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规模壮阔的保路风潮揭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然而,四川全省独立,建立统一的新政权却较各省为晚。这同四川省地域辽阔,交通不便的情况有关。该省革命党人为数甚多,但却不曾形成强有力的领导中心,革命斗争的发展表现了很大的分散性。四川遍地会党这种情况增加了革命斗争的散漫性。因而四川不像其他一些省那样,省会“中心起义”,然后迅即“全省光复”,而是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宣告独立的。统一的革命政权的形成,经过了较为曲折的过程。
        首先获得独立的是重庆地区。重庆是四川境内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是长江上游的重镇,与东南各省联系较便。1906年以后,重庆同盟会分会的革命活动一直没有间断。后来重庆府中学堂成了革命党人的重要活动中心,学堂监督杨庶堪、学监张培爵,还有若干教员都是同盟会员。
        自从同志军起义后,重庆党人因见同志军大多没有明确的革命宗旨,不足以图大事,遂决心另行发动推翻封建政权的斗争。他们曾密约重庆周围州县的党人到一起商量准备起义事宜。10月间,端方过重庆,为镇压保路运动,他要添练防军,任命刚刚由广东回籍的广东巡警道李湛阳为防军统领。李与某些党人有私谊,不少党人参加了防军。朱之洪等人并乘机建议举办团练,以便建立党人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张培爵则积极部署各州县发动起义。
        11月5日,夏之时在成都东南简阳县的龙泉驿发动新军起义,并率队驰往重庆。夏是同盟会员,曾留学日本,在东斌学校步兵科毕业。回省后在新军中任排长,驻成都。同志军起义时,曾劝说标统周骏起事,周不从。后受命率新军一队调戍龙泉驿。夏军起义后驰抵离重庆很近的黄葛树,重庆商会不明夏的意图,想馈赠饷银,令其带兵去别处。后经党人接洽,共同策划了重庆起义的部署。这时,张培爵派党人石青阳组织敢死队,以备紧急需要;又积极联结会党和争取巡防军,最后巡防军将其手中最重要的火力——开花炮的炮栓卸下交存党人手中。至此,重庆党人已准备成熟,又有夏之时的新军支持,遂于11月22日,会集绅民,通令重庆知府兼警察总监钮传善剪发缴印,宣告重庆独立,建立蜀军政府。会议推举张培爵为蜀军政府都督。张培爵(1876—1915)字列五,隆昌人。1906年加入同盟会。1907年与熊克武等密谋成都起义,事泄失败,黄方等被捕,熊克武等逃走,张潜留成都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10年,应同盟会重庆地区负责人杨庶堪之约,到重庆任重庆府中学堂学监,从此便成为重庆地区革命活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军政府的副都督是夏之时。新军教练官林绍泉被任为蜀军总司令兼参谋部长。杨庶堪、朱之洪为军政府顾问,朱兼管由原官银行改立的大汉银行。军政府内所设各部,绝大部分都由革命党人负责。军政府重新编制了军队,设三标:近卫军、警卫军和义勇军,标统均由革命党人充任。另将巡防军改编为四标和一个炮兵营,直属蜀军总司令之下。此外设亲兵营和九门监察,负责保卫治安。
        重庆蜀军政府成立后,传檄附近州县,一律建立新政府;还决定裁撤江、巴两县新厘杂捐,旧有厘金也豁免五日。同时,军政府照会各国驻重庆领事,保护外侨安全。从蜀军政府的政纲、对内对外宣言,及其同入川的鄂军、滇军、黔军的关系的处置可以看出,他们较好地反映了同盟会的基本革命精神。这主要是由于一些较有政治头脑的革命党人,在长期的准备和实行起义过程中,始终掌握了革命的领导权,并得到重庆商会和新军的有力支持。
        在重庆独立前后,川南、川北、川东相继发动起义。荣县早在武昌起义前,9月25日即已宣布起义,建立革命政权。随后有文显谟与黄万里、程石溪(又作程世溪)等人于10月11日在隆昌宣布独立。11月7日,同盟会员曹笃、方潮珍及周鸿勋等集合民军近六万人,三路合攻自贡井,以战而不胜,改取政治攻势。因盐防军多是云南人,时刚好云南独立消息传来,曹笃以大义晓谕防军,双方停战谈判,盐防军表示赞助民军起义。这时附近的富顺县也宣布反正。川南重镇泸州,在重庆独立后,同盟会员杨兆蓉等看到时机成熟,一面运动南路防军起义,一面敦促永宁道刘朝望反正。11月26日,泸州宣布独立,成立川南军政府,推刘朝望为都督,以地方大绅温翰桢为副都督。革命党人没有在其中占居主要地位,蜀军政府颇为疑虑;刘朝望、温翰桢亦不自安;遂促杨兆蓉回泸召集会议,改推但懋辛为副都督,温翰桢改任枢密院院长,杨兆蓉,邓西林为副院长。但懋辛在重庆,不能马上赴任,又推举刚从成都出狱的同盟会员黄方为川南军总司令。
        川北的革命党人在9月间各处同志军纷纷起义时也开始积极活动起来。10月27日,革命党人吴从周(即曾省斋)聚民军攻下垫江县城,取得枪支弹药后,率部奔大寨坪,准备与领导大竹县民军起义的李绍伊联合。后采纳张雅南(即张观风)的建议,召来广安团练传习所师生二百余人,扩大了起义军。11月中旬,义军连连攻下大竹、邻水、岳池等县以及川北重镇广安。21日,在广安召集各县代表大会,成立蜀北军政府,推吴从周、张雅南为正副都督,所设各部由革命党人和立宪派分子分别主持。但蜀北军政府是不巩固的。由于蜀北地区交通闭阻,经济、文化都较落后,到处会党林立,除了传统的哥老会外还有李绍伊组织的孝义会,两者之间存在激烈的斗争。革命党人为联结会党而成立的共进会在这里进行过长期活动,却未能统一会党,反而增加了革命党人内部的不统一性。而且由于缺少同地方绅商的联系,使革命党人在城镇中的政治基础显得非常薄弱。新政权成立不久,正副都督之间,革命党与立宪派、会党之间的矛盾就逐渐暴露。吴从周竟离职到重庆不归,其他一些革命党人也纷纷采取退避态度,这就便利了与绅商关系较密切的立宪派的夺权活动。最后,在成都军政府所派宣慰使张澜等人的活动之下,川北政权便完全落入立宪派手中。
        在川东,还在重庆独立前,涪陵革命党人高亚衡便主动到重庆同盟会机关部请示起义方略。张培爵要他返涪就地组织邻近各县起义。高先组织民军协助长寿县于11月18日独立,然后回师返涪。20日涪陵独立。接着又发兵促忠州、彭水、酉阳等县相继反正。黔江则早于11月13日起义独立。革命党人卢师谛等在下东一带联络防军、会党于11月26日起事,奉节、云阳遂即反正。万县巡防营管带刘汉卿于11月25日起义,当即兵下夔府,27日宣布独立,自称下东蜀军副都督,接受重庆蜀军政府指导。
        在重庆独立时,端方和他所带鄂军进至资州。这时他还不知道他已被任为四川总督,见民军遍地蠭起,鄂军也有不稳迹象,所以犹疑不前。鄂军中的革命党人在离开湖北时,就有途中伺机杀端方的打算。由于端方扣压武汉来的书信电报,军中党人,很晚才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由此党人更恨端方。他们于11月26日在资州发动兵变,将端方和他的弟弟端锦杀死。鄂军标统曾广大畏惧走避,军兵共推陈镇藩为司令,率队返回湖北。
        省会成都本是保路风潮的中心,赵尔丰枪杀请愿群众,同志军从四面云集包围成都。然而一哄而起的民军,毫无训练,武器又差,缺乏统一指挥,所以不能取胜。当时奉命与民军作战的清军将领方声涛、姜登选、程潜等本是同盟会员,但他们都是外籍军人,与本省军官有矛盾,而军队内部没有开展革命工作,未能举义。
        民军虽未攻下成都,但在周围各县坚持作战,给予清军以严重打击。雅安、荥经一带的民军阻止了护理川滇边务大臣傅华封指挥驰援赵尔丰的清军,对成都独立起了重要作用。
        重庆独立后,赵尔丰陷入更加困难的地位。这时大部分立宪派对赵尔丰也不抱希望。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党人曾计划火烧总督署,发动起义。然而以偶然的意外,未能实现。结果,以立宪派领袖蒲殿俊、罗纶与官绅周善培、邵从恩等同赵尔丰妥协谈判的方式实现成都和全川的独立。谈判妥协的条件共三十条,主要内容是:四川政权转交谘议局;军队统一交第十七镇统制朱庆澜指挥;优待旧有军政人员;各地行政官照常办事,不愿留者听自便;给报馆以言论自由;满、汉、蒙、回一律平等;赵尔丰交出政权后,仍带边兵办理藏边事务,但暂不离成都,以备顾问;赵的督边兵饷、行政经费均由川人担任,并协济藏款;保护外人,禁止焚掠;安置旗民生计;等等。协定还规定以谘议局议长蒲殿俊为军政府都督,以朱庆澜为副都督。11月27日,由赵尔丰宣告四川地方自治,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
        革命党人对蒲、赵协定内容甚为不满,曾在西校场召集民众大会,由同盟会四川分会会长董修武宣讲革命党的斗争经历和宗旨以及各省革命形势,以期提高群众的觉悟。革命党人还将蒲、赵协定内容驰告重庆蜀军政府,重庆党人在报章上逐条予以批驳。
        重庆党人认为,赵尔丰仍盘踞成都,川省革命形势不能大定。他们商议组织西征,决定由副都督夏之时任总指挥,以但懋辛为参谋长兼中路支队长,以蜀军总司令林绍泉兼北路支队长,以向寿荫为南路支队长。林以总司令而充支队长,十分不满,竟对夏大肆咆哮,企图煽动其追随者起而夺权。革命党人窥破其野心,特召集军法会议,拟处林以死刑。经夏之时缓颊,决押送回籍(湖北),于途中把他杀死。其主要的同党均被处死。由于革命党人处理得果断、及时,这次事件,没有动摇革命政权。
        成都独立后,军政府一直没有完全组织起来。在妥协基础上接管政权的蒲殿俊毫无行政经验,又无勇于任事的魄力;副都督朱庆澜是外籍人(浙江),在土客籍军官矛盾很突出的情况下,也不能指挥如意。城中新军与民军杂处,政府中新旧官吏同署办公,互不融洽,少数革命党人在其中不能发挥主导作用。因此新政权极其软弱无力。12月8日,蒲殿俊与朱庆澜正在东校场阅兵,突然军队哗变,蒲、朱潜逃^[1],城中秩序大乱。这时军政部长尹昌衡急脱身出城,驰往凤凰山找六十三标标统周骏及营长宋学皋。周、宋即率新军入城平乱,城郊部分民军亦相率入城。乱平后,由军官和士绅共同商定推尹昌衡为都督,罗纶为副都督。尹是彭县人,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回国后先在广西新军任职,1910年回川,初任新军教练处编译科长。他自以为不得志,每以本省军人不受重用而愤懑。后升为教练处会办,兼代陆军小学堂总办。由于他肯为川籍军官争地位,很得一批军人的拥戴;这次又平乱有功,更得到士绅和立宪派以及革命党人的好感。罗纶是谘议局副议长、保路同志会会长,在绅商学界颇有声望。新都督上任后,立即着手组织军政府,革命党人董修武受命主持总政处,下设秘书、法制、铨叙、统计、印刷、庶务等六处,分管各项行政。杨维被任为军事巡警总监,负责治安;周骏为军政部长。另设民政、财政、学务、司法、实业、交通、盐政、外交等部,由革命党与立宪派分任之。军队重新加以编制:以原第十七镇为第一师,宋学皋为师长;整编同志军为第二师,彭光烈为师长;整编原巡防军为第三师,以孙兆鸾为师长。
        军政府成立后,秩序较快恢复。但赵尔丰仍盘踞旧督署,擅发告示,人们极为不满。军政府侦悉,赵暗召边军入省,妄图夺权。尹昌衡遂召集军事会议,决定逮捕赵尔丰。12月22日,尹派兵包围旧督署,将赵抓获,拉到明远楼下宣布其罪状,枭首示众。这是新政权做的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此前不久,赵尔丰屠杀群众的刽子手田征葵在逃跑途中为重庆军政府抓获枭首示众。这时,重庆军政府已停止西征,并开始酝酿全川统一的问题。
        但成都的四川军政府不久就发生了新的问题,即会党问题。主要由会党群众组成的同志军,虽未能推翻旧政权,但却是打击旧政权的最主要的力量。它人数众多,功劳卓著,人们不能不给以足够的重视。尹昌衡等人为了笼络人心,巩固自己的地位,采取迎合会党的方法,公开挂出“大汉公”的招牌,自封为“舵把子”。都督一倡,下属百和,周骏即挂出“大陆公”的招牌。由此“公口”林立,军政秩序遭到破坏。当时重庆军政府内也有个别人主张设立“公口”,受到大多数革命党人的抵制。与四川毗连的云、贵、湘三省通电承认重庆蜀军政府而称成都军政府是哥老会政府。援川的滇军甚至致电本省军政府并通电各省,主张援助重庆蜀军政府征讨成都。这时,重庆革命党人为了顾全大局,复电力予解释劝阻。
        成都方面的混乱和滇军的干预,给四川的革命统一造成新的困难。滇军最初是应蜀军政府要求入川援助独立的。初入川时,与蜀军政府订有协定,彼此尚能相安。但后来滇军未能遵守不干预地方行政的规定,在川南叙、泸一带擅委官吏,建立盐政机关。而且因仇视会党而对同志军滥肆杀伐,先后杀害民军著名将领和革命党人周鸿勋、刘礼谦等多人,特别是惨杀川南军总司令黄方一事,尤遭川人愤恨。尹昌衡任都督后,派兵南下,欲以武力驱除滇军。南京临时政府和湖北军政府都大力支持重庆蜀军政府和平调解的立场。经各方协商,决定滇军离川北伐,饷项由蜀军政府担负。1912年2月,南北议和告成,清帝退位,北伐遂作罢论,滇军在索得预定供应其北伐的饷项之后才陆续退出四川。
        客军退走后,成、渝两军政府的统一问题便成当务之急了。起初,尹昌衡曾打算以武力统一,经董修武等以大义劝止。蜀军政府自始就主张协商统一。1912年1月双方各派全权代表会商,协定条件十一款,然后经两军政府各自召集特别会议讨论认可,于2月2日签字生效。双方协定以成都为政治中心,设四川军政府,以成、渝两处都督分任正副都督;重庆为重镇,设镇抚府,以成、渝两处副都督之一主领重镇之任。2月中旬,张培爵西上成都,中途通电推尹昌衡为都督,自居副都督。3月9日,张抵成都,12日就副都督职,四川遂告统一。重庆镇抚府以夏之时为镇抚总长。不久夏辞职出国留学,改以胡景伊为镇抚总长。胡曾在广西任陆军协统,为人颇狡狯。广西起义时潜回四川,过重庆,被委为代表与滇军谈判。事后未向蜀军政府报告,径往成都,受到尹昌衡的重用。全川统一后,尹任命他为全川军团长。以后,尹昌衡亲征藏边,又命胡代理都督,将重庆镇抚府取消,由熊克武的第五师驻扎。四川政权便落入胡景伊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