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元旦,为孙中山前往南京就职之日。上午十时,孙乘沪宁铁路专用花车起行,同行者有南京各省代表会临时议长汤尔和、副议长王宠惠和孙中山的军事顾问荷马李等数十人。在上海车站送行者除陈其美等同盟会要人外,上海各军队均事前齐集车站持枪列队相送,送行者还有各团体的群众代表,总计不下万余人。火车徐徐启行,礼炮齐鸣致敬,一时欢声震天。当日午后五时,车抵南京下关。礼炮雷鸣,军乐齐奏,停泊在长江江面的军舰上也传来了二十一发隆隆的音响。在迎接者中,除各省代表外,也包括了驻南京的各外国领事。旋由宁省铁路与沪宁铁路接轨,孙等仍乘花车入城。
        临时大总统府设在南京城内旧两江总督衙门(即太平天国时的天王府)。下午6时15分,孙的专车抵总督衙门车站,即换乘马车由车站去总统府。至总统府时,由黄兴和海陆军代表等迎接入府。当晚十一时,孙中山举行了大总统受任典礼,仪式庄严而朴素,参加者除各省代表外,还有驻南京各部队团长以上和各机关科长以上人员。
        孙中山在典礼上宣读誓词说:“颠覆满清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1]他还发布了《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和《告全国同胞书》,宣言提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任务是:“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之宗旨。”规定对内的方针是:“民族之统一”、“领土之统一”、“军政之统一”、“内治之统一”、“财政之统一”。对外方针是:“满清时代辱国之举措,与排外之心理,务一洗而去之;持平和主义,与我友邦益增睦谊,将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且将使世界渐趋于大同。”^[2]孙中山宣言毕,即接受大总统印,并由秘书长将其盖于宣言等文件上。
        宣言发布之后,孙中山下令定国号为“中华民国”,同时改用阳历。改用阳历的决议,是在孙中山的提议下,于1911年12月31日在各省代表会议上作出的。在讨论这一提议时,曾发生过争论。反对改历的代表说:“孔子说,用夏之时。自汉武帝时起,中国即用夏历到现在,已二千年,不可轻改。”赞成改历的代表反驳说:“孔子是殷的子孙,他反对周历,当时不能主张用殷历,所以来一个用夏之时。我们始祖轩辕氏,以甲子年、甲子月朔的一天冬至为岁首,而现在世界所用的阳历,以冬至后第十天为一月一日,是与轩辕氏所定以冬至为岁首相近,不同夏历正月初一日,要后冬至四十五天。”^[3]经过讨论后,多数代表都同意改用阳历。
        1912年1月2日,孙中山通电各省改用阳历,并以临时大总统就职的那一天——1912年1月1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即辛亥年十一月十三日),作为中华民国建元的开始。
        关于临时参议院的设置,各省代表会曾议决,在临时参议院未成立前,由该会代行其职权,并选举赵士北、马君武为临时正副议长。
        鉴于原《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只有大总统,而无副总统;行政各部只有外交、内务、财政、军务、交通五部,颇感不便,于是宋教仁以湖南代表身份提议在大总统外加一副总统,行政各部则不加限制。此提议,亦经代表会议通过。
        1月3日,代表会举行副总统选举会,黎元洪以十七票(每省一票)当选。
        孙中山出席了这次代表会,并提出中央行政设立各部及其权限案,经议决后随即提出国务员九人名单请会议审查同意。孙最初提议的名单是:
        　　陆军总长　　黄　兴
        　　海军总长　　黄钟瑛
        　　外交总长　　王宠惠
        　　内务总长　　宋教仁
        　　财政总长　　陈锦涛
        　　司法总长　　伍廷芳
        　　教育总长　　章炳麟
        　　实业总长　　张　謇
        　　交通总长　　汤寿潜^[4]
        但是这个名单交付讨论时,代表们对宋教仁、章炳麟多不同意。经黄兴和孙中山交换意见,黄提议内务改为程德全,教育改为蔡元培,遂得到了代表会的一致同意票。接着,又委胡汉民任总统府秘书长、黄兴兼参谋总长,并委任了各部的次长。这样,最后确定的南京临时政府各部总次长名单如下:
        　　陆军总长　　黄　兴　　次长　　蒋作宾
        　　海军总长　　黄钟瑛　　次长　　汤芗铭
        　　外交总长　　王宠惠　　次长　　魏宸组
        　　内务总长　　程德全　　次长　　居　正
        　　财政总长　　陈锦涛　　次长　　王鸿猷
        　　司法总长(兼议和全权大使)　　　伍廷芳
        　　　　　　　　　　　　　次长　　吕志伊
        　　教育总长　　蔡元培　　次长　　景耀月
        　　实业总长　　张　謇　　次长　　马君武
        　　交通总长　　汤寿潜　　次长　　于右任^[5]
        从临时政府的各部总长名单看来,虽然以同盟会员为总长的只有三个部(陆军、外交、教育),其他多为立宪派或旧官僚。但是,根据同盟会确定的“部长取名,次长取实”的原则,孙中山非常注意各部次长的人选。在孙的任命名单中,次长除汤芗铭外,都是同盟会的重要骨干。而且立宪派和旧官僚出身的总长们,又不常驻南京。张謇、汤寿潜仅一度就职,即跑往上海租界居住。程德全则“卧病”租界。这些人掌管的部均由次长代理^[6]。因此,当时便有人说这个临时政府是“次长内阁”。
        黄兴长陆军部,又兼参谋总长,军事全权集于一身,当时又值战争未已,因此在临时政府中居各部之上,举足轻重。章炳麟最后虽未被任为教育总长,但不久(2月初),孙中山函聘他为枢密顾问。
        关于临时政府中的人选,当时许多人,特别是同盟会中的一些元老、骨干,是有些看法的。例如蔡元培就曾致函孙中山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孙中山针对蔡提出的问题,在复信中作了一个简短的回答和解释,表达了他的用人原则。他的复信全文如下:
        孑民先生大鉴:来示敬悉。关于内阁之设备及其组织用人之道,弟意亦如是。惟才能是称,不问其党与省也。但此时则不能不收罗海内名宿,来教所论甚明。然其间尚有当分别论者,康氏(指康有为)至今犹反对民国之旨,前登报之手迹,可见一斑。倘合一炉而冶之,恐不足以服人心,且招天下之反对。至于太炎君等,则不过偶于友谊小嫌,决不能与反对民国者作比例。尊隆之道,在所必讲,弟无世俗睚眦之见也。专此即颂
        道安并复孙文谨覆十二日^[7]
        这封短信,相当清楚地表达了孙中山关于临时政府人选之原则:
        第一,用人唯贤,惟才能是称,不是用人唯亲。
        第二,要联合“海内名宿”,但反对民国者,如康有为之流,不能用之,这是大是大非问题。
        第三,对章炳麟和康有为当分别,章只是“友谊小嫌”,对他不能有“睚眦之见”。
        看来,孙中山的这几条用人原则,还是比较得体的。
        在各部之外,临时政府还设置了若干局(法制、印铸、公报、稽勋、铨叙),如宋教仁是法制局局长,黄复生是印铸局局长。
        此外,总统府内还设有秘书处,先后在这个处任职的有:
        　　秘书长:胡汉民
        　　总务组:李肇甫、熊成章、萧友梅、吴玉章(永珊)、任鸿隽
        　　军事组:李书城、耿伯钊、石瑛、张通典
        　　外交组:马素、张季鸾、邓家彦
        　　民事组:但焘、彭素民、廖炎
        　　电务组:谭熙鸿、李骏、刘鞠可、黄芸苏(另有回国华侨多人参加)
        　　官报组:冯自由、易廷憙
        　　发收组:杨铨^[8]
        从以上临时政府的组成和实际办事人员来看,同盟会在基本上保持了对临时政府的领导权。应该说,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不但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府,而且是一个革命的政府。
        1月11日,各省代表会议又议决以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国旗,请大总统颁布各省。红黄蓝白黑五种颜色,代表汉、满、蒙、回、藏五个民族,即所谓“五族共和”^[9]。
        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标志着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华民国的诞生。这是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不仅结束了二百六十多年的清朝统治,也同时结束了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正如孙中山自己所说:“予三十年如一日之恢复中华、创立民国之志,于斯竟成。”^[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