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体说来,革命党中稳健派的观点,比较典型地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情绪。《民立报》上曾载文说:“前次大革命之后,元气凋丧,民力疲极,并力恢复,犹虞不及,庸能再受莫大之损失乎?且社会心理,莫不翘首企踵以渴望太平之隆盛,一闻变起,心惊胆裂,寝食为之不宁,较诸前次革命时,闻兵变而色然以喜者,盖大相悬绝者矣。夫人民之厌乱既如此,则尚有谁敢为戎首,轻心发难乎?发难之后,谁肯附从之乎?此我国之无二次革命之余地可知。”^[1]所以,他们只有把希望寄托在法律解决上。而当武力倒袁的主张受挫,法律倒袁的希望也十分渺茫,袁世凯气势汹汹地进逼的时候,一部分人主张调和、呼吁和平的声浪又高涨起来。因此,5月的政治形势错综复杂,人心起伏跌宕。
        首先起来担任调停的是老革命党人谭人凤,他在上海和王芝祥一起,在中间派人士中奔走,联络一些在前清与袁世凯齐名而又反对袁世凯的督抚,如岑春煊、李经羲等人,出面主持公道。5月4日,由岑春煊领衔发表致袁世凯及各界通电,这通由谭人凤起草的电报,一方面要求将洪述祖引渡归案,赵秉钧出庭受质,大借款交国会研究,另一方面呼吁和平解决。一贯以调人自居,正在积极助袁备战的黎元洪,也于5月9日致电黄兴和湘、粤、皖、赣四督,竭力为袁世凯担保说:“项城为识时之英雄,决不逆潮流而犯名义。”他敦劝黄兴与四督:“我辈惟有各守秩序,静候法庭、议院之解决,以免举国纷扰。如其尚有疑猜之黑幕,不难联合各都督全力担保,永守共和之责任。”并以长者的口吻告诫他们说:“此事和平办理,则国基巩固,国用充盈,威信远行,友邦公认,诸公手造民国,永垂无上荣誉。否则,内部崩裂,强敌剖分,民国不存,诸公前此勋名,亦将安在?”^[2]他用保守既得利益的思想,来侵蚀革命党人的战斗意志。
        于是,对决战缺乏信心的黄兴于5月13日向黎元洪表示:“兴对于宋案,纯主法律解决,借债要求交国会通过,始终如一,实与吾公所见相符,文电具在,可以复按。”^[3]柏文蔚、胡汉民也先后派人入京疏通。仅李烈钧未肯屈服,但也不能不表示听从法庭和国会的解决。革命党人在袁世凯的军事压力和中间派系的劝诱之下,就这样走上了幻想调和的道路,以求保存实力。
        但是,袁世凯丝毫没有放松对革命党人的压力。5月13日,由变节的国民党籍陕西都督张凤翙、山西都督阎锡山领衔,与袁系都督冯国璋(直)、张锡銮(奉)、周自齐(鲁)、张镇芳(豫)及甘肃护理都督张炳华联名发表通电,点名攻击“黄兴、李烈钧、胡汉民等不惜名誉,不爱国家,谗说朋兴,甘为戎首”,并咄咄逼人地威胁说:“倘有不逞之徒,敢以谣言发难端,以奸谋破大局者,则当戮力同心,布告天下,愿与国民共弃之。”^[4]15日,袁世凯悍然取消黄兴陆军上将的资格,且企图罢免反袁最坚决的赣督李烈钧。
        江苏都督程德全担心爆发战争,急电呼吁和平,要求各方停止纷争,并向双方自作保人说:“政府固无谋叛之心,民党亦无造反之意,二者若有其一,德全愿受斧锧,以谢天下。”^[5]浙督朱瑞也起来伪充调人,他致电黎元洪及苏、滇、川、闽诸督,请黎元洪联合各省,“一方电请大总统励行职权,确立威信,一方致电皖、赣、粤、湘四省,晓以大义,共遵轨道”^[6]。朱瑞捧袁的做法太露骨,不像调人。程德全等不赞成,迟至6月10日才由浙、滇、川三督联名发表。
        鉴于袁世凯的严重压力,谭人凤为避免革命势力遭到摧残,加紧了调停活动。在他的策动下,沪上调人,分成二路,一路赴鄂争取黎元洪,由岑春煊、李经羲、章士钊三人前往,一路应袁世凯三次电邀,由谭人凤、王芝祥二人入京与袁晤谈。
        5月17日,岑春煊等自沪启程,前往武昌。他们在调停的名义下对黎暗中进行了策反活动。当他们到达时,章炳麟已经先期至鄂。章于1912年底曾被袁任命为东三省筹边使,宋教仁被刺,使他认清了袁世凯的真面目,不久就弃官南下,重新与孙中山、黄兴合作反袁。这时,他从上海来到武昌,策动他所最推重的黎元洪出来竞选总统。适黎召北军南下,章与湖北诸将一起劝黎不要引狼入室,但黎不听,第一师师长黎本唐因此辞职,后由石星川继任。当时,岑、李、两章四人轮番劝黎“毋辞大选”^[7]。两章言词恳切,“处处劝黎公以国家人民为重,慎勿惑于袁氏之才略能定大局之言,并谓非公出任总统,则南北分裂,兵连祸结无已”^[8]。他们对这个徒拥虚名的黎元洪竟寄予莫大的希望。然而,黎在宋教仁死后,“惧及己,益懔懔”^[9],他抱定“非袁则乱”^[10]的信念,不听任何劝说。而且,他还把来客的说辞报告给袁世凯,并示意来客“隔墙有耳”,敦促他们尽快离鄂。至此,革命党人策动黎元洪反袁的计划,就完全失败了。
        18日,谭人凤、王芝祥自沪进京,但同样毫无所获。袁世凯态度十分强硬,对王芝祥说:“并非南北有意见,乃地方不服中央,中央当然惩治,无调停之可言。”^[11]谭人凤见袁时,袁更“痛诋克强种种违法行为,切齿咬牙,大有欲得而甘心之意”^[12]。袁用一派官话来对付谭人凤,他说:“人谓我违法,我丝毫不违法。宋案候法庭裁决,借款听国会解决。国会议决要如何便如何,我何违法之有?宋案证据有黄克强盖印,黄克强既非行政官,又非司法官,何能盖印,即此已违法,尚责我乎?”^[13]谭委婉地向袁陈述了“南北宜融和,不宜决裂”的意见,袁就把北军南下的责任往黎元洪身上一推说:“兵为黎宋卿所请求,中央并无用武之意。”^[14]谭见话不投机,即离京往鄂。临行前,向袁辞行,“仍以撤兵、毋易赣督为请”。袁世凯稍稍改变了态度,和颜悦色地说:“赣督去留,我亦尚无成见。但须劝彼等以国家为前提,勿蓄意谋乱方好。”^[15]谭抱着一线和平的希望到武昌去见黎元洪,黎告诉他:“赣省大小军官与各机关人员,多已来鄂接洽,李烈钧已成独夫矣!”^[16]他们早已准备对赣动手了。
        当时,袁世凯已经做好了军事和政治准备,不愿再同革命党人讲什么调和。5月21日,他对梁士诒、段芝贵、曾彝进等说:“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若彼等能力能代我,我亦未尝不愿,然今日诚未敢多让。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其语词狂妄蛮横,不留余地,前所未有。秘书长梁士诒觉得话说得太绝,嘱曾彝进“以个人资格往告国民党人”。袁不以为然,对曾说:“就说是袁慰亭说的,我当负责任。”^[17]
        袁世凯的首要目标是江西,北洋第六师于5月中旬部署在兴国、蕲春、田家镇一线,前锋进驻武穴,并拟进占小池口战略要地,与江西码头驻军隔江对峙,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动武。袁世凯又通过黎元洪向李烈钧施加压力,谋求通过政治手段迫李下野。黎屡次托人要李“洁身引退,举贤自代”^[18],李烈钧断然表示拒绝。黎又密电驻守九江的欧阳武,请其退军撤防,并暗示可荐欧阳代李出任赣督。时赣军将领在袁世凯派人策反下纷纷动摇,第二师师长刘世钧,江西沿江炮台上三台总台官陈廷训先后向袁系私通款曲,袁世凯又通过赣籍议员买通众议员欧阳成,由欧阳成向其弟欧阳武策反。欧阳武遂密电李烈钧要求和平解决,撤退前沿防兵。李烈钧在内外压力下,鉴于革命党人士气消沉,不得不表示退让,于6月3日电告黎元洪:“现已将炮营调离码头,该处步队并令陆续调配。”^[19]黎也令北军自武穴前沿撤至田家镇,形势稍有和缓。同时,李烈钧也派彭程万赴鄂陈述政见,黎元洪向李提出了调和的最后方案:“(一)请公声明服从中央;(二)欢迎赵民政长实行军民分治;(三)九江镇守使由中央简员接任。”^[20]并且限十天内答复。这种要李烈钧改变政治态度并卡住李的咽喉的调和办法,李烈钧当然不能接受,他不待十天,就由省议会出面,拒绝了黎元洪的最后通牒。于是,时局到了转折的关头。
        正当江西局势紧张之时,上海发生了进攻制造局事件。这次事件是由参加辛亥革命的一些会党领袖发动的,其中有江苏都督府顾问、共进会副会长、铁血监视团发起人张尧卿,广东绿林改进团领袖柳人环,上海工党成员、铁血监视团成员韩恢等人,他们又去联络上海籍的工党领袖徐企文,利用徐熟悉上海情形的有利条件,出头组织。在策动起事的过程中,他们以黄兴、陈其美的名义来组织队伍,联络的对象主要是退伍军人、无业游民和驻守上海制造局的下级官兵。对于他们的某些活动,早在5月初就有人向袁世凯报告,并由袁转告江苏都督程德全,5月22日,袁又电嘱程拿办张尧卿。23日,黄兴、陈其美得悉张、柳等以他们的名义策动起事后,一方面阻止制造局军官参与其事,一方面派黄郛赴宁直接向程德全报告,并知会制造局督理陈榥戒备。黄兴、陈其美为了与袁世凯调和,轻率地抛弃了这批可以利用的激烈分子。
        程德全、陈榥等得到情报后,作了周密的布置,并派间谍打入起事者内部进行侦察。5月28日晚,陈其美得悉张尧卿等准备动手的消息后,即用电话通知陈榥。5月29日凌晨1时,徐企文率领一百多人,打着“中华民国国民军”的旗帜进攻制造局,当即遭到有准备的阻击,徐企文被诱捕,起事者一哄而散。
        徐企文起事失败后,陈其美于5月31日偕《民强报》记者赴制造局,他在谈话中暗示,此次事变系北京当局勾结匪徒破坏,以便派兵来沪。他想用这种笨拙的办法来阻止北军南下。袁世凯当然不会就此罢手,他一方面向程德全施加压力,要程同意由中央调兵入卫制造局,一方面将徐企文押赴北京审讯,企图指实为黄兴、陈其美发动。但徐企文倒是很有骨气,他始终没有捏词诬栽,借此报复,后于1913年9月8日被处死刑。
        柳人环于进攻制造局之役失败后,带了十多人跑到江西,企图依傍反袁最坚决的李烈钧。6月3日,柳抵达南昌,径至都督府求见,但遭到李的断然拒绝。李致电程德全,询问是否予以拘捕。程复电说:“张光曦(尧卿)、柳人环假克强名在外招摇,克强迭有函电来请拿办。近来臆度造谣者多,必将张、柳拿获,以表白克强之心迹,以见执事之力维大局。”^[21]5日,李竟派军警逮捕柳人环、文仲达、卢汉生等十三人(除上述三人外,其余不久释放),并拟解赴江苏交程德全审理。时任李秘书职的何海鸣向李烈钧力争,要求释放,但李不听。何见自相残杀,十分伤心,被迫离赣赴沪。后来,李下野后,柳人环被解赴北京,与徐企文同日处死。
        黄兴、陈其美、李烈钧等人,所以要牺牲这批激烈派分子,无非是想缓和袁世凯的压力,以便保存革命党人的地盘和实力。然而,革命党人保存实力的想法即使暂时能够实现,也无非是把急剧的阵痛变成慢性的折磨罢了,他们又有什么办法抵抗袁世凯的政治瓦解手段呢,他们一度寄予希望的通过法庭和国会来倒袁的斗争,在南北调和声中,已经陷入了奄奄一息的地步。
        宋案的法律解决,由于组织特别法庭的斗争失败,只得按常规的法律程序,仍归县一级的小小的上海地方审、检厅办理。由于上海厅的级别低,袁世凯方面就可以在法律程序上设置种种障碍。5月5日,上海地方检察厅长陈英开始预审应桂馨和嫌疑犯朱荫榛。6日,上海地检厅秉公执法,居然按司法程序向北京地检厅发出传票,请京厅传解宋案嫌疑犯赵秉钧、程经世(内务部秘书)到沪候质。同时,沪检厅鉴于洪述祖迟迟不能引渡,不得不推迟将宋案移交审判厅开审,遂要求外交部向青岛德国当局交涉,从速将洪引渡归案。然而,这个洪述祖在德国当局的庇护下,5月3日还从青岛发出通电,为自己和北京政府开脱罪责。他声称:“述祖宗旨,不过欲暴宋劣迹,毁宋名誉,使国民共弃之,以破其党派专制之鬼蜮而已。……不得不假托中央名义,以期达此目的。”^[22]与此同时,京检厅在沪检厅的催促下也居然向赵秉钧、程经世发出传票。但赵秉钧根本无视司法独立的尊严,他在致京检厅的复函中,除继续一口抵赖自己的罪责外,公然拒绝到案对质。他声明:“现在秉钧旧疾复发,曾在北京法国医院调治,当有诊断书可证,已于4月30日呈明总统请假十五日在案,自未便赴沪。”^[23]就是那个小小的程经世,也因背后有靠山而拒绝出庭。据说,袁世凯曾叫人转告赵:“智庵(赵秉钧)放心住医院就是了。”^[24]
        由于宋案要犯迟迟不能到庭,宋案的审判一拖再拖。5月30日,上海厅不得不在宋案要犯缺席的情况下开庭审判。但开庭后,原告代诉人高溯、金泯澜律师因宋案要犯赵、程、洪尚未到案,请求缓期开庭公判,他们强烈要求上海厅发出提票,强行拘传赵、程、洪到案。而被告律师杨景斌也反对开庭审判,他宣称,现任本庭法官未奉大总统、司法总长任命,不符合《临时约法》的规定,没有开庭的资格。由于原告、被告双方律师抗告,上海地审厅未经审案,即不得不宣布退庭。
        在此期间,与汪精卫一起谋刺过前清摄政王的革命党人黄复生、参议员谢持、宋教仁秘书周予觉携带炸药和黄兴给的三千元由沪赴京,企图暗杀袁世凯。但周予觉在袁世凯侦探的追踪下叛变自首,由他的妹妹周予儆出面,编造伪供,谎称黄兴组织“血光团”,令其携款四万元赴京实行暗杀。北京当局对所谓“血光团”暗杀案作了大肆渲染,作为对宋案的抵制措施。谢持也于5月17日在北京住处被捕。但谢为议员,搜检他的住宅又未获证据,经国会抗议,不得不予以释放,谢随即逃离北京。袁世凯当然不会就此罢手,5月29日,他下令改组北京地方审、检两厅,加强了对司法机关的控制。新组建的京检厅当即向上海发出传票,传居住租界的黄兴到案对质。黄兴于6月11日毅然赴租界会审公廨,表示愿意赴京对质,只因京厅证据不足,租界当局才未令黄兴到案。
        黄兴的做法,当然无助于宋案的法律解决。宋案早已陷入了“公判不成,律师抗告,法庭冰搁,政府抵制,不但事实不进行,连新闻都没有”^[25]的冷落局面,所谓法律解决,完全成了空谈。
        至于国民党在国会内的斗争,由于袁世凯的分化收买政策和进步党的抵制,同样没有任何成效。后来,邹鲁回顾这一段国会斗争的经验教训时说:“我向来抱着法律万能的观念,所以对于宋案,主张由司法解决,对于大借款案,主张由国会解决。到了现在,事实与理想完全相反,才晓得法律还没有到有效的地步。”^[26]
        正当革命党人士气消沉,宋案法庭无能为力,国会瘫痪,谭人凤调和失败之时,汪精卫、蔡元培于6月2日从欧洲回到上海,并立即和赵凤昌取得联系,准备通过张謇去与袁世凯谈判,为南北调和进行最后的努力。6月5日,赵凤昌在致陈陶遗的电报中说:“经武(胡瑛)来商,精卫与切要处(似指孙中山、黄兴)研究大局,已一致和平,对于前途,亦力趋稳定。惟望中央勿遽信伪谣,勿骤有更动,俾汪更易进行。”^[27]汪、蔡与张、赵拟定的调停的基本条件是:国民党方面,顾全大局,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宋案让赵秉钧出庭对质的主张自然消灭,罪名到洪述祖为止,同时“孙、黄自行声明”,“对于正式选举及其他要政为正当之宣告”^[28];袁世凯方面,除请袁“诰诫各省都督不得轻于发言,军人不得干预政治,且为四都督解释反抗中央之谣传,并申明不于临时期内有所撤换”^[29]外,并请袁制止渲染嫁祸国民党的徐企文案,停止票传黄兴;等等。这些条件对袁世凯非常有利。
        磋商正在进行之际,汪精卫因等待回音,在沪无所事事,遂于6月10日赴粤,“谋党见之一致”^[30],由蔡、胡继续与赵凤昌保持联系。而前一天,即6月9日,袁世凯已下令罢免江西都督李烈钧,形势为之一变。不过,谈判继续进行,张謇于12日将调停条件电告袁世凯。14日,袁世凯又免去胡汉民的广东都督职务。16日,袁复电张謇,就调停问题表示意见说:“调人络绎,名曰维持,而暴烈进行,仍不住手。无非甘心鄙人,破坏民国,即不为一身计,宁不为一国计?为公为私,退无余地,惟有行吾心之所安而已。傥伟人果肯真心息兵,我又何求不得;如佯谋下台,实则猛进,人非至愚,谁肯受此?”^[31]袁世凯并没有放弃政治瓦解革命党人的手段,不过他对调停显然表示疑虑。经赵凤昌与蔡元培、胡瑛两次会谈,蔡、胡表示:“此间仍宗前议,不以赣、粤改辙,孙黄必当表示,以安定人心,惟待汪回沪商定表示之法耳。”^[32]但实际上,孙中山在袁罢免赣督后,正积极运动起兵。这时他因女儿病危,已由沪赴澳、港,不在上海与议,而汪精卫也滞留广东不回。前述条件实际上不为革命党人所接受,调和早已到了尽头。赣、粤两督的罢免,也破坏了调和的最后一点基础,战争的风云即将来临。汪、蔡的调和活动,倒是起了一点掩护革命发动的作用,所以战争爆发后,张謇写信给赵凤昌,愤愤地说:“吾两人为人利用,信用失矣!”^[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