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爱国学社开办后,延至1903年春节后才正式上课。学社内革命空气弥漫。蔡元培在南洋公学任教时,就已经在提倡民权、女权,这时更“公言革命无所忌”^[1]。他把从日本返乡闭门著书的章炳麟请来教国文。章在作文课上命学生们各作本人的《本纪》一篇。“本纪”是中国古代正史中专门记载帝王生平和国家大事的一种体裁,章炳麟竟让学生娃娃们自书《本纪》,分明是用玩世不恭的态度来表示对封建君主专制的蔑视和反抗。当他看到有学生述及由保皇到革命的思想转变过程时,便用自己摆脱“纪孔保皇”束缚的体验鼓励他们继续前进。吴稚晖在教国文时,则用严译《天演论》作为课本。
        爱国学社的师生还在社会上公开进行政治宣传。经学社职员徐敬吾联系妥当,师生们自春节后每月到张园安垲第演说一次,与会演说者都是极力主张革命的人,其中以吴稚晖风头最足。章炳麟有时并不演说,只是大叫:“革命,革命,只有革命!”更博得情绪激昂的听众们的欢迎。到拒法、拒俄运动开始,学社在张园共开了三期演说会。
        这时,《苏报》也和教育会、学社关系日益密切。《苏报》原是一家以日本政府为背景的日侨报纸,1896年发刊于上海,至1898年秋,转售与中国人陈范。陈范(1860—1913)字叔柔,号梦坡,后易名蜕,号蜕盦,湖南衡山人,寄籍江苏阳湖(今属常州),清举人,官江西铅山知县,因报效欠丰,被贪赃的市巡抚德馨劾罢。他愤于清朝政治腐败,想主持清议以挽救时局,便买下了《苏报》,鼓吹维新、保皇。1902年冬,《苏报》首先报道了南洋公学退学风潮,随后受新型知识阶层政治情绪的影响,言论日趋激烈。1903年春节后,报馆聘爱国学社师生蔡元培、吴稚晖等七人撰写论说,并每月拿一百元补助学社经费。2月,开辟《学界风潮》专栏,推动学堂师生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很快,“革命排满”的呼号也出现于报端。3月间发表的蔡元培所作《释仇满》一文,就旨在赋予“排满”以正确的社会内容。这样,《苏报》实际上成了教育会和学社的机关报。
        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和《苏报》,三位一体,与国内,首先是东南地区的进步政治力量的联系日加广泛、紧密。“各处教育会及各学堂皆步尘而兴,咸奉海上诸志士为全部之中心”^[2]。它们不仅是“学界风潮”的政治指导者,在拒法、拒俄开始后,又成为这场爱国运动的政治指导者,极力促使爱国的人们走向反清革命的道路。4月26日,中国教育会召开徐园大会,评议会提议修改章程。修改后的章程规定“本会以教育中国国民,高其人格,以为恢复国权之基础为目的”,用“教育中国国民”代替了“教育中国男女青年”的规定。章程还规定设立“社会教育部”,其任务是“主提倡政论,改良风俗,凡书报,演说等事隶之”^[3]。章程的修改,表明中国教育会已经抛弃了原先单纯办进步教育事业的想法,决心在社会上进行政治斗争。
        当时,上海地方的拒法、拒俄斗争是改良派和革命派联合发动的。历次张园集会,演说自己的主张的有维新派、保皇党的汪康年、龙泽厚、冯镜如、易季服^[4],也有革命派的蔡元培、吴稚晖、马君武、邹容;参加会的群众,有改良派办的务本女学学生,也有革命派的爱国学社学生;支持会议的,有改良派的《中外日报》,也有革命派的《苏报》。两派旗鼓相当,某些场合,改良派还占着主要地位。但是,要说到对群众的吸引力,当然以革命派为大;至于同东京留学生的联系,改良派更完全无能为力。中国教育会一派人积极支持了改良派的爱国要求,但对改良派把这场爱国运动变为改良主义的政治运动的企图,保持着高度的警惕。4月25日的拒法会上,龙泽厚等提议向清政府发电阻止法人,教育会人士没有反对,但他们不愿向自己的敌人请愿,拒绝担负发电的任务。4月27日的拒俄会上,又发生了主张革命者与主张改良者“因宗旨不合,相对驳诘,哄然走散之事”^[5]。这样,两派的冲突就很难避免了。5月12日,《中外日报》首先公开了这一矛盾,它在论说《存诚篇》中,攻击革命派“创非常之论,挟骇众之言,遂欲首发大难,以号召徒众,假义声以风动天下”,实则“不足以要其成”,“不能实有所联结”。5月13日,《苏报》发表来稿《敬告守旧诸君子》,揭示革命救国的旗号,指出:“居今日而欲救吾同胞,舍革命外无他术。非革命不足以破坏,非破坏不足以建设,故革命实救中国之不二法门也。”该文还指出,革命是要流血的,革命者宁愿流血,是为救四万万同胞。5月14日,《中外日报》又发表论说《乘时篇》,攻击革命主张是“时之所必不能为”。为此,《苏报》于5月18日发表论说《读〈中外日报〉》,公开应战。这篇论说指出,群众幼稚的改革要求,“要不可谓非国家思想之萌芽者也,吾固将引而进之,而不知彼主笔之一切用消极手段者何为也”。论说还指出,汪康年是听到了清朝要镇压拒俄运动的风声,“故亟为此论以自解于官场也”。保皇党人龙泽厚、冯镜如、易季服等比汪康年要倔强,不甘心退缩保守。与革命派共同发起的国民公会掌握在他们手中,冯等便动议将它改组为国民议政会,以“救亡”、“归政”为目的,发起在7月间举行“归政”请愿。所谓“归政”,就是要西太后将戊戌政变时夺去的权力还给光绪帝载湉。这一主张在当时同“革命排满”一样,虽然被当权者西太后一派视为大逆不道,但是对于革命来说,它却在制造对清朝统治的幻想,阻止革命的发生。冯等在邀请人们参加国民议政会的成立时没有预先说明其宗旨,革命派人士也应约而来,等到冯镜如登台演说,才知道事情真相。邹容愤怒地起来驳斥冯。因为冯入了英国籍,邹巧妙地问他:“尔英人,今所设者,中国民议政会耶?英国民议政会耶?”^[6]吴稚晖等也予以反对,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一派的人士都没有参加。至此,从戊戌以来逐渐汇聚在一起的上海新党人士,终于因革命与改良如水火之不相容而最后结束了政治上相互携手的局面。从此中国教育会一派的革命者更加放手地从事其革命活动。他们这时的革命活动,由于环境的限制,主要还是出版书报,发表政论,鼓动人们起来进行反清革命。在这方面的活动中,《苏报》充当了先锋。
        6月1日,《苏报》在陈范新聘的主笔章士钊主持下开始“大改良”。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在文章、消息重要之处夹印大号字,突出《学界风潮》栏,增设《舆论商榷》栏,减少一般新闻等等。而改革的中心则在于“以单纯之议论,作时局之机关”^[7],也就是说,用革命的舆论来影响中国政局的变化。《苏报》宣言:“吾将大索天下之所谓健将者,相与鏖战公敌,以放一线光明于昏天黑地之中。”^[8]6月1日,它发表了论说《康有为》一文,借外报传播清廷将召康有为返国消息事详加发挥,指出“革命”已是人心所向,无法阻拦。该文说:“天下大势之所趋,其必经过一躺之革命,殆为中国前途万无可逃之例”,“革命之宣告,殆已为全国之所公认,如铁案之不可移。”该文还断言,“新水非故水,前沤续后沤。戊戌之保皇,不能行于庚子之勤王;庚子之勤王,不能行于今后之革命”,因此,即使清廷百般设法阻止,包括抬出康有为,也“于中国之前途绝无影响”。兹后,《苏报》又刊出《哀哉无国之民》、《客民篇》、《论报界》、《祝山西崞阳学堂万岁》、《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驳〈革命驳议〉》等文,谠论源源而来。从6月1日开始改良,到7月7日报馆被封,三十七天时间,《苏报》共刊出论说、来稿四十篇(其中有五篇曾经连载),几乎没有一篇不谈革命。文中,对清朝反动统治及保皇党人的激烈谴责,往往一转而变成行动的号召。“时乎,时乎,机不再失!乘是而流一点万世不磨之鲜血,造一个完全美备之政体,荡清胡氛,强我种类。虽千万圆颅乱掷于血雨肉泥中,而万世钦仰此光明磊落之手段,岂不大快乐事”^[9]!“路易死,法乃强;英靰去,美乃昌。毋馁尔气,毋韬尔芒;插义旗于大地,覆政府于中央。扫除妖孽,还我冠裳!时则独立厅建,自由钟撞,率我四百兆共和国民,开一杀人之大纪念会,以示来者于弗忘”^[10]。这完全是明朝即发的武装起义的檄文!读之令人心砰。《苏报》就是这样地呼唤着革命的降临。
        在《苏报》改革的前后,邹容的名著《革命军》和章炳麟的名著《驳康有为书》也先后问世。用《苏报》的话来说,《革命军》“以国民主义为干,以仇满为用,挦撦往事,根极公理,驱以犀利之笔,达以浅直之词”,“诚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也”^[11]。“读之当无不拔剑起舞,发冲肩竖。若能以此书普及四万万人之脑海,中国当兴也勃焉”^[12]。《驳康有为书》则“持矛刺盾,义正辞严,非特康氏无可置辩,亦足以破满人之胆矣。凡我汉种,允宜家置一编,以作警钟棒喝”^[13]。《苏报》发表了章炳麟为《革命军》写的序文,并著文介绍二书。《革命军》、《驳康有为书》与《苏报》相互辉映,使革命鼓吹的声调更加强烈。尽管它们所进行的“革命”还仅仅是口诛笔伐,但已经给万马齐喑的社会带来很大的震动,莘莘学子更是如醉如狂,成天侈谈“革命排满”。
        清朝统治者当然不能容忍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在4月底张园演说开始后不久,驻沪的清朝商约大臣吕海寰就要求上海道袁树勋进行镇压。袁不敢轻举妄动,吕又向江苏巡抚恩寿报告,说是“上海租界有所谓热心少年者,在张园聚众议事,名为拒法拒俄,实则希图作乱,请即将为首之人密拿严办”^[14]。吕先后开了两次捕人名单,第一次为蔡元培、吴稚晖、汤槱、钮永建四人,第二次为蔡元培、陈范、冯镜如、章炳麟、吴稚晖、黄宗仰等六人,要恩、袁按此捉拿。恩寿得悉,急命袁树勋设法对付。他们镇压的主要目标是爱国学社,但学社和主要负责人住处都在租界里,清方不能直接捕人,袁不得不向各国领事交涉。5月8日,袁出告示悬赏捉人。13日,领袖领事、美国驻沪总领事古纳签字应准,但租界工部局却以不合租界章程为名,勒令收回。为此,工部局于5、6月间先后六次传讯清方要捉拿的蔡元培、吴稚晖、黄宗仰、章炳麟等人。工部局方面表示,只要学社是在讲学,不藏武器弹药,如官厅来捕人,工部局将予保护。蔡等都留下了自己的住址,以示心地坦然。清朝统治者和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使革命活动暂时没有受到影响。
        对于清朝统治者的镇压,中国教育会派的革命分子早已料其必然,他们只是将这种反动行径用作教育人们起来反抗清朝统治的良好教材。但是,对于东京的爱国留学生来说,清政府的无理镇压,却是促使他们决心革命的关键因素。
        东京留学生的拒俄义勇队是在革命派推动下组成的。钮永建最初向留学生会馆干事章宗祥、曹汝霖提出组织义勇队的建议,章、曹二人都反对。但青年会领袖叶澜却支持此事,他对秦毓鎏等说:“青年会揭橥民族主义,留学界中赞成者极为少数,欲图扩张,至为不易,我们何不赞成惕生(钮永建号)主张,借此题目结一大团体,以灌输民族主义?”^[15]于是,他们与钮联名为发起人,争得了留学生的一致赞成。在成立义勇队时,留学生中的革命情绪已经有所显示,叶澜演说时问道:“吾军此举为国民乎?为满洲乎?”钮永建答道:“为国民!”大众鼓掌表示赞同。但是,为爱国情绪所支配的留学生急于献身沙场,幻想清朝政府和官吏同情他们的主张,派了汤槱、钮永建为特派员归国去说服袁世凯。这种请愿行动,当时被人们称作“运动官场”,上海教育会一派人很不满意留学生的这一举动。汤、钮二人到达上海后,去爱国学社演说拒俄的前途和方针,当即受到吴稚晖等的反对。《苏报》也告诫他们:“‘不识人头,吃煞苦头。’诸君其鉴诸!”^[16]果然不出所料,五六月间,社会上传出了特派员在天津被杀害的消息,并流传着一份严拿留学生的《密谕》,命令“地方督抚于各学生回国者,遇有行踪诡秘,访闻有革命本心者,即可随时拿到,就地正法”^[17]。虽然,后来消息证明特派员被害是讹传,清廷也否认有严拿留学生《密谕》,但清政府蓄意镇压拒俄运动却是事实。在拒俄义勇队成立后,清公使蔡钧即密电北京外务部,说留学生们“以拒俄为名,实图不轨,阴谋并密置党羽于长江、北洋一带之地,分派会党煽惑,纠合同志,以便起事,请速电致湖北、直隶、两江督抚,严密查办”^[18]。5月27日,兼署湖广总督端方也以留学生“欲入长江勾引票匪为乱”作理由,密电沿江海各省“严防密拿”^[19]。特派员到达天津后,袁世凯拒绝接见,他们能见到的,是捉拿留学生的密电,只好悻悻然而返。清廷对拒俄运动的镇压和特派员请愿的失败,无异给被《苏报》称作头脑“热昏”的留学生们泼了一盆凉水,使他们清醒起来。“我以热血待人,其如人冷遇我何”^[20]!他们激怒起来了。
        6月6日,叶澜在寄往上海的信中就已表示“今日情形则又不同”,要改变方针。他说:“吴、蔡两公既为政府所深忌,则本会诸人亦同一辙。若与彼昏辩论,不但无益,而反触其忌,惟有坚忍不挠,始终与彼相持耳。”^[21]等到清政府镇压拒俄的各种密电传来,留学生们更加愤怒。《浙江潮》说:“钩党结狱,缇骑四出,若欲尽杀我中国国民而后止。”^[22]《江苏》说:“以求媚联俄的异族政府之无术,乃不惜反唇肆其‘名为拒俄,实则革命’之狂噬,以自斫其对外之扞御,则异日虽百变其术,百变其言,苟有可以为取媚异族之具者,即概以‘名为如何,实则革命’一语冠之无不可也。”^[23]《游学译编》说:“满政府禁制吾四万万之人与俄宣战,吾国民当以四万万人之同意,与满政府宣战。”^[24]最能代表此时留学生心情的是军国民教育会会员陈去病的话。陈去病说:
        呜呼!兹马八再之留学生,洵亦可谓伈伈伣伣,低首下心者矣。不意满洲朝廷乃斥为党徒,目为悖逆,指为不轨,怒为对敌,且又重诬之以为孙文之党援,康、梁之臂助,移文州郡,传电畿疆,罗织搜索,防若寇贼。观其儆戒之情与张皇之态,盖几较俄事有过之无不及者。闻其密札有曰:“名为拒俄,其实革命。”夫革命竟革命耳,何借拒俄之词为?今既拒俄,则非革命固无疑矣。而端方,而蔡钧,必欲合并而混同之,务极倾陷以为快。呜呼!我留学生何万幸而遽邀革命之名乎?夫有拒俄之诚而即蒙革命之名,吾知自今以往,世人之欲效忠满洲者惧矣。然使昌言革命而徐图拒俄之计,吾转不知彼满洲者于我将奈之何?是故余乃怃然慨息,悄焉累欷,以敬告于我留学生,并以谂四万万黄帝之胤曰:呜呼!革命其可免乎!^[25]
        “革命其可免乎”,这就是结论。于是,军国民教育会中的激进分子开始酝酿进行改组,青年会成员在各省同乡会中极力宣传“革命排满”主张。
        7月5日,军国民教育会全体会员在东京锦辉馆开会欢迎特派员汤槱、钮永建归来。会上,秦毓鎏、萨端、叶澜、张肇桐、董鸿祎、翁浩、胡景伊、程家柽、王嘉榘、郑宪成等十五人提出意见书,要求表明宗旨。意见书指出:“今吾会以宗旨不明之故,致贻人以口实,在清廷早洞见吾肺肝,于国民反助长其奴性,必至两无所得,而本会之基础,终无以自固,本会之发达,亦终无可望。借令发达矣,此会之于中国前途果有何影响也?”他们要求以“实行民族主义”的宗旨,代替原定的“实行爱国主义”。意见书指出:“宗旨既定之后,皆当坚守此旨,以维持本会于无穷,鼓吹此旨以唤醒国人之迷梦。祖父世仇则报复之,文明大敌则抗拒之,事成为独立之国民,不成则为独立之雄鬼。”^[26]秦毓鎏等的意见得到过半数会员的赞成,从而通过。该会书记王璟芳反对意见书,起来大呼不可忘记大清恩泽,宣布要退会。王在义勇队成立时表面很积极,暗地里却向蔡钧告密,说学生们是“名为拒俄,实则革命”,至此真面目完全暴露。事后,他得到清廷的嘉奖,恩赏举人,但留学生却视彼为无耻之尤。当时,因各种原因退会者,不过十余人。
        军国民教育会在由爱国团体改组为革命团体之后,活动逐渐转向秘密。它决定通过鼓吹(宣传)、暗杀、起义三种方法来实行革命排满。其总部设于东京,在上海等地设有分部,开会无定期,会场无定所,吸收会员,概取严密。当年,会员叶澜、张肇桐、秦毓鎏、黄铎等在上海设立国学社,出版教科书和东西名籍,会员谢晓石、苏子谷等也在上海创办《国民日日报》。次年,会员秦毓鎏、刘三、费公直等在上海创办了丽泽学院,秦毓鎏、翁巩、叶澜等还应会员黄兴等邀约,赴长沙任教,在那里参加了华兴会的创立。会员杨笃生则在日本组成了极为秘密的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暗杀团后来在上海也设立了据点,它是光复会的前身。军国民教育会会员的活动逐渐都转到了国内,但该会的组织一直保持到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在此期间,它始终没有用自己的名义进行重大的政治行动。
        《苏报》的改革和军国民教育会的改组是新型知识阶层革命化的重要标志,这个阶层掀起的反对封建奴化教育的斗争和爱国运动至此已经发展为反清革命。由于新型知识阶层的这种变化,资产阶级革命派终于在先进的中国人中间取代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盟主地位,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已经是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