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夺取起义的胜利,湖北革命党人以长期的努力,作了出色的准备。但是起义胜利后怎么办,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权,怎样巩固和发展胜利,却准备得很不充分。当胜利来到的时候,这些在武装的敌人面前猛打猛冲的英雄们,甚至有点不知所措了。
        11日上午,枪声停息之后,革命党人就聚集在阅马场谘议局开会,商议建立军政机构。参加者有蔡济民、张振武、李作栋、高尚志、陈宏诰、吴醒汉、徐达明、邢伯谦、苏成章、黄元吉、朱树烈、高震霄、王文锦、陈磊等。会上,在讨论都督人选的时候,“各军领袖,佥以资望浅,谦让未遑”^[1]。有人提议推举一个德高望重、为全国所知的人,大家表示同意。他们派陈磊等去找议长汤化龙,建议他出任都督。汤有些心动。他在国会请愿运动失败后对清政府已经绝望,但一时还拿不定主意,“未有绝对拒绝意”^[2]。他的儿女亲家、谘议局议员胡瑞霖顾虑到汤“与革命党素无密切关系,又其时成败尚未可知”,就“力持不可”^[3]。但是,他们还是到谘议局参加了会议。被邀参加会议的还有副议长张国溶、夏寿康,秘书长石山俨,议员阮毓崧、沈维周等。这些人在隆隆的枪炮声中过了一夜,现在惊魂未定地来到谘议局,却意外地发现革命党人对他们是十分尊重的。汤化龙发表演说称:“革命事业,鄙人素表赞成,但此时武昌发难,各省均不晓得。须先通电各省,请一致响应,以助大功告成。此时正是军事时代,兄弟非军人,不知用兵。关于军事,请诸位筹划,兄弟无不尽力帮忙。”^[4]于是,有人就改推黎元洪。议员刘赓藻说:“黎元洪现在城中,如果大家认为合适,我愿带人找他。”^[5]会议决定派蔡济民随刘前往,但是,这时工程营的士兵已经把黎元洪找出来了。
        黎元洪是武昌地区仅次于张彪的清军头领。张彪出身“丫姑老爷”^[6],没有多少文化,经常吞蚀巨额官饷,虐待士兵。黎元洪则出过洋,受过资本主义的军事教育,以善于治军著称;平时,他注意笼络士兵;铁路风潮中,他是湖北铁路协会的军界代表;因此,新军士兵对他普遍存有好感。
        10日晚上,他先想用血腥手段镇压革命,后来看到形势不妙就换上便衣,跑到黄土坡他部下一个参谋刘文吉家里躲藏了起来。当革命士兵把他从卧室中搜查出来的时候,他吓得浑身打颤。士兵们要他到楚望台见吴兆麟,他不肯;士兵们以强硬的口气威胁,他才勉强答应。到了楚望台,他满脸愁苦地对吴说:“你为什么要革命?这是要全家诛戮的事!”“快叫大众各回各营,事情太闹大了,更不得了!”^[7]正午时,被身不由主地送到了谘议局。
        黎元洪到了,与会诸人鼓掌欢呼。这时,继续到会的有吴兆麟、邓玉麟、向谟、李翊东、方兴等。当黎元洪被告知要他出任都督时,面色惨白,急得大喊:“我不能胜任,休要害我!”胡瑞霖、吴兆麟等婉劝,张振武、蔡济民等胁迫,但黎仍坚决拒绝,不肯就任^[8]。一时满座哗然。有人大声叫骂:“黎元洪,太不识抬举了!”这时,有人送来一份预先写好的安民告示,要黎元洪签署。黎瑟缩着用颤抖的声音说:“莫害我!莫害我!”拒不肯签。李翊东气得举枪对黎说:“我们不杀你,要你作都督,你还不愿意!再不答应,我就枪毙你!”黎还是不肯签。李翊东就拿起笔来签了一个“黎”字,说:“我代签了,看你还能否认不成!”^[9]这样,经过书记缮写后,一张张《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布告》,当天贴遍了全城。布告的全文如下:
        今奉军政府令,告我国民知之:凡我义师到处,尔等不用猜疑。我为救民而起,并非贪功自私。拔尔等出水火,补尔等之疮痍。尔等前此受虐,甚于苦海沉迷。只因异族专制,故此弃尔如遗。须知今满政府,并非我家汉儿。纵有冲天义愤,报复竟无所施。我今为民不忍,赫然首举义旗。第一为民除害,与民戮力驰驱。所有汉奸民贼,不许残孽久支。贼昔食我之肉,我今寝彼之皮。有人激于大义,宜速执鞭来归。共图光复事业,汉家中兴立期。建立中华民国,同胞其毋差池!士农工商民众,定必同逐胡儿。军行素有纪律,公平相待不欺。愿我亲爱同胞,一一敬听我词!
        这是宣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死亡,号召建立中华民国的第一个布告。它强烈地表达了苦难的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走狗清王朝的深恶痛绝。布告贴出后,立即在广大群众中引起强烈的反应。满城居民,奔走相告,扶老携幼地出来观看,到处喜气洋洋,欢声雷动。
        与安民告示同时发布的还有刑赏令,规定了“买卖不公者斩”、“扰乱商务者斩”、“奸掳烧杀者斩”、“邀约罢市者斩”等各项纪律。
        都督推举出来了。一个昨天还手刃革命党人的旧军官,一夜之后,突然被推上了革命领导者的宝座。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固然是由于临时的原因:孙武被炸伤,刘复基等被杀害,蒋翊武和刘公被迫逃离,使革命领导在起义前夕就处于空缺的状态。但更主要的是革命党人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弱点。
        首先是湖北地区的革命党人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巩固的、有威望的领导核心。文学社和共进会是在起义前半个月才实现联合的。革命的军政领导机构也是从那个时候才开始酝酿的。派别的成见使他们不能选出一个军政首脑。推蒋翊武当总指挥,孙武当参谋长,用意就是由他们两人共掌军权,而且只限于军权。刘公在日本东京时当过共进会的总理,回到湖北后被共进会内定为湖北都督。但是在两团体实现联合的时候,他就声明放弃这个名义。当时大家把希望寄托在由黄兴来任首脑。认为这样可以避免双方争夺领导权之嫌。黄兴迟迟没有来,都督的位子也就空缺着。
        其次是许多革命党人都是根据种族而不是根据政治态度来划分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他们认为,满人是革命的敌人,而汉人不论是立宪派也好,清朝的官僚也好,革命胜利后都会赞成革命。既然如此,让那些有资望、有地位的人来当领导,比起普通兵目、低级军官来,不是更足以“号召天下”吗?1911年4月,文学社在洪山宝通寺召集各标营代表开会,就曾提议推黎元洪为临时都督。理由之一是黎是当时名将,用他可以慑服清廷,增加革命军的声威;理由之二是黎在湖北新军中素得士心,可以号召部属附和革命^[10]。
        不能说革命党人的考虑毫无道理。黎元洪出任都督有助于稳定局面,可以发生较大的社会影响。问题是革命党人对黎元洪的处理过于简单了。像黎元洪一流人,有条件地争取他附和以至支持革命是可能的,利用他的影响以助革命的发展也是可以的,但是,要他来领导革命则是不可能的,由他来掌握革命兵权则是万分危险的。
        都督推选出来之后,在谘议局开会的人们松了一口气,才发现时间已是下午了。胡瑞霖感慨地说:“革命党已经占领了武昌省城,公家有藩库,有官钱局,有粮储善后局,金店钱庄,到处皆是,不去一染指,不去一征发,秋毫无犯,市廛不惊,不但宗旨正大,举动文明,党人心理,更是纯洁,实在令人感激佩服。诸同志如需用款项,谘议局可先垫借五万元,以作临时开支。”^[11]会后,他送来了一批银元和银锭^[12]。立宪派这时最关心的是社会秩序。革命未起之前,他们希望尽可能避免革命;革命既起之后,他们希望尽可能温和地进行。武昌革命党人的严明纪律使他们满意。推举黎元洪一事使他们放心,觉得可以给予某种支持了。
        当天下午还推举了各种职事人员。汤化龙被任命为总参议^[13]。其他如参谋部、民政部、交通部、外交部、庶务部、书记部、军需部等,也都纷纷成立。其人员或由推举,或由自荐。当事人后来回忆说:“(大家)不知怎样作才好,又没有组织规程,七嘴八舌,莫衷一是。”^[14]除立宪派外,参加会议的大多是二十多岁的年轻士兵和学生,幼稚和忙乱使他们不可避免地要犯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