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压迫的广大人民,不仅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并且也不断地给封建统治阶级以沉重的打击。各地反抗苛捐杂税的斗争和武装起义,在这个时期发生的次数最为频繁、普遍,影响比较大的就有数十起。斗争的时间长短不一,有的旋起旋落;有的坚持数月以至一年以上。参加的群众有广大农民、工人、手工业者,许多地方的中小商人也积极投入了斗争。这种情况表明,随着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群众的自发斗争中增加了新的因素;这些新因素的发展,使群众自发斗争的涓涓细流,逐渐汇合到资产阶级革命的滚滚洪流中去。
        1902年5月,江西德化县行商反对苛征厘金,聚众百余人捣毁卡局。7月,安福县爆发农民抗粮斗争。入冬,赣州商人掀起砸厘卡的风潮。
        安徽省从1902年起加征酒捐、米捐、房捐和肉捐。全境人情汹汹,怨声载道。芜湖、铜陵大通镇等地接连发生商人抗捐罢市。
        同年,福建开办新捐税,有粮捐、酒捐、赌捐等十余种,一些地方还让商人设局承包,层层盘剥,激起人民的普遍反抗。海澄县群众数千人闯进县城,要求免捐,不得允许,即将县署捣毁。同安县土药捐局派巡勇骚扰地方,苛抽膏捐,群众忍无可忍,遂捣毁捐局。漳州砖瓦窑业商人和手工业者聚集数千人,反抗砖瓦捐。仙游县设局抽捐,激起商人罢市。知县王某威胁说:“如不交捐,将罚款一倍。”群众义愤填膺,聚集千余人将捐局和办捐官绅的房屋付之一炬。
        进入1903年,随着清政府新政的普遍推行和捐税的增加,各地群众的反抗斗争也日益激烈。
        这一年,河南省改地丁征银为征钱,扩大浮收至一倍多。激起黄河北岸孟、温、武陟、河内等县民变。温县一带农民本来有“大刀会”的组织。在“大刀会”的鼓动下,温县农民首先聚众要求减免浮收钱粮。3月间,孟县东乡桑坡农民闻风响应,散发揭帖,结伙闯进县城,火烧衙署。温县西乡“大刀会”也活跃起来,砸抢大地主宅院,劫富济贫。4月,河内知县苗燮至城东泰山庙催逼钱粮,极其凶横。千余农民同声奋起,砖石齐飞,痛殴苗燮,苗抱头鼠窜。农民跟踪追击,直至城下,放火焚烧城门。
        云南周云祥起义,也是1903年的一件大事。这一年5月上旬,为反对法国修建滇越路,周云祥召集会党矿工数千人于个旧起义。周云祥是临安人,著名的会党首领,在个旧锡矿做工。他率领起义军击败蒙自县知县孙家祥和分统魏荣斌所率的清军,占领个旧。由于他以“拒修铁路仇洋”为召号,不仅得到广大贫苦人民的支持,“即富绅亦从而附合,甚且助械捐资”^[1]。因此,起义军半月之内占领临安、石屏两城,发展至万余人。同时,阿迷、河西、江川、宁州、弥勒、元江各州县会党游民纷纷响应。云贵总督丁振铎急忙调集各地清军,派按察使刘春霖统率,由省城出发前往镇压,于6月底攻陷临安、石屏。义军首领不幸被捕牺牲,起义被残酷镇压下去。
        同年9月,山西省永济县爆发了反对柿酒税的斗争。永济县以产柿闻名,农民以柿酿酒,从不纳税。1903年知县强令开征柿酒税,乡民数千人涌进县城,捣毁衙署,迫使知县停止收税。
        此外,在吉林伯都纳,直隶省玉田、宝坻、三河、通县、房山,山东省日照、济南等地,1903年都发生过群众抗捐或抢粮事件。
        1904年,山东省济宁州、郓城县农民暴动,反对屯田升科。原来,清政府沿南北运河设立卫所,以屯田的办法养兵,守卫运河交通线。这种制度早已破坏。至清末,土地多被官吏盗卖,屯丁也变为贫苦农民。清政府为搜刮民脂民膏,公然规定屯田每亩交价五千文,按田之上下酌量增减,这就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激起民变。3月2日,济宁屯户聚众冲入城内,将衙署付之一炬,迫使知州重定屯价,每亩减至千文左右,并缓至五至七年缴纳,事才平息。4月22日,郓城屯户二千余人在任青合领导下,反对屯田交价,围攻县城,东平、范县、汶上各地屯户纷纷前来助战。后来,任青合被捕杀,屯户遭到残酷镇压。同年,山东潍县农民聚众反对烟叶捐,潍县为烟叶产地。城内设烟叶捐总局,各镇遍设分局,规定卖烟一斤缴制钱三文。税吏又借端敲诈,使烟农忍无可忍,遂将凤凰山庄和辛东社两处捐局捣毁。
        这一年4月,直隶省兴隆知县李国枫强迫乡民缴学堂和巡警捐,每亩地制钱四十文。乡民恳求免捐,未得允许。4月初,群众数千人企图进城,再次提出免捐要求。知县关闭城门,巡警开枪打死乡民九人,伤六人,激起民愤。乡民闯进城内,捣毁巡警局,打开监狱,释放囚犯。后来,不幸被清军镇压下去。
        11月,河南省农民掀起反对丈量土地的风潮。清政府为了增加收入,决定丈量黄河泛区垦熟荒田,按亩升科。从而引起祥符、陈留、考城等县农民的骚动。在祥符县李庆元的率领下,三四万农民包围开封,断绝交通。不久,被河南巡抚陈夔龙派兵镇压。
        和北方各省农民反抗同时,南方各省的反抗斗争也普遍展开。江苏省镇江农民数千人闯进县城,要求免漕粮,占据衙署,痛殴官吏。湖北宜城农民反对军户税契,“聚众揭竿,抵抗官军”。广东省香山、潮州,福建省云霄厅等地都发生农民捣毁税卡的骚动。
        南方各省由于会党往往加入反抗斗争,成为核心力量或主导力量,所以斗争比北方更为激烈、持久。1904年《东方杂志》在“时评”中说:“广西会党近已入湘赣边界,江西东平会党又窜入皖,湖北恩施教案频仍,而蠢蠢欲动者所在多有。长江会党如青帮,如红帮,到处隐伏。要而计之,扬子江流域数省,如江苏,如江西,如安徽,如湖北,如湖南,如广东,如云南,如四川,皆不能免于乱事者也。”^[2]其中尤以江西乐平反对靛捐和广西农民起义最为突出。
        江西乐平是靛青的重要产地,农民多以种植靛青为业。洋靛未输入前,乐平土靛畅销省内外,获利甚厚。自洋靛输入后,土靛市场渐渐缩小,价格日跌。再加上苛捐杂税名目繁多,靛农的生活日益困难,民怨日深。1904年,乐平知县杜磷光串通劣绅以筹集学堂经费为借口,抽收靛捐,规定每售土靛二元,缴捐三文。因此激起靛农的强烈不满。东北乡会党首领夏廷义遂乘机鼓动抗捐。广大靛农积愤已久,乃决心毁学堂,“以鸣其积不能平之心”^[3]。群众捣毁学堂,表现了落后性,但他们反对清政府的横征暴敛,却是正义的。7月21日,数百群众在夏廷义率领下冲进县城,捣毁小学堂;又至保甲局,夺取该局所存洋枪四十枝。两天后,县城内聚集抗捐群众三千多人,拆毁统捐局、厘卡、教堂及教民房屋,统捐局和缉私各卡委员也遭到群众惩办。江西巡抚夏时闻讯,非常惊慌,一面将杜璘光撤职,委冯用霖接任知县,冯未到任前,仍准杜留任,“戴罪立功”;一面委饶州候补道朱子春带兵前往乐平,借“查办”之名,布置镇压抗捐人民。
        8月26日,朱子春命杜璘光下乡会晤夏廷义,企图利诱夏廷义自动投案。然而,杜一出城便被抗捐群众拘留。同一天,夏廷义率领三千多人再次冲进县城,杀伤官军六十余人,其余二百多人亦作鸟兽散。朱子春化装逃跑。抗捐群众将县署烧毁,打开监狱,释放囚犯,一时控制了乐平县城。西乡、南乡的地主团练武装也卷入抗捐斗争。邻县也频传警报,大有星火燎原之势。夏时急速调派九江道瑞澂,带兵千余人,向乐平进攻。官军沿途掳掠,人民纷纷逃避,当瑞澂进入乐平城时,“居民铺户,十空其五”^[4],凄凉惨淡,不堪言状。各乡参加抗捐的地主武装见大队清军压境,都先后退出斗争,只有夏廷义领导千余人仍在上下睦两村一带构筑防御工事,进行抵抗。但是,由于寡不敌众,于10月被清军击败。瑞澂对抗捐农民实行残酷镇压,又勒索了二万八千两银子,作为对所毁衙署,学堂和教堂的赔偿。从此乐平人民又增加了一笔新的负担。
        在乐平抗捐斗争如火如荼的时候,广西农民起义也达到高潮。广西地瘠民贫,官吏滥杂而贪酷。1901年以后,捐税猛增,苛派多如牛毛,加上左右江一带连年天灾瘟疫,死亡枕藉。大批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及被裁兵勇无以为生,天地会遂活跃起来。天地会是南方各省民间的秘密结社,源远流长,在广西有二百多年的历史,曾多次发动反清起义,都被镇压下去。1902年,在广西省西南部的左右江各县又酝酿大规模的起义。上思县天地会首领谢三首先发难,各地被裁游勇纷纷聚众响应。接着,百色、凌云、田阳、田东、西林、西隆、邕宁、柳州、郁林各州县的会党游勇纷纷起义,到处燃遍了农民反抗的烽火,“大者千余为一股,小者数十为一股”,仅左右江一带就有起义队伍数十股,约五六万人。
        至1904年,起义队伍在广西腹地逐渐形成两大支,以陆亚发为首的一支最为著名。
        陆亚发是游勇出身,曾一度被招安,隶属于驻柳州清军统领祖绳武部下。由于同时被招安的游勇被清军杀害,又值各地民变蜂起,陆亚发遂于1904年5月发动柳州兵变,攻占衙署,劫取藩库饷银二十万两和大批枪械,转移至四十八峒。从柳州撤出后,陆亚发联合黄九姑、侯五、覃老发等,先后攻占柳城、罗城及中渡等地,转战于迁江、上林、融安、永宁各县,影响达到贵州和湖南边境。几个月里发展至万余人。曾大败广西提督丁槐率领的清军,逼进桂林省城。后来,两广总督岑春煊督率龙济光、陆荣廷各部清军,以优势兵力,经过多次激烈战斗,至1904年底才把这支队伍镇压下去,陆亚发、覃老发等先后被俘遇害。
        另一支队伍以黄五肥、王和顺、关云培为首,他们以南宁附近为中心,活动于隆安、武鸣、上林、宁明、上思、宾州、扶绥等地,屡败清军。1904年春,丁槐督率清军采取“剿抚兼施”的办法,终于使起义军内部分化,被各个击破,黄五肥、关云培先后战死,其部众多被丁槐“招抚”。王和顺所部三千余人也不幸战败,退入十万大山地区,继续坚持斗争。后来,王和顺逃往南洋,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斗争,多次潜回两广云南发动武装起义。
        广西农民起义虽然被岑春煊指挥的清军镇压而失败,但是,它对清政府在广西的统治是重大的打击。1902至1904年三年之中,广西督抚数易其人。巡抚王之春因“漫无觉察”,“酿成祸患”,于1903年被撤职。广西提督苏元春以纵“匪”罪被参革,充军新疆。清政府调动广东、湖南、贵州等数省十余万兵力,耗饷三百八十余万两,历时数载,才把起义镇压下去。
        在这段时期内,由于全国厘卡林立和商业捐税的猛增,城镇手工业者和商人被扰不堪,接连掀起抗捐罢市。在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南方各省,斗争尤为激烈,仅1903至1904年就发生较大规模的斗争二十余起:
        1903年,广东省佛山镇、三水西南埠、清远县、新会县等地商人,相继罢市抗屠捐。广州酒商反对收酒税罢市。增城群众数千人反对猪捐,并要求开仓平粜。江苏省扬州税吏勒索太甚,商人运米,农民卖菜都不能逃过其手,因而激成商人罢市。同时淮安县商人罢市,反对抽房捐。江西省各县设立统捐局以后,遭到群众激烈反对,全境骚然。景德镇和瑞昌、新城、宜春等地群众群起捣毁捐局。南昌蔬菜商罢市,抗议征收捐税。
        1904年,广东省惠阳商人反对征收房捐和兵勇骚扰,举行罢市。潮州、从化、阳山、英德等州县都发生群众反抗屠捐的斗争,阳山和英德参加抗捐的群众都多达数千人。广州税吏抽收船捐,勒索船户,激起公愤,货船、米船、渡船一律停运抗议,坚持六天。广西省梧州商人罢市,拒绝缴纳统捐。江苏省镇江菜贩、摊贩等万余人到县署示威请愿,抗议巡警局新订规章,强迫摊贩每日交捐四十文。由于巡警鸣枪杀人,群众遂将巡警局捣毁,全城商店罢市。无锡米行罢市,抗议抽收米厘充学堂经费,并将学堂和学董住宅几乎夷为平地。南京下关二千多人砸毁税局。四川省成都由于抽收厘捐,发生罢市。10月初,重庆商号皆闭门歇业,抗议厘局差役在各城门盘查商人,敲诈勒索。地方官慑于群众的威力,只得答应此后厘捐按章抽收,不许额外勒索,如有违章,准赴局控告。
        1905年,抗捐罢市仍然此伏彼起。江苏省清江浦商人罢市,抗议兵勇抢劫商店,要求惩办肇事首犯。扬州酒店罢市,反对加抽酒捐。如皋县石庄镇群众反对抽学堂捐,焚毁办捐绅士住宅。泰兴县群众反对抽牙帖捐修建学堂,聚众二千多人将小学堂捣毁。盱眙旧县镇商人罢市,抗议厘卡差役勒索。上海租界货栈业罢市,抗议巡捕骚扰货场。南市商贩结队至捐局,要求减捐。安徽省潜山县向屠宰商强征巡警捐,激成罢市。广西省梧州白马卡苛征过往船税,商人罢市抗议。梧州戌圩商人罢市,反对抽学堂捐。广东省南海县皮窑圩和花县商人罢市,反对征学堂捐。福建厦门群众二千余人捣毁税关,商人罢市声援。浙江省因大量鼓铸铜元,造成铜元贬值,仁和、宁波、余杭、桐庐等地商人罢市,居民骚动。
        综观上述,1902年至1905年间,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南方各省,城镇手工业者和商人的抗捐罢市此伏彼起,日趋激烈,形成反对封建压迫的一条新战线,与广大农村中的骚动和起义互相呼应。作为民主革命主力军的广大农民,在“扫清灭洋”等口号鼓舞下,仍然前仆后继,英勇奋战。然而,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农民无法克服自身的落后性。他们所提出的“扫清”,缺乏建立共和国的目标,“灭洋”则更带有笼统的排外色彩。事实证明,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农民群众不可能在社会政治制度方面完成革故鼎新的艰巨任务。
        但是,广大农民的英勇反抗,震撼了旧秩序,暴露出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显示出农民中孕育着无穷的潜力。这对于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武力推翻清政府的计划是一个有力的鼓舞。义和团运动时,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导人还没有认识到在农民的正义斗争中蕴藏着极其深厚的革命力量。而今,他们的认识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03年,正当广西烽火连天的时刻,章炳麟在《驳康有为书》中说:“义和团初起时,惟言‘扶清灭洋’,而景廷宾之师则知‘扫清灭洋’矣!今日广西会党则知不必开衅于西人,而先以扑灭满洲、剿除官吏为能事矣。”又说:“今之广西会党,其成败虽不可知,要之继此而起者,必视广西会党而尤胜,可豫言也。”^[5]次年秋,孙中山在《中国问题的真正解决》一文中写道:“满清王朝可以比作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腐败了。”他以广西人民起义为例证进一步说:“从最近的经验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满清军队在任何战场上都不足与我们匹敌,目前爱国分子在广西的起义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他们距海岸非常遥远,武装弹药的供应没有任何来源,他们得到这些物资的唯一方法乃是完全依靠于从敌人方面去俘获,即使如此,他们已经连续进行了三年的战斗,并且一再打败由全国各地调来的官军对他们的屡次的征讨,他们既然有出奇的战斗力,那么,如果给予足够的供应,谁还能说他们无法从中国消灭满清的势力呢?”^[6]
        这些事实表明,农民群众自发的反抗潮流,正在把资产阶级革命派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