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江西着手准备起义的时候,南方各省革命党人也在纷纷准备响应。
        江苏是革命党人核心力量所在地区,上海为其指挥中枢所在地。但是,由于南下袁军的牵制和内部不统一,对于究竟先在南京还是上海发难的问题,革命党人还一度踌躇难定。南京第八师高级将领还缺乏革命的决心,南京其他革命党将领章梓、洪承点、冷遹认为“苏省军队的命脉,完全在上海高昌庙的制造局,所有枪炮子弹的补充都在局中,现在袁氏已先发制人,派臧致平率兵一团南下,驻扎在局,如果上海确实没有办法,苏省军队实在危险。”他们要赵正平回沪复命,请黄兴、陈其美先行宣布上海独立,然后“南京即行通电响应”^[1]。陈其美原以为“以海陆两军驱逐制造局北军,其事易易”^[2],但事实上海军已经变卦,不再支持革命。他先责成黄郛运动其驻制造局的旧部六十一团发动,但该团一营已被调往龙华,全团被北军分割监视,不敢先发;继又企图调宁波顾乃斌旅来沪发动,但因尚未宣布独立,师出无名,顾旅不便行动。而袁世凯也已获得情报,命令海军予以拦截。陈其美智穷力竭,只好再请南京首先发动。
        当时,孙中山正不顾一切地运动起兵。朱卓文受命在南京“运动第八师的几个营、连长,叫他们杀了师长、旅长后宣布独立”^[3]。这些中下级军官,情绪激昂,跃跃欲试,他们表示:“我们不能等高级官长了,只有先动了。”^[4]7月13日,八师旅长王孝缜、黄恺元获悉上述情况后,惊慌失措,仓卒赴沪向黄兴报告了军队内的危机。他们在下层的压力下,不得不放弃保存实力的打算,表示愿意起兵讨袁。不过,王、黄两人提出了条件:请黄兴赴南京作讨袁军总司令,他们一致服从,但认为孙中山千万不要在此混乱时期赴南京,“须俟南京独立稳固后,再请孙先生去组织政府”^[5]。为了防止孙中山的激越措施,避免第八师的自相残杀,黄兴也不得不改变了对起兵的消极态度。当时,义愤填膺的孙中山正准备前往南京,“亲统六师”^[6],“冒险一发,以求一死所”^[7]。他先至黄兴寓所相谈,黄以孙“不善戎伍,措置稍乖,遗祸匪浅”^[8]为词,劝孙勿往,表示自己愿代孙前往指挥。孙中山勉强同意了黄兴的意见。
        这时,关于革命党人活动情况,已由南京讲武堂副堂长蒲鉴向北京告密,7月13日,北京又转告程德全,程遂复电请派北兵驻宁,但北军尚未行动。7月14日夜,黄兴轻车简从,由沪抵宁,至八师师长陈之骥宅邸,当晚召开军事会议,部署讨袁独立和作战计划。翌晨,章梓派人切断了都督府内的电话线,八师士兵开入都督府,江苏都督程德全从睡梦中惊醒。旋黄兴率南京高级将领入府会见程,说明讨袁大义,请程协助。多病的程德全为突然事变所震惊,一时嗫嚅难言,不肯贸然同意。八师长陈之骥等若干高级将领竟纷纷跪泣哀求。程遂虚与委蛇,附和独立讨袁,即请随黄来宁的章士钊起草讨袁通电,以程德全、应德闳、黄兴三人的名义,宣布江苏独立,并以程德全的名义委任黄兴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
        革命党人以如此屈辱的态度,去争取一个同盟者,表明他们所处的地位是何等的虚弱。他们这样做,当然只会招致同盟者的蔑视和叛离。程德全很快就让陈陶遗来向黄兴疏通,要求离开南京。当时,柏文蔚被黄兴从家中请出任事,他向黄兴建议:“最好快刀斩乱麻,处程于死,俾免后患。或为人道主义,即行拘禁。否则必坏大事。”^[9]黄兴不听,纵虎归山。7月16日夜,程德全、应德闳分别离宁赴沪。程到上海后,马上通电声明:“本月15日,驻宁第八师等各军官要求宣布独立,德全苦支两日,旧病剧发,刻难搘拄,本日来沪调治”^[10],借此卸脱了南京独立的责任。更严重的是,程、应旋即秘密地与袁世凯联络,以便伺机扼杀革命。
        在南京独立的当天,第一师师长章梓派兵捕杀了倾向袁世凯的南京要塞司令吴绍璘、讲武堂副堂长蒲鉴、要塞掩护团教练官程凤章,并逮捕了讲武堂堂长朱志先(后为柏文蔚保释)、都督府参议官陈懋修(后在小营被杀)。
        在军事方面,南京独立之后,黄兴调任章梓为都督府参谋长(章本是文人,不会打仗),由洪承点接任第一师师长,任马锦春为要塞司令(未上任),并坚请柏文蔚出任安徽讨袁军总司令,赴蚌埠部署军事。第八师和第一师各编组成一混成支队,分别由八师骑兵团长刘建藩和第一师第一旅长周应时率领,开赴前线,支援第三师,洪承点则负责节制一、八两师,赴前线指挥。
        南京是革命党人的军事重心所在,南京通过曲折的道路,终于实现了讨袁独立,于是,二次革命就在各地逐步发动起来。
        安徽介于江西和江苏之间,长江大动脉贯穿三省,对于革命党人来说,安徽进则是前进基地,退则是重要屏障。它既可藩卫南京,又可支援江西。但是,由于柏文蔚离开安庆,赣、皖军事联盟事实上已经解体,安徽的革命发动脱出了原来的轨道,造成了分头发动的涣散局面。在寿州一线,是原淮上军屯田的地方,张汇韬、郑芳荪早在6月底就在蚌埠召集旧部军官前往寿州,“声称将募十营”^[11]。龚振鹏则从芜湖带了少量军队前往庐州(合肥)运动其旧部起兵。但其旧部在营长夏永伦策动下表示反对,龚仓皇出走,安徽第二旅代旅长李乾玉(驻庐州)也被迫逃亡。龚只好独自前往寿州活动,并于7月13日进占正阳关。龚本人则于7月19日辗转回到芜湖。革命党人范鸿仙原是淮上军的领导人,7月15日从上海到达芜湖,当日夜,他即策动驻芜湖的安徽第二旅第三团第一营营长程芝萱宣布芜湖独立,适龚振鹏也自正阳关来电嘱响应,遂以第二旅旅长龚振鹏的名义宣布独立讨袁。同时,宣城驻有张永正一团,张即与芜湖汇合一起。接着,临淮关和寿州淮上军队均发布讨袁檄文。在安庆,袁世凯任命的代理都督孙多森没有实力,曾请调南京第八师一部驻皖,未成。胡万泰手下也兵力不足,因安庆之兵大都为柏文蔚调赴淮上,而革命党人在安庆尚有较强的实力。于是,胡万泰和孙多森串通起来,于7月17日也宣布安庆独立,胡万泰自称都督,演出了一幕假独立的丑剧。不过在表面上,安徽除倪嗣冲控制的地区外,都实现了讨袁独立。
        上海是南京的后勤保障,但南京独立之后,上海并没有立即宣布讨袁,从而引起了南京方面的责难。有位师长责问在宁、沪间联络的赵正平说:“你说南京独立了,上海没有问题,为什么上海到今天还没有宣布?”^[12]上海方面苦于力量不足,正在尽力集结兵力。7月17日,钮永建在松江临时组织起来的军队(约一团兵力,其中一营是新兵,称松军)和当地沈葆义的水师开抵龙华;同时陈其美组织了一支由军校学生组成的奋勇军,由其直接掌握,从松军那里获得了一些武器。这样,陈其美才宣布成立上海讨袁军,由黄兴委任陈为上海讨袁军总司令,以黄郛为参谋长,在南市设立司令部。然而,上海独立之后,仍然没有对据守制造局的北军采取军事行动,从而使南京讨袁军缺乏一个安全的后方。
        当时,沪上商界十分害怕战争。7月17日,由上海南市商会发起,与商团公会、救火联合会、教育会等四团体组织上海保卫团,公推李平书为团长,声称以“一面维持内部治安,一面弭止战祸,务使我上海地方不遭兵火为目的”^[13]。买办资产阶级控制的上海总商会更貌似公正地致函南北两军说:“上海系中国商场,既非战地,制造局系民国公共之产,无南北争持之必要。无论何方面先启衅端,是与人民为敌,人民即视为乱党。”^[14]这实际上是向革命党人施加压力。帝国主义列强也公然出面干涉,在上海地区增加了军队,在租界构筑了工事。根据上海租界当局的要求,北京公使团电饬驻沪领事团向南北两军蛮横地宣称:“(一)无论南北,如欲在沪开战者,须离租界三十英里;(二)须各存金镑一千万镑,预备偿还各项损失。否则即以违背万国公法论,实行干涉。”^[15]企图迫使革命党人放下武器。这一切,导致力量微弱的上海讨袁军迟迟不敢用兵,而希望通过谈判,使制造局北军和平退让。上海保卫团也出面致书孙中山、黄兴、陈其美和郑汝成,向双方进行调停。李平书要求北军“和平退让制造局”^[16]。7月20日,李又特邀郑汝成、臧致平与陈其美在高昌庙自来水厂内举行秘密会谈。李再次提出了一个调停办法,建议“以制造局作为中立,应将该局军火一并封存,以待南北大局定夺之后,再行办理”^[17]。郑、臧断然拒绝了李的方案,声称:“我等系奉袁氏之命来此保护该局军械,断难违命。如果来前攻劫,我等只有抵御之法。”^[18]谈判毫无效果。
        广东是革命党人的根本之地,由于长期经营,革命党人的实力从表面上看来也比较强,且远离袁系势力。江西首义,本指望湘、粤的支援,因此,独立后即一日数电敦促广东响应。陈炯明本欲即时响应,但部下各师旅长依旧反对,遂派二人前往上海观察形势。延至7月18日,陈炯明突然召开军事会议,强行宣布独立,两个团长表示支持。虎门要塞司令饶景华“以不宜过急宣布独立为请”^[19],遭到陈的严斥,各军官在表面上不敢表示违抗。陈炯明遂亲至省议会正式宣布独立,通电讨袁。当时,陈曾致电驻梧州的龙济光、云南都督蔡锷等邀约一起反袁,并派人动员陆荣廷起兵。但龙济光一心投靠袁世凯,滇、黔、川、桂也正在合作对付革命党人。蔡锷复电陈炯明说:“现在以保土安民、维持秩序、力主镇静为第一义,并恳致电赣中释嫌罢兵,无以国家为孤注。”^[20]广东处境十分孤立。陈炯明宣布独立之后,即以第一师、第二师和独立旅各编组成一支队,出师援赣。但是,各师旅长互相推诿,“故行延缓”^[21],迟迟不肯出发,致使江西前线苦战无援。
        福建都督孙道仁比较胆小怕事。福建各方面的力量都比较薄弱,在全国的影响比较小。湖口起义之后,福建十四师师长许崇智和由部分国民党人组成的讨袁同盟会积极筹划起义,并与上海方面取得联系。他们向都督孙道仁施加压力,要求宣布独立。孙一向态度动摇暧昧,这时鉴于身边没有一支可靠的军队,又担心粤、赣军队向福建进攻,不得不于7月20日宣布“与袁氏断绝关系,自修政治,力策进行”,并声称“俟大局粗定,仍归统一”^[22]。孙不称独立,仅称断绝关系,为自己留了一条后路。同时,孙又借口保守疆土,拒绝了许崇智等出师讨袁的要求。由于孙的掣肘,许竟无能为力。
        湖南都督谭延闿虽然在革命党人的包围下参加了四省联盟,但他本是一个为人圆滑的立宪派人士。湖口起义后,他发布通电说:“伏望大总统开诚布公,与民休息;副总统、各省都督排难解纷,各抒谠论,以维大局。勿使浔阳一隅,首为全国糜烂起点。”^[23]当时,谭人凤、蒋翊武等湖南籍革命党人纷纷回湘活动。谭人凤、周震鳞、陈强、唐蟒等人日夕向谭延闿进言,要求宣布反袁独立。谭穷于应付,偷偷派人到鄂向黎元洪私通款曲说:“已准备药水,如湘称独立,即服毒自尽,以谢天下。”^[24]黎元洪担心湖南没有谭延闿就更难以抑制革命党人的活动,因此他劝谭“徒死无益,不如暂为一时权宜之计,阳为附和,徐图敉平”^[25],向他传授了自己对付革命党人的秘计。于是,谭延闿尽量敷衍革命党人,竭力推迟宣布讨袁的时间。
        对于湖南革命党人来说,他们也面临着军力不足的为难局面。当时,程潜刚刚编成了三个步兵团和一个炮兵团,不足一师兵力。尤其严重的是,湖南军队缺乏武器弹药。长沙的军火集中在荷花池军装局,袁世凯在湖南的走卒向瑞琮、唐乾一等在7月7日放了一把火,把荷花池的军火烧个精光,使湖南军队几乎瘫痪。革命党人不得不向粤、赣要求支援军火,从而延缓了他们的军事行动。直至7月25日,谭延闿才被迫宣布与袁世凯脱离关系,并部署讨袁军事,一方面出师湘、鄂边境,一方面组织援赣。
        四川交通不便,消息闭塞。四川第五师师长熊克武迟至8月4日才在重庆宣布独立。当时,四川都督胡景伊为共和党籍,投靠袁世凯。川督原为国民党籍的尹昌衡,因尹平叛西征,远在川西理塘,川督遂由胡景伊代理。袁世凯蓄意扶植胡景伊,1913年6月13日遂正式任命胡为四川都督,尹为川边经略使,解除了尹的川督职务。四川革命党人为了反胡,派吕超等赴雅安谒尹,密邀尹昌衡返省复政讨袁。尹虽于7月3日回到成都,胡景伊被迫避居昭觉寺,但尹不敢复政反袁,并曾通电谴责赣、宁独立。在袁的严令催促下,尹于7月底离省重返川西。于是,胡景伊便放手镇压革命党人,并企图编遣由革命党人组成的驻重庆的第五师。第五师是辛亥革命时在上海由川籍军校学生组建的蜀军演变而来,革命性较强。熊克武面临胡景伊的压迫,在起兵反袁还是提出辞职以求保存五师实力之间,一度犹豫不定。但重庆革命党人和五师旅团干部群情忿怒,要求起兵,熊克武这才最后下了起兵的决心。重庆独立前夕,革命党人就东下讨袁还是西上讨胡的问题发生争执,最后达成了西上讨胡的决定。这样,重庆独立就成了局限于四川一隅的内争。
        重庆是二次革命最后宣布独立的重要地区,当时二次革命败局已定。此外,在一些省区,也有一些小规模的反袁起义,如:浙江宁波顾乃斌曾一度宣布独立,旋即取消,没有发生战争;马逢伯则奉陈其美之命在嵊县起兵。刘铁在湖北沙洋起兵。1913年9月间,刘古香、刘震寰在柳州宣布独立,等等。这些起义都旋起旋灭,没有发展成一支较大的势力。
        当各地的反袁斗争逐步发动起来之后,革命党人理应建立起政治中枢和最高的军事指挥机构,犹如辛亥革命中那样。但是,革命发动前的犹豫、观望和内部纷争,使他们无暇去仔细考虑革命发动后的政治、军事设施问题,只好走一步算一步。
        国会是民国法定的立法机构,它是民国的一面旗帜。如果国会撤消对袁世凯的支持,无疑是在政治上对袁世凯的一个沉重打击。国民党在国会两院占有一定优势,武装斗争发动起来后,理应把国会这面政治旗帜抓在自己手里。为此,在上海的参议院议长张继于南京宣布独立后发布宣言,严厉谴责袁世凯对议会的蹂躏,号召“全体议员迁出北京,择地开议,以纠元凶而伸国法”^[26]。南方国民党系报纸也纷纷呼吁国会南迁。但是,这些政治眼光极为短浅的议员们,除少数人南下奔赴各地参加革命外,多数议员(包括国民党议员中的多数人)依然端坐议场,静观事变。他们对国会议员的区区政治权利留恋不舍,听凭袁世凯翻云覆雨来操纵他们的命运。
        既然国会议员不能南下建立一个与袁世凯对抗的国会,讨袁军方面也就缺少一个能够代表各省的议事机构,于是,在上海的省议会联合会就来担当起这样的角色。省议会联合会是4月间在天津成立的,由广东发起,各省议会派出代表联合组成,其目的是争取省议会参加总统选举的权利。省议会联合会在天津的活动,遭到地方当局的压迫,不久即迁往上海。袁世凯曾电令程德全予以解散,但没有成功。这时,它就起来发挥自己的政治作用。7月16日,省议会联合会致电袁世凯,提出忠告说:“公自悔过,宜下令罪己,以谢天下。吾民胥爱平和,决不忍公陷绝境,苟可救国于不亡,不惜委曲求全,隐忍迁就。不然,人心已去,大势所趋,虽有大力,莫之能回,诚不忍见公之沉迷不返,追随查尔斯、路易辈于断头台下也。”^[27]18日,又发布《布告友邦书》,郑重表示:“对于友邦从前国际上之条约当然继续履行,勿有差忒,各友邦居留人之生命财产,完全担任保护,勿使损失。”但是,它警告说:“袁氏不得以尺寸领土、丝毫权利割让列邦,列邦亦不得以金钱暨战品贷与袁氏政府。本会为全国省议会之代表,自中华民国7月18日宣言起,请友邦注意,诚实履行。苟其甘冒不韪,贷与金钱或输战品,是与袁氏个人交易之行为,与中华民国无涉,吾民决不承认。”^[28]省议会联合会的这些政治活动,表明它试图担当起二次革命的政治中枢的作用。不过,它并不是在各省讨袁过程中汇集起来的,因而它的地位相当虚弱。
        在建立统一的军事指挥机构方面,革命党人只作了一些软弱无力而又没有成效的努力。在筹划二次革命的过程中,革命党人几乎找不到同盟军。他们勉强找到了一个早已失去实力的岑春煊。岑在前清与袁世凯齐名而又不和,革命党人希望利用岑、袁矛盾,借助于岑在前清时遗留下来的影响(广西的陆荣廷、龙济光本是岑的部将),来扩大自己的力量。于是,他们决定推岑出山主持军事,而岑本人却主张以清宗室为大总统。章炳麟责问岑说:“君欲复辟耶?”岑才作罢,遂“教克强奉程都督为主,勿令走,有亟则己来助之”^[29]。所以,南京独立后,南京方面即推举岑春煊为大元帅。7月19日,省议会联合会也通电举岑“开府江宁,主持中枢”^[30]。22日,省议会联合会更正式开会选举,一致通过拥岑为讨袁军大元帅,节制各省都督、讨袁军总司令。可是,岑春煊一直滞留上海,没有勇气到南京去“开府”。
        二次革命在政治上竟然如此软弱,以致他们不敢立即打出孙中山这样一面比较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旗帜,而宁愿把一面比辛亥革命中的黎元洪更灰暗的旗子作为自己的掩护。这也说明,二次革命的政治立场,不仅没有在辛亥革命的基础上更前进一步,反而后退了。他们不敢以自己革命的坚定立场,依靠群众的支持,去争取右翼同盟者,反而以尽量模糊自己政治面貌的办法,去求得他们的同情。
        孙中山本人在政治上也未能有所建树。他迟至7月22日上海开战前夕才发表宣言,向国民呼吁:“愿全体国民一致主张,令袁氏辞职,以息战祸,庶可以挽国危而慰民望。”^[31]同时致电袁世凯进“最后之忠告”^[32],劝袁辞职。此后,由于战事的失利,孙中山再也没有提出进一步的主张。这场缺乏英勇气概的革命,连一个革命的中央政权机构都未能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