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协会是张嘉璈等人于1911年10月24日在当时尚未光复的上海发起的。
        张嘉璈(1889—1979),字公权,江苏宝山人,早年就学于上海“广方言馆”,1904年中秀才。不久,在友人帮助下,东渡日本东京庆应大学学习财经。1909年毕业回国后,先在北京任立宪派机关报《国民公报》的路透电讯翻译,后任邮传部《交通官报》总编辑。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即离京至沪,联络杨景斌等三十二人发起国民协会,“以谋中华民国之统一,促进共和国体之完成”^[1]。接着,扬州、杭州、南京、苏州、宁波等地相继成立支部。1912年1月21日,国民协会在上海江苏教育总会举行第一次全体大会,选举张嘉璈与温宗尧等二十二人为干事,唐文治为名誉会长,温宗尧为干事总长,正式组成上海本部。不久,温宗尧以“力所不胜”^[2],宣布辞职,国民协会改举唐绍仪为总理,杨士琦、袁树勋为协理(后唐因任内阁总理,改称名誉总理),但实际负责人仍是张嘉璈。
        国民协会的基本骨干是追随立宪派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的还是前清咨议局议员。其政纲是:1.统一国权;2.培养元气;3.发达民力。所谓“统一国权”,主要指“消融意见,合群策群力,以图统一南北”^[3]。为此,在当时全国“万众一心,人人争欲得共和”的形势下^[4],它赞成以民主共和制统一南北,反对袁世凯提出的“虚君立宪制”。1911年12月下旬,它一面致电袁说:“满洲君主,万无存理”,“清帝逊位,为目前第一要义”^[5];一面联合其他政团通告人民:“今共和之成否,全在人民一鼓作气,坚持到底……愿同胞毅力图之。”^[6]与此同时,它还积极联络各省人士,赞助南方成立临时政府。其名誉会长唐文治一再呼吁:“今北方行政操于一人,军队调遣,听其所使,有臂指之效;而南方则军府林立,虽群策群力,无阂隔之弊,然函电筹商,动稽时日。而军事规划,尤宜统筹全局,布置分配,必皆有成谋预计,依次进行,庶足达期望而成大功。即其他各种行政,亦必有统一之办法,使行者励战术上之策略,居者展政治上之经猷。此组织临时政府所不可一日或缓者也。”^[7]所谓“培养元气”,就是“免战祸,固财产”^[8]。因此,它“对于国体问题,坚持和平解决之说”;对于共和新政府主张采法国责任内阁制,反对美国总统制,以免一旦政府不为人民信任,重新爆发“革命”^[9]。所谓“发达民力”,就是“确立地方自治,使国民为政治上练习,因以养成其政治上良习惯”,以避免“暴民专制之祸”^[10]。由此可见,国民协会所代表的还是上层资产阶级的利益,和立宪派并无重大差别。
        共和建设讨论会是孙洪伊、汤化龙等人于1912年2月在上海发起的。当时,南北议和告成,清帝宣布退位,他们认为“今后之民党,果挟有大党以盾其后,政府将俯就之不暇”^[11]。于是便以讨论民国建设问题为名,发起共和建设讨论会,“以为改组政党之备”^[12]。
        经两个多月的广泛联络,征得会员三百人,计划刊行的会报也筹备就绪。孙洪伊等随即于4月13日在上海举行成立大会,公推汤化龙为主任干事,正式组成共和建设讨论会本部。随后“省会成立者闽、鲁、湘、赣、蜀、滇、秦、晋八省(鄂不日成立),以外各省各州邑成立约二十处,会员殆逾万人”^[13]。
        相对而言,共和建设讨论会是当时各政团发起成立较晚的一个,因此其成员多为他党跨党分子。该会要员吴贯因说:“所谓讨论会员者,多挂名他党籍。”^[14]而考其组织构成,则以立宪党人、旧官僚为主。上海本部“多旧议局议长”和旧官界中所谓“矫矫”者^[15],各省交通处也大多系“中流以上人物”,且往往由现任都督之类的“大力之人出任发起”^[16]。至其活动经费,除部分会员(主要是华侨会员)捐款外,更大部来自官僚、军阀之手,据孙洪伊说,其中一半是湖北都督黎元洪给的。
        共和建设讨论会与梁启超关系相当密切。它发起后的头一件事就是介绍梁启超入会,奉他为实际党魁,并暂停已有成议的“各团合并事”,倾力运动副总统黎元洪、国务院铨叙局长张国淦、云南都督蔡锷、蒙古王公那彦图等,力促袁世凯召梁速归。而梁也明确表示同意入会,并事实上负起了指导责任。当时的同盟会机关报北京《民主报》曾载文说:共和建设讨论会实由梁启超暗中主持,其“两次所发商榷书,即出梁启超之手”^[17]。不过,由于革命党人“反对之气焰犹昔”^[18],共和建设讨论会尚不敢公开打出梁的旗号,甚至婉言拒绝了他提出在该会会报上刊发文稿直署其名的要求^[19]。它奉梁为党魁的主要目的,是在利用他的地位和影响,为该党提供政见,指导舆论,招徕会员,扩大党势。
        然而事实证明,梁启超同样未能改变共和建设讨论会无力竞取政权的地位。因此,它只好标榜“不入政界,专以指导国民为务”^[20],而不公开发布任何政纲,仅在内部宣布:“吾辈所抱铸党主义,不外乎稳健进步主义。以此主义协谋国是,则吾国种种建设,对外必取乎和平政策,对内必取乎实利政策”^[21],并通过发布《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一文,系统而具体地阐述了它的总纲领和总政策。
        共和建设讨论会在这篇长文中首先提出它的总目标是建设一个具备以下四条标准的“世界国家”:1.其人民皆以国家为本位,努力从事“完全国家”的建设。所谓“完全国家”,就是分子调合、结合致密、持久不涣之国。这就必须消灭个人主义、地方感情、无秩序之自由、无系统之平等、无意识之排外、无计划之改革等等障碍。2.其国土统一,政权集中,绝不“效颦美国,剖之为若干独立小邦,使各自为政”。^[22]3.“以平和为职志”,绝不“自为破坏平和之导火线”。4.在生计界能占优胜。这篇文章表明共和建设讨论会希望中国成为一个巩固、统一、和平与在生计界占优胜的资本主义国家。
        为实现这一目标,它认为关键是实行“保育政策”,也就是国家干涉政策,幻想通过现行国家政权来发展资本主义。为此,它提出关键在于建设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要在宪法上规定:1.不可效法美制,限制中央集权;2.不可各省自选都督,以免“寡人专制”和唐代方镇之祸再现;3.不可把地方分权与中央集权对立起来,“两极端同时骈行,不相妨也,适相济也”;4.不可效颦美国立法、行政绝对分离之法,以免政治责任无所归和政府与国会外则各不相谋,内则私相交涉的恶果;5.更不可像现行制度那样,内阁总理须由立法部选举,阁员须经立法部一一承认,“专务以立法部掣肘行政部,干涉其用人权”。总之,“人民之对于政府也,宜委任之,不宜掣肘之;宜责成之,不宜猜忌之。必号令能行于全国,然后可责以统筹大局;必政策能自由选择,然后可以评其得失焉;必用人有全权,内部组织成一系统,然后可以观后效也”。这是为它在政治上拥袁制造的理论根据。
        最后,共和建设讨论会还提出建设强有力政府的可靠保证,不是美制“不党内阁”,而是英制“政党内阁”。因为不党内阁阁员系总统私人工具,总统“虽横恣污黩,民莫如何”,“欲易政府,势必出于革命”,且每届改选总统,国内必骚乱无已。而政党内阁则不但无此弊端,且“阁(内阁)会(国会)一体”,内阁权力虽大,却不至利用其“国会多数之后援,以恣行秕政”,因而有两方面相反相成,两种“福国利民”政策交替为国所用等优点。它提出现时应从三方面为实行政党内阁预作准备。首先是确立以下政治原则:1.内阁必由政见相同之人组织;2.政府所提议案不能通过于国会、国会弹劾政府以及为不信任投票时,即或解散国会,或政府辞职,二者必居其一;3.严格选举制度,以防“少数桀夫壬人私相授受,变为寡人专制政治”;4.须禁用武力,保证议员发表意见、审择表决的自由权利。其次是厘正政党观念:1.排除“官僚势力之集合”和秘密结社这两种伪政党;2.勿为己党垄断政权,而以卑劣手段妨害他党行动;3.防止小党分裂。第三是通过灌输政治常识、增强政治责任心等方法,提高全体国民的共和程度。这说明它最终还是要竞取政权的,所谓“不入政界”,不过是入不了政界时所唱的一种高调而已。
        国民协会和共和建设讨论会在政治上同属拥袁反孙派。这种政治上的一致性是它们决定于同盟会、共和党之外独立发起一党的基本条件。1912年10月27日,它们联合靳云鹏的共和统一会、广东的国民新政社、浙江的共和促进会等六政团,正式成立了以汤化龙为干事长,孙洪伊、向瑞琨、梅光远等三十人为常务员的民主党,以普及政治教育、拥护法律自由、建设强固政府、综核行政改革、调和社会利益为政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