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各省响应,清廷统治的心脏直隶,曾出现对革命十分有利的形势。
        山西起义后,清廷赶忙派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率兵前去镇压。吴禄贞(1880—1911),字绶卿,湖北云梦人,清末中国留日第一期士官生。1902年回国后被派创练新军,先后担任武昌武普通中学堂教习、北京练兵处军学司训练科马队监督、东三省军事参议、吉林延吉边务督办等职。1910年出任陆军第六镇统制,驻扎保定。他曾秘密参加同盟会,暗中进行革命活动。武昌起义后,第六镇第十一协(协统李纯)被调往湖北,他请求随军南下,拟在前方倒戈,但为陆军大臣荫昌所拒绝,未能成行。10月29日,驻扎滦州的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等通电,强烈要求清廷立宪。吴禄贞和张绍曾是日本士官学校同期同学,清廷遂派他前往“宣慰”,表面依重,实则企图把他调离第六镇。他趁机赴滦州与张绍曾密谋,准备以武力推翻清廷。正在这时,清廷又命令他指挥第六镇第十二协由石家庄进攻山西革命军。他急忙赶赴石家庄,亲自至娘子关与山西都督阎锡山会晤,一面筹划组织燕晋联军,与滦州驻军一起,直捣北京,一面令十二协停战,以山西革命军接受招抚谎报清廷。11月2日,吴禄贞断然截留北洋军运往湖北的军火,并电奏清廷,要求汉口停战。清廷不敢贸然撤换他,唯恐把他逼上梁山,乃假言传旨嘉奖,并任命他署理山西巡抚。这时,袁世凯、冯国璋虽然握有重兵,但尚在鄂北、豫南一带,忙于与武昌革命军作战,京津并无重兵防守,如果当时吴禄贞、张绍曾与山西革命军协力行动,夹击北京,清廷就会顷刻瓦解。
        但是,吴禄贞志大气豪却疏于警惕,当他得悉袁世凯派周符麟到石家庄谋杀他时,仍不加戒备。周符麟原为第十二协协统,被吴禄贞撤职,因而怀恨在心。11月7日凌晨,吴禄贞在火车站司令部开会,被周符麟收买的马步周率军官多人突然撞入,他见势不妙,企图夺门而出,为凶手击倒,头亦被割去,其参谋官张世膺和副官周维桢同时遇难。周符麟官复原职,第六镇又置于袁世凯的控制之下。张绍曾虽然倾向革命,却缺乏斗争性,满足于向清廷提出要求君主立宪,对发动起义犹豫不决。吴禄贞被刺后,他便消极起来,直到被清廷撤职了事。这样就丧失了在近畿起义的大好时机。接着,清廷任命原四十协协统潘矩楹接任二十镇统制,潘是袁世凯的爪牙。他奉命把二十镇分别调往奉天、锦州、沟帮子、葫芦岛等地驻防,仅留七十九标标统岳兆麟所部一二三营驻滦州,借以分散军中的革命力量。
        在这种形势下,革命党人仍坚持发动起义,以配合南方的斗争。他们在天津成立同盟会京津保支部,推汪精卫、李煜瀛为正副部长,下辖军事、文书、财政、司法、外交、实行各部。彭家珍为军事部长,不久吕超继任,彭即以暗杀为己任。由于汪精卫从刑部狱中被放出来后,便与袁世凯勾结在一起,因此,一些不愿与汪精卫共事的北方各革命团体,如共和会、铁血会、振武社、急进会、克复堂、北方共和团、共和革命党、女子北伐队、女子革命同盟等,则与同盟会员胡鄂公、白逾桓、白毓昆等联合起来,在天津成立了北方革命协会,推胡鄂公为会长,该会“以协助革命军北伐崇奉孙先生之三民主义”为宗旨^[1]。同盟会京津保支部与北方革命协会虽然有矛盾,但基本上还是合作的。从1911年11月至1912年1月,革命党屡起屡仆,多次发动起义。
        11月下旬,革命党人张雨岭、南琴轩在张家口组织总司令部,准备起义,因从天津运送军火时被查获,李飞仙、秦宗周等七人牺牲,起义夭折。
        12月18日,为牵制北洋军进攻山西,革命党人在任丘发动起义。起义军大都是保定各学堂的学生和任丘、雄县一带的农民,共五百余人。他们一度攻占任丘县城。直隶总督陈夔龙派清军两营前往镇压,起义军被迫转移到雄县,清军围攻雄县,城陷,靳广隆等百余人遇难。
        在革命党人白毓昆、孙谏声及凌钺等人的积极策动之下,驻滦州的七十九标官兵于1912年1月2日宣布起义,成立滦州军政府,推举第二营管带王金铭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北军大都督”,第三营管带张建功为副都督,第一营管带施从云为总司令,白毓昆为参谋长,孙谏声为军政部长,滦州知州朱佑保为民政部长,凌钺为外交兼司法部长,陈涛为前敌总指挥,张良坤为秘书长。军政府成立后,布告安民,“远近闻之,莫不鼓舞雀跃,咸庆重见天日”^[2]。次日,召开全军誓师大会,按原计划,当晚十时向天津进军。临开拔时,三营管带张建功突然叛变,围攻军政府。起义军被迫退至火车站,乘火车出发,行至雷庄与王怀庆所部巡防营及曹锟所部第三镇猝遇,发生激战。起义军英勇抵抗,苦战一昼夜,弹尽援绝,死伤惨重,王金铭、施从云、孙谏声、白毓昆等均遇难。白毓昆被捕后,临刑犹唱绝命诗云:“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革命当流血,成功总在天。身同草木朽,魂随日月旋。耿耿此心志,仰望白云间。悠悠我心忧,苍天不见怜。希望后起者,同志气相连。此身虽死了,千古美名传。”^[3]
        滦州起义失败不久,革命党人蔡德辰等在通州张家湾组织司令部,联络学生和退伍毅军三百多人,组成敢死队,拟从通州进攻北京。未及发动,1月15日便被袁世凯破坏。蔡德辰、王丕承、杨兆林、王治增、雷竹村、张雅堂、王斌等七人被捕。
        与此同时,革命党人还组织了刺杀袁世凯的活动。在通州革命机关被破坏的第二天,革命党人黄之萌、张先培、钱铁如、吴若龙、杨禹昌、罗明典、郑毓秀等十多人在北京行刺袁世凯。1912年1月16日,袁世凯入宫议事后乘马车出东华门,当他走到王府井丁字街时,革命党人从三义茶叶店扔下炸弹,炸死炸伤袁世凯的卫队长等十余人,袁世凯仓皇逃脱。革命党人杨禹昌、张先培、黄之萌等不幸被捕。
        先是,袁世凯逮捕通州革命党人蔡德辰之后,立即电询已南下参加议和的汪精卫。16日,袁接汪复电,称:“北方同志,在此议和时,所有一切行动,咸已停止,通州机关当为匪类之结合,请依法办理。”^[4]袁便以此电为据,诬蔑革命党人为“土匪”,于17日下令斩决张先培、黄之萌、杨禹昌等三人于北京,斩决蔡德辰等七人于通州。于临刑时,黄之萌正气凛然,慷慨陈词,当众揭破袁世凯的窃国阴谋。
        由于起义不断失败,革命党人李煜瀛、白逾桓、胡鄂公等五十余人于1月27日在天津开紧急会议,决定重新部署力量,成立北方革命军司令部,统一领导各地斗争。在这次会议上并决定29日在天津发动起义,计划攻占督署,一举光复天津。29日夜,革命党人集合各地志士数百人,在白逾桓、胡鄂公的指挥下,分兵九路猛攻督署和金钢桥等要地,与敌人激战一夜,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林少甫、韩佑治等十余人战死。
        以后,革命党人曾酝酿再度起义,由于南北议和告成,未能发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