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这样一个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了两千多年的国家里,要动员人民起来推翻帝国主义的走狗——清政府,从而消灭君主专制政体,建立独立自由的民主共和国,是一件艰巨的事情,它需要一个规模巨大的革命启蒙运动。事实上,反清革命运动正是伴随着这样一个启蒙运动而兴起的。革命宣传活动在反清革命的整个进程中占着极为重要的先导地位。“革命排满”、“建立共和”的呼号震动全国,首先依赖于革命宣传家们的劳绩。
        文字宣传是革命宣传活动的主要形式。在孙中山领导兴中会独自活动的年代,宣传活动是开展得不够充分的。兴中会只在香港有一份《中国日报》,附带刊出《中国旬报》。兴中会员还办过《开智录》。除此之外,他们只能翻印一些如《扬州十日记》、《原君》那样的旧籍,作为自己的宣传品。然而,进入二十世纪之后,这种沉闷局面被打破了。《国民报》首先以崭新的面目在东京出现,它关于民主主义的宣传,深刻地影响了像邹容这样的青年知识分子。随着越来越多的新型知识分子投身革命行列,宣传活动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在1903年和1904年,《革命军》、《驳康有为书》、《猛回头》、《警世钟》等书出版;《苏报》、《国民日日报》、《警钟日报》、《大陆》、《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等报刊发行。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反清革命宣传的高潮。宣传活动(包括口头宣传)几乎构成某些地区革命活动的主要内容。一些革命家名震全国,也首先是由于他们在宣传方面的功绩。这种情况是革命运动刚刚兴起时必有的现象。
        革命宣传活动的日益蓬勃发展,可以从革命书报的风行、宣传队伍的壮大和多种多样宣传手段的采用几个方面看出来。至于宣传家们集中宣传的“革命排满”,“建立共和”的口号,则将在后文专门予以介绍。
        一、革命书报的风行:
        迄至1905年夏季中国同盟会成立前夕,资产阶级革命分子创办或主持的革命报刊,主要的如下表,
        报纸:
        

        期刊:
        

        

        革命书籍的出版更为普遍。在这些书籍中,以政论和介绍反清革命运动者影响最大,最受人们欢迎。此类书中较著名的有:
        

        

        除政论性书籍之外,革命分子还编译了大量有助于革命思想传播的图书,其中包括:
        (一)揭露清朝入关暴行和黑暗统治的旧籍。如《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等。这类书还被汇编成丛书,如《陆沉丛书》、《明季实录》等。有人还搜集有关这方面史料,编写成书出版,如陈去病的《清秘史》、刘光汉的《光汉室丛谭》等。
        王夫之的《黄书》、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也被翻印出版。
        (二)宣传革命、反满的史著。如汉公(刘成禺)《太平天国战史》、匪石《郑成功传》、佚名《中国第一大伟人岳飞》、陶成章《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等。
        英、美、法、俄等国的革命史、弱小国家和民族的衰亡史、独立史,以及外国名人传记,也大批翻译出版。
        (三)揭露列强侵略的著译。如《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西力东侵史》、《哥萨克东侵史》、《中俄交涉史》、《俄罗斯对华策》、《俄前皇并吞世界遗策》、《明耻图》、《闽警》等。
        (四)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学说名著的译本。如《民约论》、《自由原论》、《万法精意》、《物竞篇》、《天择篇》、《社会学原理》、《国体政体概论》、《代议政体》等,以及美国《独立宣言》、法国《人权宣言》的译本。
        (五)介绍当时各国社会思潮的译著。如《社会主义神髓》、《世界进步之大势》、《无政府主义》、《虚无党》、《自由血》、《俄罗斯大风潮》等。
        (六)各种文艺作品。
        革命书报的出版地也就是革命运动比较发达的地方,集中于上海、东京、香港。但书报所传播的地区却非常广泛。上海出版的《苏报》,在北京、天津、成都、武昌、汉口、寿州、安庆、芜湖、南昌、福州、南京、镇江、扬州、如皋、杭州、绍兴、宁波、苏州、无锡、松江、常熟、日本横滨等23个地方设有33个分售处。言论稍为温和的《大陆》杂志传布就更广,1903年,它在外地有66个代派处,北至北京、太原,东至蓬莱,西至成都,南至广州,都有人代售。《政艺通报》更超过《大陆》,它的代派处达八十余个。像潍县、天门、常德、泸州、浔州、宁国、锦州这样较小的地方都有出售。连《觉民》这样在小城镇出版的刊物,也有23个代派处,并且深入乡村。革命书报的流传之广,于此可见。
        革命报刊的发行量也是可观的。1903年,《苏报》在东南地区各省城中最为闭塞的南昌,发行200份。1904年,《警钟日报》在武昌发行300份,杭州二百余份,南京四十余份,没有代售处的泰州、泰兴、衢州也各发行3份。其他一些革命期刊,在武昌共发行260份,南京65份。杭州则自有《杭州白话报》,发行约一千份。1903年,《浙江潮》第一、二、三期第三版,第四、五、六期第二版,第七、八期初版,均印行五千册。《湖北学生界》发行量开始很小,后因当局查禁,反而猛增至每期数千册。革命报刊在各地发行的数字虽比不上一些历史长的大报和改良派报刊,但在受到清朝统治者压制的情况下,能达到这种程度很不容易。如果从这些零散的统计数字去估计革命报刊总的印行量,其总数应当是很庞大的。邹容的《革命军》一书,更是印行数量巨大的典型。《革命军》第一版在上海大同书局印行,很快销售一空。后来,各地纷纷翻印。为避免国内外当局注意,翻印时多半将书名改掉,例如1903年在新加坡翻印,改名《图存篇》,同年在香港翻印叫《革命先锋》,在上海翻印叫《救世真言》,在横滨翻印时与《驳康有为政见书》合刊,叫《章邹合刻》。据估计,这本书在辛亥革命时期一共印了二十几版,总印数超过一百万册。
        革命书报品类繁多,印数庞大,流传广泛,说明革命思想深受群众的欢迎。
        二、革命宣传队伍的壮大:
        与革命书报的风行联系在一起的,是革命宣传队伍人才辈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袖人物孙中山、黄兴和蔡元培都曾以大量精力研究革命理论和推动革命宣传。但反清革命运动初期最著名的宣传家,还应当推《革命军》作者邹容,《猛回头》、《警世钟》作者陈天华和《驳康有为书》作者章炳麟。他们的这几本书都是鼓吹资产阶级反清革命运动的奠基之作。
        邹容(1885—1905)字威丹,四川巴县人。他是富商的儿子,自幼熟读经史,却不肯应科举,常“薄尧舜,非周孔”^[1]。1901年出川,入上海广方言馆。次年9月赴日,就读于东京同文书院。他很快被留学生的革命活动所吸引。1903年2月,刘成禺等借新年团拜发表排满演说,邹容起而响应。不久,因愤于一个清朝官员的丑行,他与同学一起去强行剪了此人的辫子,被迫回国,住在上海爱国学社。拒法、拒俄运动开始,他异常积极。5月,发起组织中国学生同盟会,想“于学界成一绝大合法团体,以鏖战于中国前途竞争逼拶之中” ^[2]。当冯镜如成立国民议政会企图将运动引入改良主义的轨道时,他又在该会成立会上予以怒斥。这时,他与章炳麟、章士钊、张继结为兄弟,他年纪最轻,被视为小弟。
        《革命军》是邹容在日本时写成的书,回沪后重加增润,由章炳麟作序,于1903年5月间出版。在自序中,邹容自称为“革命军马前卒”。这本书约二万言,它以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天赋人权学说作为理论基础,大声疾呼革命,要求推翻合专制、卖国与种族压迫为一体的清政府,由野蛮而进文明,除奴隶而为主人,建设一个独立民主的中华共和国。由于这本小书系统地阐发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和主张,加以文笔浅近、犀利,说理明澈,情感丰富,它很快受到社会上的热烈欢迎。孙中山称誉它“为排满最激烈之言论”,“其开导华侨风气,为力甚大”^[3]。吴樾说,他得到这本书后“三读不置”^[4]。人们都以先睹为快。在偏远地区,竟卖到十两银子一本,许多青年还竞相传抄。清朝统治者对《革命军》极为忌恨。端方说:“此书逆乱,从古所无,竟敢谤及列祖列宗,且敢直书庙讳,劝动天下造反,皆非臣子所忍闻。”^[5]清朝政府制造“《苏报》案”,镇压的对象之一,就是邹容和《革命军》。正反两方的强烈反应,显示了这部作品的威力。
        陈天华(1875—1905)字星台,别署思黄,湖南新化人。他出生于一个清贫的塾师家中,幼年曾放牛、当小贩,十五岁才入塾读书。后得人资助,入资江书院、求实学堂。1903年3月,留学日本,先后入东京弘文书院、法政大学。他在拒俄运动中加入了拒俄义勇队、军国民教育会,并自认为归国运动员。同年10月,俄军强占奉天,他又啮指作书,呼吁湖南同胞救亡,连巡抚赵尔巽也为之感动。他将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写作革命救亡的宣传品上,经常闭门疾书,写到痛心之处,往往独自泣不成声。1903年夏至1904年初,他先后写成了《猛回头》、《警世钟》两书。这两本书以强烈的爱国精神和革命勇气,揭露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已迫在眉睫,而清政府已成为“洋人的朝廷”,号召全国各阶层民众团结起来,立即行动,实行排满,“杀那洋鬼子”。《猛回头》、《警世钟》反帝爱国思想的强烈程度超过了当时的同类作品。这两本书还以通俗易解见长。前者以弹词,后者以白话写作,所以很快就深入到农村、军营和工人、平民中去。浙江金华的会党成员曹阿狗得到《猛回头》一书后,“日夜讽诵不辍,又到各处演说”,结果被官厅杀害^[6]。武昌街头一个摊贩,将《猛回头》背得烂熟,逢人便为演说。为了阻止《警世钟》的流传,清朝上海当局在1904年制造了“《警世钟》案”,迫害出版和代售该书的书商。清方的禁止,反倒促使这两种书更加广泛地风行起来。
        《驳康有为书》的作者章炳麟则是早著声名的学者。1899年,他就将此前要求改革中国政俗的文字汇刻成《訄书》。由于他此时还在“与尊清者游”,这本书未能摆脱改良主义的束缚。1900年,他与改良派决裂后,开始对书中内容“匡谬”。1902年从日本回乡,又着手大加“删革”,排除改良主义观点,增加革命内容。增订的《訄书》在1904年、1905年接连印了两版。新版本增加了《客帝匡谬》、《订孔》、《序种姓》、《解辫发》、《定版籍》、《地治》等重要文章。《訄书》是章炳麟对中外政治、学术进行深刻研究后写成的,包括许多积极的革命的观点,但它学理艰深,文辞古奥,很难广泛流传。章炳麟此时作品中最受民众欢迎的还是《驳康有为书》。
        1902年,华侨中的革命倾向增强,康门弟子中也发生了某种离心倾向。为了稳住阵脚,同年6月,康有为写了一封《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又写了一篇《与同学诸子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康有为以革命会造成流血破坏、招致外国干涉等为理由,要人们等待光绪复辟,实行君主立宪。保皇会除将这两封信登诸报刊外,还印成小册子到处散发。为此,章炳麟写了《驳康有为书》这封公开信。它严正指出,满清为了维持其种族压迫,决不会放弃政权,实行立宪;只有用革命推翻满清,实行合众共和,才能使中国免为欧美之奴隶。章炳麟《驳康有为书》初版印行三千册,顿时销售一空。
        邹容、陈天华、章炳麟之外,郑贯一、杨笃生、章士钊、刘光汉、等都是卓有贡献的宣传家。郑贯一(1881—1906)名道,号贯公,广东香山人。他是《开智录》的创办人,1901年出任《中国日报》记者,将新的思想和文风带到香港,大受读者欢迎。后来,又创办过《世界公益报》、《广东日报》、《有所谓报》。他善于结合民众切身问题,并通过各种通俗形式,宣传革命的政治主张。杨笃生(1871—1911)名毓麐,后易名守仁,湖南长沙人。清拔贡,1898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教习,1902年5月赴日留学。同年,他与同乡同学创办了《游学译编》,并写了《新湖南》一书,较全面地阐述了民主主义革命思想。邹容、陈天华的一些重要观点,都可以从中找到渊源。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号秋桐,湖南长沙人。1903年由江南陆师学堂退学入爱国学社,被聘为《苏报》主笔,继主持《国民日日报》。他编著的《黄帝魂》、《孙逸仙》、《沈荩》、《苏报案纪事》,都是非常流行的革命宣传品。他的文章慷慨激烈,又善于析理,富有感染力。刘光汉(1885—1919)原名师培,字申叔,江苏仪征人。出身于经学世家,本人又是清举人。1903年春到沪,结识章太炎等,开始发表革命文章,曾任《警钟日报》主笔。他熟悉中国传统文化,又接受了一些新思潮。作品中经常将陈旧的儒家说教和激进的社会思想掺杂在一起,尤其喜欢引经据典地说明西方启蒙主义思想早已萌发于中国前哲的学说之中。
        在革命宣传活动中崭露头角的宣传家还有秦力山、戢翼翚、张继、马君武、孙翼中、陈诗仲、汪德渊、吴稚晖、林獬、蔡汇东、郑权、黄世仲、金天翮、陈由己、陈去病、邓实、高旭(天梅)、柳亚卢(亚子)、陈撷芬、林宗素、吴弱男等。革命宣传活动呈现出生动活泼的局面,正是这支庞大的宣传队伍积极努力的结果。
        三、多种多样的宣传手段:
        革命宣传家们认为,反清革命依靠“中等社会”和“下等社会”,因此,“言革命教育者,必在两等社会”^[7]。“中等社会”指的是知识阶层及其他有文化的人,“下等社会”指的是没有文化的农、工、商。这样,宣传家们就必须讲求为这两类人易于接受的手段,特别是为“下等社会”所易于接受的通俗手段。
        文字宣传的主要体裁是政论文。一篇政论能否广为流传,除了看它的思想内容外,还得看它的文字是否通俗易懂。《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之所以受到人们欢迎,它们浅近通俗是一个重要原因。当时,革命政论大多自“新民体”变通而来,正有雅俗共赏的效用。所谓“新民体”,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种文体,是比较浅近流畅的文言文。值得称赞的,是革命宣传家们所自觉地倡导的通俗形式,突破了脱离口语的文言,而直接采用民间的歌谣和白话。章太炎是以文词古奥著称的,但他也写了通俗唱词《逐满歌》。这样的通俗歌谣,当时为数颇多。赵声写的唱词《歌保国》,印行数十万张,散布民间,“一时长江上下游之兵若匪,人手一纸,习其词若流”^[8]。宣传家们还极力推广白话文。他们认为,“白话报者,文明普及之本也”。并且预言“就文字进化之公理言之,则中国自近代以还,必经白话盛行之一阶级”^[9]。1902年,汪曼锋、孙翼中、杭慎修等创办了《杭州白话报》。次年12月,林獬在上海创办《中国白话报》,主张让“种田的、做手艺的、做买卖的、当兵的,以及孩子们、妇女们,个个明白”^[10]。林獬(1874—1926)字少泉,后易名万里,福建侯官人。他就是后来的著名记者林白水,当时自署“白话道人”。陈乾生(由己、独秀)主编的《安徽俗话报》,也是一份有名的革命刊物,很重视对封建思想文化的批判。《中国日报》、《俄事警闻》也都用一定篇幅发表白话文章。1903年至1904年,东南地区白话报竞相创刊,著名的有浙江的《宁波白话报》、《绍兴白话报》、《湖州白话报》、《衢州白话报》,江苏的《苏州白话报》、《江苏白话报》(常熟),江西的《新白话报》、《青年爱》,上海的《智群白话报》、《扬子江白话报》,福建的《福建白话报》和留日学生演说会的刊物《白话》等,这些白话报的政治主张并不一样,但对传播进步的思想文化都有一定的功劳。
        社会影响广泛的戏剧形式也受到宣传家们的注意。他们认为,“各处的戏剧,就是各种普通学堂”,戏剧的感染力比文字,绘画“功效大得几十倍”^[11],因此主张“要倡出一班文明新戏来”^[12]。1903年,革命派刊物上就常登出一些短小的传奇,不过这些剧本只是文字创作,不便演出。1904年秋,陈去病在上海和京剧大师汪笑侬合作,联合著名演员时慧宝、孙菊仙、夏月润、冯子和等演出新剧。汪笑侬期望戏剧“隐掺教化权,借作兴亡表”,亲自编演了《党人碑》、《瓜种兰茵》、《桃花扇》等戏,以演说历史来教育观众。同年,他们还出版了《二十世纪大舞台》杂志,提倡新剧,发表剧本。这份杂志宣称“以改革恶俗,开通民智,提倡民族主义,唤起国家思想为唯一之目的”^[13]。由于宣传家们的提倡,演出借古说今的历史剧蔚为风气,渐渐发展到演出现代题材。有的学校学生编演了张文祥刺马、叶廷琛被拘、张廷标被俄兵杀害等戏。林獬写作了剧本《玫瑰花》,在沪演出。昆剧也受到重视,吴梅创作了《风洞山传奇》。
        小说也是宣传家们经常利用的形式,他们不断在报刊上刊载小说。著名小说《孽海花》的头几回,就是由金天翮开始写作的,发表于《江苏》杂志,后来才由曾朴赓续成书。《警钟日报》连载了小说《孽海镜》,描写革命青年朱光复的故事。小说《瓜分惨祸预言记》、《自由结婚》,当时也颇流行。革命宣传家们这时创作的小说数量不少,但由于政治说教过多,缺乏艺术形象,没有留下什么传世之作。他们还翻译了许多外国小说,最著名的是苏曼殊、陈由己译的《惨世界》(雨果《悲惨世界》)。他们在译文中掺进了宣传革命的话,这是宣传家们翻译小说时的一种风尚。
        宣传家们还利用了漫画这种形式。他们认为“这真是开通下等社会的利器”^[14],本轻、价贱、易卖、易懂、耐久、便于流传。上海《俄事警闻》、《警钟日报》都刊载“时事漫画”。有人在租界里编印了漫画集《明耻图》,并将漫画制成“国耻月份牌”,广为流传。为此,清方还派人同领事谈判,要求查禁。
        音乐也成为革命宣传的手段。宣传家们利用各学堂的教学、集会和社会上的集会,教唱革命歌曲。1905年初,出版了爱自由者(金天翮)的《国民唱歌》,包括作者创作、改制的歌曲《祝自由神》、《招国魂》、《哀印度》、《吊埃及》、《娘子军》、《法国革命》、《美国独立》、《思祖国》等四十多支歌曲,宣传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赞美革命。
        在革命宣传家们利用的文艺形式中,传统的中国诗词是最发达的部门。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都娴熟这一体裁,他们利用它来传播革命思潮。自1902年《大陆》、《政艺丛编》创刊后,许多著名的报刊都辟有刊载诗词的专栏。当时,属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著名诗人有章炳麟、马君武、陈去病、高旭、柳亚子、苏曼殊、于右任、黄节、高燮、刘光汉、金天翮、邓实、黄宗仰、谢无量等。高旭(1877—1925)是当时创作量最大的诗人。他与叔父高燮等创办诗社,“欲以韵语力鼓动一世”^[15]。早年受维新派影响,在《清议报》上发表新体诗,响应“诗界革命”。1903年,梁启超于美洲之行后,政治思想急剧倒退,发表文章,宣称与“共和”诀别:“呜呼痛哉!吾十年来所醉、所梦、所歌舞、所尸祝之共和竟绝我耶,吾与君别,吾涕滂沱”,“吾与汝长别矣!”^[16]高旭幽默地写诗赠梁:“新相知乐敢嫌迟,醉倒共和却未痴;君涕滂沱分别日,正余情爱最浓时!”表示了对民主共和制度的热烈向往。这一年,近代著名诗人柳亚子刚十六岁,就开始发表革命诗文,显示出卓越的文学才能。同年,陕西举人于右任痛心“可怜好山河,葬送奴才手”,写诗抨击清朝统治的黑暗,刻成《半哭半笑楼诗集》。1904年,被当局通缉,他从考进士的试场上逃往上海,参加了革命宣传队伍。这一时期,革命诗人辈出,激昂慷慨的革命诗歌,奏出了反清革命的最强音。
        由于革命宣传家们利用了他们可以利用的一切宣传手段,革命思想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不仅知识分子中的先进人物倾心革命,广大的劳动群众也接触了革命思想。后来,士兵、会党、农民、商人纷纷加入革命,与革命宣传家们的多方努力是分不开的。由于革命宣传家们广泛地利用各种手段宣传革命,也极大地推动了我国近代思想文化、文学艺术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