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04年夏青山革命军事学校解体,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归国,直到1905年夏孙中山返日,在日本的革命党人和留学生中,并没有发生振聋发聩的大事,革命力量在默默地经历着重要的变化。
        在此期间,留学生人数的增加是惊人的。据留学生会馆统计,1904年5月为1189人,至次年8月,则已激增至五千余人。更为重要的是,在留学生中,革命情绪有了显著的增长。
        1905年初,留学生中主张革命者和主张保皇立宪者作了一次有力的较量。当时,日本报纸有消息说:各国商业统计表在中国领土中没有列入长城以北,意即承认该地已为俄国属地。留学生闻讯大为震动。四川学生邓孝可在梁启超授意下,发起四川同乡开会,通过《要求归政意见书》六条,准备于夏历正月初一电奏清廷,请求“归还大政以一主权”、“宣布立宪以定国是”,张澜等并自告奋勇愿意入京伏阙陈奏。当四川同乡会将意见书送交留学生会馆及各省同乡会讨论时,受到了多数人的反对。留学生会馆干事及各省评议员会议,反对者占十分之九。广东、广西、直隶、安徽、福建、浙江、江苏、江西、山东、贵州十省学生宣布反对,湖南学生中仅有二人赞成。留学生会馆的参议簿上,留下了连篇累帙的反对意见。两广学生的态度最为激烈,他们在清风亭集会讨论,发表演说,驳斥意见书。二百名与会学生一致同意,在留学生会馆贴出“两粤学生全部大反对川策六条”的标语。反对意见书的学生并不都是革命分子,多数人的反对出于对清政府的失望和不信任,这种情绪使革命派占了上风。梁启超、邓孝可等将保皇立宪主张强加于全体留学生的计划终于破产。
        留学生,特别是留日学生,始终是革命力量发展的重要源泉。主张革命的学生们,少部分组成了秘密的革命小团体,多数人则以同乡等关系,结成为一个个不十分固定的政治小集团。比较活跃的政治小集团有这样一些:
        1.广东学生胡衍鸿、汪兆铭、朱大符、古应芬、张树柟、李文范等,是一个结合得比较紧密的小集团。胡汉民(1879—1939)名衍鸿,字展堂,番禺人,幕僚的儿子。1902年留学日本,因风潮归国,曾任《岭海报》主笔、梧州府中学堂教习、梧州师范讲习所所长,1904年冬,重行东渡。胡后来在《民报》上用“汉民”的笔名发表政论,影响颇大,于是便以“汉民”为名。汪精卫(1883—1944)名兆铭,字季新,番禺人,也是幕僚家庭出身,1904年留学日本。“精卫”这个名字,也是从《民报》上发表文章的笔名来的。朱执信(1885—1920)名大符,番禺人,幕僚子弟,1904年留学日本。这些人几乎都是大家子弟,过去在广州同学,在东京又同学于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有些人之间还有亲戚、世交关系,部分人在广州时就有过益智社的结合,因此关系较深。他们通过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和兴中会的成员有着联系。
        2.广东人廖仲恺、何香凝、胡毅生、黎勇锡、朱少穆、萧友梅、饶景华、刘维焘等也维持着一个无形的小集团。廖仲恺(1877—1925)名恩煦,归善(今惠阳)人,出身侨商家庭。1903年初从香港赴日留学。何香凝(1879—1972)名谏,南海人,是廖的妻子,1903年春赴日。胡毅生(1883—1957)名毅,幕僚家庭子弟,1903年春赴日,这时,在横滨华侨学校任教。他们到达日本稍早,与孙中山有过直接的接触,有的人还参加过青山军事学校等团体。他们与广东学生联系比较广泛,但团体内部很松散。
        此外,香山来的林君复、刘思复等弘文学院学生也自成一个集团。
        3.湖北学生大都来自武昌各学堂,以李书城、耿觐文、时功玖、白逾桓、居正、田桐、余仲勉(诚)、吴昆、但焘等为核心,联系比较紧密。李书城(1882—1965)字小垣,潜江人,父亲是塾师。本人卒业于两湖书院,1903年入东京陆军士官学校。他与吴禄贞、黄兴都是好友,参加过武昌花园山的革命活动,也加入过华兴会。居正(1876—1951)当时名毓崧,字觉生,广济人,出身地主家庭,两湖书院学生,留学东京弘文书院。田桐(1879—1930)字梓琴,蕲春人,出身农民家庭,父亲是塾师。两湖书院学生,留学东京时与居正同入弘文书院。他俩与白逾桓、吴昆后来在同盟会中被联称为居田白吴,是湖北会员中的骨干。这个集团中的人大都有点革命活动的经历,他们同湖南学生串连一气,都围绕在流亡的华兴会周围。
        4.安徽学生吴春阳、蒯寿枢、王天培、孙棨、潘赞化等也维持着一个政治小集团。他们人数不多,却善于活动。吴春阳(1883—1911),合肥人,出身地主家庭,光复会成员。早年在皖创办强国会,后在沪办青年学社。学社因万福华案被封,流亡日本。因历史渊源,他们与国内外主要革命小团体都有联系。程家柽则因同乡关系,成为他们的指导者。程家柽(1874—1914)字韵荪,安徽休宁人,出身地主家庭。1899年由武昌两湖书院被选赴日本留学,1904年秋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很早就是革命运动的活跃分子。
        5.四川学生邓家彦、黄树中、吴鼎昌、康宝忠(陕西城固籍)、陈道循、林启一等十余人组织了一个团体,但没有名称,只叫做革命团体。这些学生主要来自成都的学堂。邓家彦(1884一1966)字孟硕,广西临桂人,出身幕僚家庭。他随父在成都读书,因而成为来自成都学生的中坚。至于从重庆来的童宪章、陈崇功、杨霖等,他们另有自己的小集团。
        6.留日女生不多,革命分子更少,但她们却很活跃。陈撷芬、林宗素、唐群英等数人,友谊很深。秋瑾于1904年夏来到日本后,和陈等一同组织了共爱会、女子雄辩学会等公开团体。秋瑾年纪稍长,并且极为活跃,凡有团体,无不参加,因此在陈撷芬赴美后,她就成了这个妇女小集团的头领。
        这许多政治小集团通过同学和公开团体等关系互通声气,同时还通过同乡关系联络了更多的学生。在1904年至1905年间,在留学生会馆的干事、评议员、各省同乡会会长中,保皇立宪分子的数目虽超过革命分子,并且他们也有自己的小集团,但由于革命小集团活动积极,理直气壮,保皇立宪分子无法控制留学生的动向。
        留学生中的革命分子很需要进一步组织起来,但当时在日本的革命党人却无法做到这一点。
        军国民教育会的组织实际上已不存在,惟一在日本积极活动的会员是程家柽。他主张革命力量实行联合,但孤掌难鸣。
        兴中会在日本的组织也早已涣散。在横滨的寥寥几名会员,除冯自由以外,都很少活动。而中和堂这样的团体,又对政治毫无兴趣。冯自由(1882—1958)名懋龙,广东南海人。他是横滨侨商冯镜如的儿子。十四岁即加入兴中会,毕业于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冯镜如倒向梁启超之后,他仍然忠实地追随孙中山。冯自由是一个热心于革命活动的人物,他一方面通过胡毅生、李自重、朱少穆等原革命军事学校的成员同广东学生保持着密切关系,另一方面又通过留学生中的老资格程家柽、张继、马君武等和各省留学生保持着联系。冯自由极力想发展革命的组织,1904年春,他与梁慕光在横滨组织三点会,受洗礼者冯自由、胡毅生、李自平、廖翼朋、陈撷芬等五人,胡被封为洪棍,李为纸扇,冯为草鞋。李自平是冯的妻子,她与秋瑾友善,秋听到组织三点会的消息,自愿加入。于是又由李自平约定第二次拜盟,加入者秋瑾、刘道一、刘复权、仇亮、王时泽、曾贞等十人,刘复权被封为洪棍,秋为纸扇,刘道一为草鞋。但三点会的组织以后未再得到发展。当革命运动向前发展时,这种落后的组织形式已经无法吸引更多的留学生。因此,冯自由当时的重要作用,仅在于他是在日本的留学生、革命党人与孙中山、其他各地党人之间联系的桥梁,人们都乐于从他那里了解孙中山的动向。
        因苏报案流亡横滨的东南革命人士黄宗仰、陈范等与兴中会的成员联系密切。陈范通过其女撷芬和侍妾在外面活动。孙中山赴美后,陈范想组织一个会馆接纳各方志士,得到孙中山的赞许;不过,他的声望、才能和财力都不能胜任,结果一无所成。因为经济困窘,黄、陈先后归国,东南革命党人未能在日本造成什么势力。
        孙中山的日本友人宫崎寅藏依然非常关心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联系了不少革命分子。不过,他也只能充当革命党人之间互通声气的桥梁。
        比较而言,在留学生中影响最大的革命小团体是华兴会。华兴会的主要骨干多数流亡到了日本,他们推动革命运动和筹划武装起义的功绩受到留学生们的崇敬。环绕在他们周围的,主要是湖南、湖北学生和学习军事的学生。在这些学生中,也有落后因素的影响,湘鄂学生中有府属、县属的界限,军校学生中有省界的差别。但因为有华兴会的骨干们作为联系的中心,这界限就不像其他学生中那么明显。
        华兴会在日本并没有扩大组织,没有将它周围的许多学生纳入自己的团体,而是更多地利用个人影响进行活动。这些学生中也有秘密的革命组织。新华会是1904年春间为响应长沙起义组织起来的,成员有仇鳌、罗杰、余焕东,赵缭、仇亮、葛谦、覃振等两湖学生,其中一部分人曾回国准备参加起义。革命同志会是在1904年12月组成的,成员主要是军校学生,有湖南程子楷、曾继梧、陈强、仇亮、欧阳振声、程潜,云南杨振鸿、罗佩金、殷承��、唐继尧,直隶姜登选,江苏章梓,河南曾昭文等,黄兴也是该会成员。1905年,两湖学生还组织了大湖南北同盟会。华兴会没有将这些团体统一起来,没有组织他们从事具体的反清活动,甚至连文字宣传也没有积极开展。
        总而言之,留日学生中的革命情绪在增长,但是革命党人却未能因势利导,将这股力量组织起来。比起1903年来,反清革命运动此时在日本的局面是停滞的、沉闷的。这种局面给革命力量的发展带来了许多不利的影响。最明显的问题是无法有力地抵御保皇、立宪派对留学生的争夺。当时,立宪运动萌芽不久,它的主张比保皇更有诱惑力,主张立宪的人也积极在留学生中吸取力量。留学生中发生了这样的情况:许多人初至日本时倡言革命,等到快要毕业时却极力主张保皇或立宪。旧日青年会、拒俄义勇队、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中的一些积极分子,一部分已埋首学业,不问政治;另一部分人,如汤尔和、谢晓石、林长民、胡镇超、汪荣宝、陈福颐等则明显地倒向立宪或保皇一边去了。流亡而来的革命分子的队伍也不稳定。这种情况甚至影响到华兴会。到日本后,华兴会骨干彭渊恂、徐佛苏、薛大可等日渐向立宪派靠拢。在革命宣传中崭露头角的章士钊,1905年到达日本后,借口想多读些书以待革命后用,也不愿再从事革命工作。更使革命党人痛心的是,名震一世的革命宣传家陈天华竟然也动摇了。1905年1月,正当留学生群起反对邓孝可的六条意见时,陈天华却受梁启超引诱,暗自起草了一份意见书,要求清廷归政,实行立宪,并准备亲自到北京去呈递。幸亏被黄兴、宋教仁、刘揆一等及时劝止了。陈天华有他自己的弱点,他是一位慷慨悲歌之士,激流之中不会吝惜热血和头颅,却容易被崎岖的道路和腻人的琐务消磨掉意志。他的动摇突出地反映了当时革命运动处于停滞、沉闷状态所产生的危机。
        宋教仁想打破这种沉闷的局面,他联合田桐、白逾桓、鲁鱼等人发起组织杂志社,定名为《二十世纪之支那》。宋教仁(1882—1913)字钝初,别署桃源渔父,湖南桃源人。出身地主家庭。在武昌文高等学堂读书时,加入华兴会、科学补习所。流亡日本后,非常活跃,在留学生中声誉日大,因此由他出头办杂志。但是,黄兴、刘揆一、陈天华都不太重视这一行动,仅得到程家柽的大力帮助。6月,《二十世纪之支那》发刊,在留学生中反响并不十分大。
        国内革命小团体的发展和留日学生中革命情绪的增长,为革命力量的联合和革命运动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关键问题在于革命运动的领导者能否发现和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克服不利条件,推进这一发展过程。当然,要做到这一点,需要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和雄伟魄力。这个历史任务的解决,终于落在了孙中山的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