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直接控制的直隶、河南和山东,则呈现另一番景象。
        直隶等三省,是袁世凯北洋集团的发迹地。武昌起义后,这三省也出现过“炸弹横飞,前仆后继,势不可遏”的革命形势。但由于袁世凯的残酷镇压,斗争大都失败了,旧的统治秩序本没有什么改变。袁世凯上台后,为了巩固他的统治地位,对这些省的控制又有了进一步的加强。
        首先,袁世凯不顾南京临时政府和三省人民的反对,强行安排自己的亲信、死党为各省都督。还在他被举为临时大总统不久,南京临时参议院就通过了一个“接收北方各省统治权办法案”,规定东三省、直隶、河南、山东、甘肃和新疆等未独立各省,须将原有督抚撤除,另由各该省临时议会公举都督^[1]。但袁世凯认为这样势必动摇他对北方的控制,拒绝实行。他先令上述各省督抚改称都督,“职权仍旧”^[2],然后宣布“南方都督为革命时代所推戴,北方都督乃从前督抚之改称,“沿革不同”,军民“心理亦不同”,故都督民选问题“非军政民政分析之后,无从解决”^[3]。他并抢先造成既成事实,于1912年3月15日任其亲信张锡銮署理直隶都督(1912年9月8日改任冯国璋为都督),23日改任张镇芳署理河南都督,28日任周自齐为山东都督(到任前由余树达署理)。当南京临时参议院要求新任内阁总理唐绍仪同意撤换直隶、河南、山东三省都督时,袁世凯竟蛮横表示:“三省都督,业由本总统委定,决无更改之理。”^[4]
        袁的倒行逆施,引起三省人民的强烈不满。以河南为例:张镇芳督豫命令一下,全省“舆论哗然”,各团体纷纷上书,表示“死不承认”。省咨议局并致电袁世凯拒绝张镇芳到豫,同时提出举同盟会员曾昭文为河南都督,河南旅宁将校团也发电响应,要求推曾督豫。因此,张镇芳抵豫后,终日如坐针毡,不敢出门一步^[5]。但袁世凯毫不让步,他密电张镇芳说,河南旅宁将校团推曾督豫,出于黄兴“私意”,断不能接受^[6]。
        在袁世凯支持下,张锡銮、周自齐、张镇芳等为“增涨北方势力”,首先牢牢控制各级地方官吏的任用大权。张镇芳走马到省,一次即保荐三十余人,请袁“破格录用”,致使省府各官“非前清之翰林,即前清之主事”,府一级知事“非前清之进士,即前清之中书”^[7],成了清一色的“官僚派”。周自齐向袁保证:“到任后,一切要政,万不敢自作主张,惟有事事禀命大总统而后行。”^[8]张锡銮、冯国璋上任后,也再三宣称“维持现状”,将都督府和各级地方政权完全置于袁世凯北洋集团控制之下。其次,对待省临时议会,也完全按袁世凯意旨行事。冯国璋独断专行,凡事拒不提交省议会讨论。直隶省临时议会要求他:1.都督府各官一律更换;2.任用司道须得省议会同意;3.各州县知事考试录用;4.财政由省议会举人掌理^[9]。但他在袁世凯怂恿下^[10],除第三条曾口头敷衍一时外,其他各条表示概不接受。张镇芳更“视省议会若仇敌”^[11]。河南省临时议会制定《临时省议会法》,规定有议决本省官制、官俸、官规和承诺及否拒本省行政主管官任用的权力,他借口与《临时约法》相抵触,坚不承认^[12]。甚至于北京临时参议院议决“河南省会于中央省制未颁行时,有暂行议决本省官制之权”^[13],他仍横加阻拦,破坏实行。
        袁世凯对直隶等三省加强控制的另一措施,是在“保持公安”的名义下,残酷镇压革命力量及一切进步势力。
        首先是强行改编和遣散革命武装。当时,河南、山东都还保留有革命党人的军队。河南仅王天纵、刘凤同、马云卿领导的南阳民军,就有六七千人,马四五百匹,炮十二尊^[14]。另有旅沪豫人组织的“威武军”,驻军信阳。对于南阳民军,袁世凯先是企图强令他们退出豫境^[15]。王天纵等通电反对后,他随即加委李纯督办豫南剿抚事宜(不久改任豫南总司令官),相机“收抚”,同时密电张镇芳,“收抚”必须“不令多留”^[16]。李根据袁世凯旨意,提出改编刘凤同所部为陆军两营、炮队一队,王天纵、马云卿所部各为巡防两营(内有马队一营),其余一概缴械遣散。袁当即电准照办,并表示“豫饷不敷,可暂由京协济”^[17]。对于威武军,袁世凯同样采取“剿抚并用”策略。6月初,威武军因国民捐问题发生内讧,要求撤换司令,率众回沪。袁世凯密令张镇芳会同李纯乘机“将该军勒令缴械,就地遣散”,不可令其“成师回沪”,并说:“如虑滋事,可酌拨兵队震慑。”^[18]李纯也认为“趁此除根,方足弭其后患”,并提出三种遣散办法,即“以威严整饬……令留械潜逃,是为无形遣散;以大势开导,给饷一月,并予凭照,是为名誉退伍;末以审察人数,实行强迫收械遣散”^[19]。曾在辛亥革命中威震一方的南阳民军和威武军,就这样在袁世凯软硬兼施之下,被相继取消了。以后,王天纵、马云卿应袁电召先后入京,王最后终被袁世凯收买。威武军司令官张鹗翎、主令参谋陈星枢则被袁以“折变公债票”罪名,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六年,各褫夺公权十五年。后因李书城等四十七人联名上呈抗辩,才又下令“特赦”。山东民军重要组织人连成基的命运更惨,他于军队改编后奉令入京,刚抵天津,就被陆建章派人杀害于码头。
        其次是残酷镇压革命党人的反抗。当时,直隶等三省的不少革命党人为维护共和,反对专制,仍继续坚持斗争。仅河南开封就有“共和中立死士团”、“监察共和团”和“铁血团”等革命团体。他们或以“流血”相号召,或以“暗杀”为宗旨^[20],决心将不惜生命对付那些“假意共和者”^[21]。对于革命党人,袁世凯一开始就确定了“重治”的方针。他以总统府军事处名义密电直隶等三省都督及各统领,“于军队驻扎之所,专设收信处,派亲信员弁专司检查”;如发现革命党人联络函件,“即行扣留,密访下落,以清奸宄”^[22]。于是,天津“铁血监督团”首当其冲,惨遭北洋集团剿杀。该团是1912年2月由曾广为、方正、马伯援、凌钺等人,为防止袁世凯效法拿破仑称帝而组织的,宣称“以铁血监督政府,排去国民公敌,促进完全共和政体为宗旨”^[23],在直隶、河南各地广泛开展活动。铁血监督团出现于北洋腹地,袁世凯当然不能容忍。6月,赵秉钧便以谋刺袁世凯罪名,拘捕曾广为兄弟四人,并判处曾广为监禁二年,其弟曾广伟等各一年,武装押解河南光山原籍,但行至信阳,即被李纯借“土匪”之手杀害了,该团随即也被取缔。山东周自齐主要采取软化手段,对付革命党人。他令登州(今属蓬莱市)、黄县所有“有功人员”,到济南都督府稽勋局登记,“论功行赏,从优议叙”;甚至假惺惺委任同盟会主要负责人徐镜心为济东泰武临首道,但其真实目的不过是以官禄为钓饵,实行分化瓦解而已。徐镜心等人虽然进行了抵制,但山东革命势力终究为周所肢解,从而使袁世凯达到了完全控制山东的目的。
        再次就是摧残舆论,禁止人民“私自结社、集会、演说”^[24]。张镇芳逮捕开封《自由报》总编辑贾英,毫不掩饰地宣称他“不懂得什么法律,宁拚着都督不作”^[25]。直隶巡警道杨以德在天津肆意殴辱、拘捕新闻记者。他手下一个稽查员是这样说的:“尔等开报馆者……均属目无长官,要造反,再要不改,吾们杨大人(指杨以德)有的是势力银钱,不难将尔等按土匪炮制。”^[26]仅此二例,便足以看出北洋集团摧残舆论到了何等暴虐的地步。
        总之,直隶、河南、山东三省较之辛亥革命前并没有多少变化,所不同的是北洋势力急剧膨胀,控制进一步加强。1912年5月10日,开封《大中民报》曾刊载一组题为《哀河南》的诗,其中一首写道:“堂堂贵戚^[27]莅中州,亡国余威使人愁。大陆依然崇专制,共和若付水东流!”这首诗所描绘的,不只是河南一省的情况,其实也是直隶和山东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