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东北,人心震动。奉天(今沈阳)、吉林、营口等地商铺都极力“收回银货”,群众纷纷持纸币向大清银行、东三省官银号挤兑现洋。纸币价值猛跌,乃至不能流通。各地市面均呈现出一片紊乱现象。
        革命党领导人和骨干分子张榕、张根仁、柳大年、钱拯、赵中鹄、刘雍、刘艺舟、商震、徐镜心、宁武、顾人宜、李培基等,大都集合到奉天省城,“分头秘密集会,共谋起义,促动关外三省独立”^[1]。立宪派首领、奉天谘议局局长吴景濂,看到清廷大势已去,极力拉拢革命党人,主张通过和平方式,谋求“独立”。一部分革命军人又组成“军人联合会”,积极策动驻在奉天北大营的第二混成协起义。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一向主张革命。11月6日,蓝天蔚、张榕、徐镜心、赵中鹄、商震、齐希武等在北大营开会酝酿起义。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驻有军队,正寻机扩大侵略活动,革命党人担心发动武装起义会引起日本帝国主义的干涉,因而便决定进行“和平革命”,逼迫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出走,宣布东北独立,然后推举蓝天蔚为关东革命军“讨虏军大都督”,张榕为奉天都督兼总司令,吴景濂为民政长,并决定11月中旬发动。
        但是,革命党人的计划被叛徒告密。赵尔巽得悉实情后,立即采取了种种防范措施。他一面密报清廷将蓝天蔚解职,并迫令出走,保荐蓝部标统聂汝清代理。同时,调驻扎洮南的前路巡防营统领张作霖率所部三千五百人入省,以旧军监视新军。另一方面,为了缓和革命党人的激昂情绪,“使其不致暴动”^[2],赵尔巽勾结立宪派首领袁金铠等,于11月12日召集军、绅、商、学各界代表会议,宣布成立“奉天国民保安会”。会章规定:尊重“人道主义”,“为保卫地方公安起见,无论汉满回蒙,凡在本省土著及现住之各省各国人,其生命财产均在本会保安范围之内”^[3]。保安会没有提出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国的口号,它的反动性质是十分明显的。它所谓的“尊重人道”,实际上就是禁人民以革命手段掀起反抗。它所谓的“保卫地方公安”,实际上就是维护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东北统治的旧秩序。保安会的反动性由它的领导人看得更清楚:赵尔巽为会长,吴景濂及三十九混成协协统伍祯祥为副会长。另设军政、财政、外交、参议等八部。部长都是旧官僚、旧军人或立宪派,如军政部长聂汝清,副部长张作霖,财政部长萧应椿(原东三省提法使),参议部长袁金铠,等等。革命党人只有张榕参加了保安会,职务是参议部副部长。参议部是“监督机关”,副部长更不起任何作用。实际上,革命党人是被拉去作为点缀的。
        奉天保安会成立后,吉林、黑龙江于16、17日也相继成立了保安会。吉林会长为巡抚陈昭常,黑龙江会长为巡抚周树模。接着,东三省各府厅州县纷纷成立保安会,均以地方官吏为会长。自各级保安会成立后,表面上,各地方的行政权统归保安会,实际上仍操在地方官吏手中。
        东三省各地革命党和人民群众很快识破了保安会的骗局,纷纷掀起反对保安会,要求独立的斗争。吉林保安会一成立,学界代表即表示“万不赞成”,“非独立不可”。并痛骂保安会的官吏,呼之为清朝的走狗^[4]。黑龙江中学堂学生发起组织“国民联合会”,要求周树模宣告独立。革命党人张榕等原想通过成立保安会,逼迫赵尔巽出走,宣布三省独立,没料到却落入赵的圈套,“反为其所制”^[5],于是决定重新组织革命力量,与赵展开斗争。11月17日,奉天各革命团体成立了“联合急进会”,宣布“响应南方”,以“人道主义,政治革命积极进行为宗旨”,以“建设满汉联合共和政体为目的”^[6]。急进会宣布的宗旨,表明它是一个革命的团体。根据东北满汉两族杂居的情况,它提出“建设满汉联合共和政体”的主张,吸收满族革命志士参加急进会,这是完全正确的。它的主要领导人都是同盟会会员或与同盟会有密切联系的人物,如正会长张榕,副会长张根仁、柳大年、李德瑚,参议吴景濂、钱拯、左拯之,总务部长杨大实,执法部长赵中鹄,军务部长辜天保,交通部长洪东毅,侦察部长赵元寿,秘书部长汪谦等。
        急进会成立后,一面发行《国民报》,积极进行革命宣传鼓动,一面派出杨大实、赵中鹄等领导骨干,分赴东三省各地联络,发展会员。各界进步人士争先入会,不几天,奉天就超过三万人,以军人占多数。吉林省城分会会员达二万人以上。当急进会在奉天、吉林、长春等城市迅速扩大力量的时候,一些在州县地方活动的革命党人纷纷发动起义,展开了武装斗争。
        首先起义的是奉天庄河和复县。1911年11月20日,革命党人顾人宜、顾人邦策动和组织当年8月间抗捐失败的庄河联庄会群众起义,宣布响应武昌革命,一举击败清军。同时,复县警察所长杨大实率所部警察五百余人发难于县城,与庄河义军互为声援。后来,杨大实代表急进会前去庄河授旗,27日成立中华民国庄河军政分府,顾人宜为“中华民国军征清满洲第一司令官”。起义军受到广大人民的热烈欢迎,不数日就扩充到数千人,迅速影响到辽阳、凤凰厅等地。
        11月25日,革命党人祁耿寰等策动辽阳巡警教练所学生起义,占据城西四十里的刘二堡等地。与此同时,商震、郭斗升等率领陆军小学堂学生和民团二百多人,在辽阳东高丽门起义,准备进攻县城,不幸被清军包围,郭斗升等数十人牺牲。
        革命党人刘雍、宁武、鲍化南、何秀斋等在凤凰厅发动联庄会群众起义。右路巡防营管带邵兆中率领所部一营,原计划反正,未能实现。起义军孤军苦战数日,未能占领厅城。后来多投奔庄河或渡海赴烟台等地。
        黑龙江革命党人策动“红胡子”绿林武装首领刘献芹起义,在东荒一带聚集千余人,攻占拜泉县。
        此外,在奉天宁远州、海城、昌图,吉林长春等地都有革命党人策划起义,此伏彼起,连绵不断,革命形势在三省范围内迅猛发展。
        但是,在革命与反革命决战的紧要关头,革命党的重要领导人张榕却表现出犹豫、软弱,他既反对保安会,又和保安会的要人赵尔巽、袁金铠维持着和平关系,与袁金铠的联系尤为密切。当赵尔巽派兵镇压各地起义军时,他曾当面质问赵尔巽,并要求赵宣布独立,“以静人心”;可是,由于他惧怕日本帝国主义干涉,迟迟不敢在奉天省城发难,推翻赵尔巽的统治。
        赵尔巽是一个颇会见机行事保全自己的老官僚。当全国革命风云日益紧急的时候,他对东北革命党领导人采取敷衍、应付的态度,一再表示东三省地位特殊,俄、日或将干涉,因而不能骤然独立,只能“保境安民”。后来,他取得张作霖等实力派的支持,又见关内开始南北议和,便拒绝谈“独立”问题。及至1911年底,取得清政府大权的袁世凯鼓动他更坚决地镇压革命党人时,他自以为有了靠山,便不再有所顾忌,公然指使张作霖于1912年1月22日杀害了张榕。张榕(1884—1912),奉天兴京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回国后积极推动东北三省的革命斗争,颇多贡献。由于在与反革命决战的关键时刻,缺乏坚定的革命态度,不仅使东北的革命遭到失败,也给他个人带来不幸。殉难时年仅二十八岁。赵尔巽和张作霖等并不以杀害张榕为满足,他们的目的是要扑灭三省境内的革命烈火。所以,接着便派出反动军警捕杀各地急进会骨干分子共百余人,无情地镇压各州县的人民起义。
        东三省的局势,引起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的深切关怀。于是,孙中山任命旅居上海的蓝天蔚为关外大都督,率领舰队载北伐军数千人北上,在安东附近登陆,支援东北人民。庄河、铁岭、哈尔滨等地革命党人闻风纷纷发动起义响应。但是,不久南北议和,清帝退位,袁世凯攘夺了民国大总统。蓝天蔚奉命撤军到山东烟台,关外都督府解散。赵尔巽由清朝的东三省总督摇身一变,当上了民国的都督。残杀革命党人的刽子手张作霖飞黄腾达,而且很快压倒赵尔巽,成为袁世凯统治东三省的支柱。
        从以上关于武昌起义和各省响应的叙述中可以看出,革命党人在武昌的胜利,把保路运动掀起的革命高潮推进到新的阶段。武昌起义后十天,湖南、陕西同于10月22日起义响应,接着,江西、山西、云南、上海、江苏、贵州、安徽、浙江、广西、广东、福建都在二十天内相继宣告独立。四川较迟,至11月27日也宣告光复。中国沸腾起来了。
        对于首义要地武昌来说,湖南、江西、安徽三省的响应最为重要,这使革命军消除了后顾之忧,可以全力对付南下的北洋军。地处北方的陕西和山西两省起义,威胁着清朝的心脏,牵制了清军主力,使之不敢倾巢南下,减轻了南方革命军的压力。当汉阳于11月27日被北洋军攻陷之际,却有江浙联军崛起,于12月2日一举光复南京。从此长江上下游联为一气,造成了独立各省的优势地位。
        仍旧在清政府控制下的北方各省,局势的发展也是有利于革命的。直隶、河南、东北三省、新疆、甘肃以及一度宣告独立的山东省,由于反革命势力比较强大,革命力量无法取得胜利。然而,当地的革命党人也都闻风而动,多次组织武装起义,前仆后继,为争取本省独立,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而且在不少府县建立起革命的政权,给反动势力以沉重的打击。
        总之,革命的潮流已经无法阻挡,清朝的大势已去。这个王朝的灭亡和共和国的出现,都是指日可待的事了。
        广大新军官兵、会党群众、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是这次革命的基本群众。在资本主义经济发达的地方,工人参加了争取民主共和的战斗。除了成为士兵和会党者外,农民没有能广泛地发动起来,他们的自发斗争,受到普遍的压制。
        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和领导了这次起义。各省同盟会分支机构、各地同盟会员以及其他革命团体的成员,在起义过程中,表现出巨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几乎所有的武装起义,都是在革命党人的领导和策动下举行的。正是这无数的革命者抛头颅,洒热血,在群众革命斗争中打先锋,作前驱,方才促使革命形势蓬勃发展。但是,同盟会的领导层对突然出现的新形势,事先思想准备不足,他们既没有及时地提出把革命更向前推进的统一的政治纲领,也没有建立起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因此,当革命形势不断变化的时候,同盟会就无法把这次革命有效地从政治上组织上领导起来,使之普遍持续地高涨,直到取得全面的胜利。
        立宪派本来是反对革命的,但是,当革命已经开始并逐步取得胜利,他们看到清王朝不可避免地就要灭亡的时候,便翻然表示赞成。立宪派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又拥有相当的经济实力,还有谘议局这个现成的机关供其利用。他们转身到革命方面来,加速了清政府的崩溃,但又使反清阵营内部变得更加复杂了。立宪派依靠他们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力量,与革命党人争夺革命的果实。对于立宪派的这种企图,革命党人的反应极不一致,一部分人进行了抵制,而更多的人却因立宪派分子“咸与维新”而模糊了两派的界限,失去警惕性,从而给立宪派打开了方便之门。在各地军政府中,革命派比较稳固地掌握了主要权力的有广东、上海、山西、陕西、福建、安徽等处,立宪派和他们支持的旧官吏掌握主要权力的有湖南、江苏、广西等处,而湖北、贵州、四川、浙江等处,两派之间则有着曲折起伏的斗争。当然,这只不过是简单而论,实际过程是更加复杂、更加丰富多彩的。
        在革命党和立宪派的权力斗争中,无可隐讳的事实是,革命党人由于缺少严格区别于立宪派主张而为民众所乐于接受的政权建设和社会改革方案,从而使自己往往处于被动的和孤立的地位,并且削弱了这种斗争的社会意义。立宪派、旧官吏的得势,使一些地区的革命涂上了一层温和的改良色彩,急进的革命党人或革命群众甚至遭到无情的镇压。
        

        

武昌起义及各省响应图

        然而,革命热潮在全国范围内不断高涨。革命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任何遏制这股潮流的做法都是徒劳的。立宪派敏锐地察觉到这一点,所以就是在他们掌握主要权力的省区里,他们为了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也不能不将对革命派的打击限制在一定程度之内,并且隐蔽在革命的旗号下进行。当时,清政府仍在做垂死挣扎,袁世凯的态度也还不明朗。大敌当前,立宪派和革命派无论有多么严重的分歧和斗争,他们在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国的大目标上,基本上还是一致的。尽快地成立中央政府,以便统一领导独立各省的政治军事活动,这既是革命党人和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也是立宪派分子扩张其势力和活动地盘的需要。因此,各省爆发起义不久,组织中央政府的问题就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