏怯的表现,而是一个痛苦的加深认识的过程。经过一番回味之后得出的认识,毕竟要比此前高明。他们指出:“支那民族经营革命之事业者,必以下等社会为根据地,而以中等社会为运动场。是故下等社会者,革命事业之中坚也;中等社会者,革命事业之前列也。”^[23]他们还说:“其游说煽动也……自学生与农民为伍而继之以学生与军人为伍。主义掞扬,徒党充实,而后能挫折政府之锋芒而无所于衄。支那之劳动社会、军人社会,大半出于秘密社会之间,而以军人社会、劳动社会与秘密社会相为援引,则自成不可拔之根据。故担任下等社会革命教育者,不可不联络三种社会构成其统一之机构,而增进其活动之形势。”^[24]这里,对于新型知识阶层以及各个可能投入革命的阶级、阶层的估量,比过去要客观、准确得多。辛亥革命的整个进程都没有脱离这种估量。但是,人们不能要求新型知识阶层在其开始活跃的阶段就导演出惊天动地的活剧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