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会由秘密的革命团体改组为公开的议会政党,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内部争论过程。武昌起义以后,胡汉民等人坚持认为“革命之目的并未达到,让权袁氏,前途尤多危险,党中宜保存从来秘密工作而更推广之,不宜倾重合法的政治竞争而公开一切”^[1]。但多数领导人和重要活动分子则都主张适应新的“共和”形势,改组为公开的议会政党。
        然而,就是这后一种意见,也不无分歧。曾一度以庶务干事代行总理职务的刘揆一,率先于1911年12月10日发表《布告政党请取消从前党会名义书》,提出“自今以后,务皆以提倡共和民国政体,组织中华民国政党为共同统一之宗旨”,凡从前所设立党会,“应请一律取消,化除畛域,共建新猷”^[2]。接着,章炳麟也抛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3]的口号。在他们的影响下,宋教仁、张继、景耀月、陈其美、谭人凤等均持同一态度,声言“将选择同盟会中稳健分子,集为政党,变名更署,与同盟会分离”^[4]。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甚至鼓吹说,只有解散同盟会,才能“救党派分歧之中国”^[5]。但孙中山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自国外回到上海后第五天,即12月30日,便召开由各省旅沪同盟会分会负责人参加的本部临时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同盟会意见书》,严厉批判“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口号,强调同盟会“必先自结合”,完全实现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同时郑重表示:“俟民国成立,全局大定之后,再订期开全体大会,改为最闳大之政党,仍其主义,别草新制,公布天下。”^[6]这表明孙中山虽赞成改组同盟会为公开的议会政党,但不同意取消同盟会名义,也不赞成马上改组。
        孙中山所以不赞成马上改组,据他自己说,一是因为“中华民国成立之初,凡我同志,皆奔走国事,无暇顾及党事”^[7];二是为了避免“一党专制”。他说:“当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时,中国无所谓政党,同盟会席革命成功之势,若及时扩充规模,改组政党,则风靡全国,亦意中事。同人等屡以是劝,而鄙人不为稍动者,知政府之进步,在两党之切磋,一党之专制,与君主之专制,其弊正复相等。”^[8]“自己已执政权,倘又立刻组织同盟会,岂不是全国俱系同盟会,而又复似专制?”^[9]因此,孙中山坚持保存同盟会名义,暂不改组为议会政党,而只是加以适当的整顿。
        孙中山这次整顿同盟会的努力,虽也收到一定的效果,使宋教仁、张继等人放弃了“变名更署”的主张,表示愿继续留在同盟会内,以“保持革命精神”^[10],但却未能使多数同盟会员接受他暂不改组,以求他党“发达”的意图。会后不久,美洲旧金山同盟会员伍平一便拟就《同盟会改组政党计划大纲》,函请孙中山和黄兴、宋教仁等人乘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机,速集各省及海内外支部开全体大会,“宣布改组政党,植势力于议会,为实行三民主义之准备”,并坚决主张:“不让异党标榜相异之政纲,致妨建立宪政之进行。”^[11]陈其美等人则仍然不理睬孙中山维持同盟会名义的主张,擅自将同盟会改组为“共和本党”、“军国党”、“共和党”等等名称的政党^[12]。在此纷乱的趋势下,同盟会本部不得不于1912年1月22日在南京召开大会,讨论同盟会何去何从的问题。黄兴、胡汉民(代表孙中山)以及各省代表均出席。会上,赞成与反对改组两派展开激烈争论。最后,赞成一派“占多数”,通过改组政党的决定,同时修改同盟会誓词为“推翻满清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改选汪精卫为总理^[13]。
        但是,由于孙中山事实上仍不赞成遽尔改为政党,而汪精卫又不肯担任总理职务,所以大会之后,具体的改组事宜,实际上并未进行。到2月底3月初,全国组党形势日益高涨,且对同盟会越来越不利。一方面,立宪派、旧官僚利用组党机会,加紧联合“非同盟党之力,以摧陷同盟党”^[14];另一方面,同盟会内部自行设会组党、各行其是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使同盟会实力大受影响。加上袁世凯已取得临时大总统地位,同盟会也必须采取办法,以确保其行动不致逸出宪政轨道。这时,孙中山、黄兴等人才深感同盟会“有重新团结之必要”,遂“决定大加扩张,以实成民国之一最大政党”,并责成居正等人积极筹备改组大会^[15]。
        3月3日,同盟会在南京再次召开本部全体大会,通过新的“总章”,选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黎元洪^[16]为协理,宣布正式改组为政党。随后又选定汪精卫为总务部主任干事,张继为交际部主任干事。“不数月间,而会员增至十数万人,支部遍于十八行省。”^[17]其中仅广东支部,自4月中开始吸收新会员,“计在支部加盟者约四百人,在广州分会加盟者约八百人,在各分会加盟者约二千人”;且仅指“发证书者而言,其在远处分会加盟,尚未报领证书者,不知凡几”^[18]。这就为日后国会选举的胜利奠定了基础。4月25日,随着北京临时政府建立,同盟会本部由南京迁往北京。
        新的《中国同盟会总章》规定,“以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为宗旨”。它的政纲是:1.完成行政统一,促进地方自治;2.实行种族同化;3.采用国家社会政策;4.普及义务教育;5.主张男女平权;6.励行征兵制度;7.整理财政,厘定税则;8.力谋国际平等;9.注重移民垦殖事业^[19]。对于第一条,它的一个机关刊物发表文章解释说:所谓“完成行政统一”,即是“举凡内务行政、外务行政、财务行政、军务行政、司法行政,大权悉集于中央,各省行政悉受中央行政之制裁,有若心之使臂,臂之使指,庶不致混乱无章,茫无次序,乃足以收政治敏活之实效”;但同时又必须“于行政便宜上,划其行政权之一部分,让与地方之人,办地方之公益”,“以促进地方自治”^[20]。这表明同盟会虽承认袁世凯的统治地位,但仍企图通过“地方自治”来保存与发展革命势力,以防止袁专制独裁,危害民国。至于主张“男女平权”、“力谋国际平等”等条在政治上的先进性与积极意义就更为明显了。前者反映了广大妇女群众要求参政的愿望,后者反映了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革命精神。特别是后者,在当时各政党中是绝无仅有的。
        还要特别指出的是,同盟会改组为政党后,虽未在政纲上写上“平均地权”一条,但并不等于放弃了这一主张。因为,同盟会不仅于“总章”中明确规定了以实行民生主义为宗旨,而且在随后发布的《中国同盟会募集基本金公启》中进一步强调:“吾侪试平心以思,今日所完全办到者,仅第一主义。其第二主义,就精神上观察,不过基础初奠,未底健全。第三主义则尚待集群策群力,研究其如何稳健进行,始可冀不与今日社会现象相舛驰,以获和平之改造。”又说:“于此步履艰难之际,吾会遂不得不联袂攘臂,与当世贤者共厕于政党之林。此固吾会所以求贯彻第二、第三主义之精神所在,又实吾全国同胞所属望者也。”^[21]各支部改组,也都把“实行民生主义”摆到最重要的地位。例如:无锡支部召开成立会,吴稚晖发表演说称:“同盟会系一政党,现在则当实行民生主义,故又可谓之民生进步党。”刘民畏接着说:“吴君‘民生进步党’一语,实表同情。今民族、民权虽达目的,而民生主义方始发轫,愿诸君实行社会政策,以苏民生之困,谋社会之平等。”^[22]所以,黄兴不止一次地指出:同盟会“特别之党纲者,即孙中山先生夙所主持之民生主义”^[23]。其次,据孙中山解释,“平均地权”实包含于民生主义,即“社会革命”之中。他说:“本会从前主义,有平均地权一层。若能将平均地权做到,那么社会革命已成七八分了。”^[24]可见,“实行民生主义”的主要内容就是“平均地权”。有的同盟会员也指出:“同盟会若握政权,则政见可行,平民生计日渐等均,社会不平庶几可免。是即同盟会改组政党时代,与人民之关系者也。”^[25]
        以上事实说明,同盟会改组为政党,不仅适应了当时新的斗争形势的需要,而且坚持了先前所订宗旨和纲领,“同盟会之精神,依然充实”^[26]。它虽如同孙中山所说,确有一些人对“实行民生主义”表现冷淡,认为“种族革命、政治革命皆甚易,唯社会革命最难”,“必须人民有最高程度,才能实行”^[27],但也不能因此就说同盟会改组为政党后放弃了“平均地权”的纲领。
        改组后的同盟会也暴露了不少弱点和局限。其一,为发展党势,它把一大批官僚、政客及投机分子拉入会内,造成了组织上的严重不纯,以致“纯粹的革命党”“多变了官僚派”^[28],一般会员也“由铁血主义一变而为权利主义”^[29],从而大大减弱了它的革命性。其二,它虽推举孙中山、黄兴为总理、协理,但孙中山醉心于“实业救国”,黄兴困于南京留守事务,两人都不注重“党事”。作为“辅佐总理或协理指挥本会一切事务”的总务部主任干事汪精卫,先是力辞不就,继则不顾本部一再挽留,放洋出国。代理主任魏宸组又自感众望难孚,不甚热心。所以,改组后的同盟会始终没有形成一个能率领全党为实现其政纲而进行有效斗争的坚强领导核心。其三,由于缺乏领导核心,会员意见纷歧,步调极不统一。即如孙中山、黄兴倡导的“国民捐”,也未能在党内取得一致意见。宋教仁认为“缓不济急”,不表同意。谭人凤则诋毁为“信口狂谈,无意识已极”^[30]。同盟会议员也多持消极态度。因此,轰动一时的“国民捐”活动,最后不能不以流产而告终。所有这些都说明,同盟会还不是一个“有组织、有纪律、能了解本身之职任与目的之政党”^[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