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革命中,国民党军队溃散,地盘沦丧,所有的军事、政治、经济实力几乎损失殆尽。袁世凯乘势大兴党狱,诛锄异己,国内笼罩着一片搜捕国民党人的恐怖气氛。国民党籍议员经此惨重打击,内部的分化尤为激烈。国民党内各色人物原形毕露,各种思想暴露无遗。
        支持举兵讨袁的激烈派议员,被袁氏视为附乱分子,而遭通缉,被迫亡命海外。稳健派议员力主以法律限制袁氏,希望借政治竞争,图谋挽救,但这点微弱的抵抗,也遭到袁氏无情的打击。失望之余,他们纷纷出逃,各奔东西。其余的议员则各自为谋,有的登报申明脱离党籍,但图苟全;有的避祸离京,销声匿迹;有的临时转舵,改入他党;有的卖身投靠,堕落为袁氏的爪牙。鱼龙混杂、精神涣散的国民党,已成四分五裂的局面。
        二次革命中被击散的党人,在国内一部分匿居上海租界,一部分潜赴东北几省,以大连为据点,南方数省也有部分党人在继续活动。1913年8月中旬,季雨霖、殷汝骊、夏杰唐、程潜、汪精卫、刘艺舟、胡经武等十余人,在上海静安寺路沧州别墅八号楼上开秘密会议,商议今后进行方法。季雨霖提出应有长远的规划和部署。经大家商议决定,今后分“一、实行部;二、继续部;三、暗杀部”^[1],三部之间相互配合,开展活动。实行部支撑此次军事;继续部择党内表面平和稍有政治能力者,阳与袁党联络,实则布置民党实力,万一此次失败,这些人尚可留在中国作后起之备;暗杀部择最有毅力决心者,阳与袁党联络,以便实行暗杀。又经反复商议,决定“一面由陈其美、王金发、钮永建图湖州、宁波各处;一面由戴季陶、刘艺舟潜赴大连组织机关部”^[2],在奉、吉两省展开活动;林虎等潜入湖南,联合该省青、红帮,并运动军队,谋二次独立。
        9月初,陈其美、王金发、蒋介石潜赴宁波,“拟以宁波为根据地”^[3],并派姚某等十余人前往杭、嘉、湖,“分头起事”^[4]。同时,雷铁生、方继英、沈凤祥等在上海英租界天津路生泰客栈收集炸弹武器,拟推举雷铁生为浙江都督,组成浙江讨袁军,“赴浙江起事”^[5]。陈其美等在宁波的活动,因浙督朱瑞态度有变而受阻。雷铁生派炸弹队长方济清运入千余枚炸弹至董家渡,途中被郑汝成部发觉,所运炸弹连同秘密机关一同被破获,雷铁生不幸被捕入狱。陈其美图浙未成,便改变方针,再次计划“以一半经长崎联合日人,筹饷购械,以台湾为根据,从闽、浙进行;复遣同志多人,赴大连联络胡党英杰与宗社党人,在北方定期起事”^[6]。这次计划在实行中也因力量不济而被迫中辍。此后王金发继续在上海筹备武器弹药及军服,冒充长江水师,招募军队,于静安寺路“设立机关”^[7],准备再举。
        戴季陶、刘艺舟从上海出发,8月27日抵大连,寓辽东旅店^[8]。他们联络日本浪人及东三省绿林及阿城、伊通、双城、长春一带黄天教,“预定阴历八月十五日举事”^[9],图谋奉天独立。此外,吉林省纪东流、林文美等人,也在暗中组织机关,并密派人至天津购买快枪,运往公主岭,筹组东北讨袁军,“而备大举”^[10]。还有一部分党人,或潜伏于朝鲜北境,或隐蔽于南满沿线各站,暗组机关,伺机进行。
        除民党较集中的江浙与东三省外,还有不少流散党人自动聚集在一起,暗中发展组织,图谋再起,在各地孤军奋战。
        广东讨袁事败后,避居港澳的党人问邓铿“将来以何法从事?”邓铿坚定地回答:“仍以炸弹从事。”^[11]11月初,朱执信等曾潜回广东,筹备起事,但为敌探跟踪,只得暂返香港。到港后,朱执信、邓铿召集党人,继续筹划广东独立,派任鹤年在澳门设立机关;刘龙标、葛宝成,运动高州军队;黄世棕、周玉堂,运动阳春、阳江军队;尹俊卿运动各赋闲军官;朱执信、邓铿计划“由外间运动军队,由高州来收省城”^[12]。湖北党人潜匿汉口租界,组织“救国社”^[13],拟从武汉着手,暗杀黎元洪,拔除障碍,再图举事。同时,南漳县国民党分部长张正楷秘密招集党员,在袁氏下令解散国民党时,准备约期发动。但因走漏消息,县知事有所察觉,张迫不得已,率众数百人仓猝举事。起义队伍大呼“斩民贼,杀卫队”^[14],持械围攻县署。但力量过于悬殊,不久即被镇压。
        同时,一些地区相继成立了暗杀组织和机关。天津暗杀机关,企图暗杀袁政府之重要人物,“破坏京津之秩序,以图再行举事”^[15]。上海、浙江等地有人组织了新同盟会,其宗旨是“实行暗杀手段,铲除专制魔王及一切强权,组织完全共和”^[16]。该会在组织上实行等级制,按参加革命先后,将会员分为大字辈、议字辈、光字辈、明字辈四等,并明确规定了各等的权限与义务。在行动上分:一、暗杀,二、游说,三、交际,四、刺探,五、运动,六、制造,七、秘录,共七个部^[17],并以上海为总部,另在浙江、广东、湖北、大连、奉天等地建立秘密机关。他们多活跃于沿海地区。上海新同盟会机关,秘密设于民国政法大学,由校长龚荫槐主持。龚借学校名义,“发行股票,散布简章,网罗金钱,暗收死士为诸先烈复仇”^[18]。另有一部分会员,密赴内地发展组织。但新同盟会组织屡遭破坏,首领多被捕。上海还有侠义铁血团、大同民党、社会改进团等秘密组织,坚持斗争。革命志士的活动,使得袁政府惶惶不安,曾严令各省都督“通饬所属,严行侦缉,如有乱党私立新同盟会名目,散布牌记,一经拿获,立即就地严惩”^[19]。
        国内各地国民党人的革命活动,虽给袁政府以打击,但从全局来看,难成大业。他们的努力,只是二次革命的余波,无力重卷巨澜。
        除上述部分党员在国内坚持斗争外,绝大部分党员亡命海外。孙中山、黄兴等多数党员流亡日本;蔡元培、吴稚晖、汪精卫、王有兰、石瑛、马君武等去了欧洲;陈炯明、何子奇、彭程万、徐维扬、姚雨平、古应芬等则逃往南洋群岛。
        孙中山、胡汉民一行,1913年8月4日由福州马尾乘日轮抚顺丸去基隆,5日从基隆换乘日轮信浓丸赴日本神户。孙中山于途中致电萱野长知说:“文如远去欧美,对我党前途实多影响,故无论如何,希在日暂住,俾便指挥。”^[20]请其在日代为疏通,协助入境。经萱野长知、头山满、犬养毅等与日本山本首相交涉后,日本当局勉强同意孙中山等人上岸,但考虑到孙中山等此际来日本居住,鉴于内外种种关系,“于帝国不利”^[21],不愿他们在日本久居,决定“促其另赴他国,并不许其在日本设立机关”^[22]。孙中山9日到达神户,8月18日转抵东京,寓赤坂区灵南坂二十七号海妻猪勇彦宅^[23]。黄兴继孙中山之后,8月4日由香港出发,乘云海丸经日本门司于27日到达东京,化名冈本义一,寓芝区高轮南町。先后到达日本的国民党人还有李烈钧、柏文蔚、居正、谢持、许崇智、田桐、廖仲恺、熊克武、李根源、钮永建、林虎、冷遹、程潜、耿毅、章梓、方声涛、邹鲁、谭人凤、李书城、覃振、杨庶堪、周震鳞、何成濬、陈强、程子楷、王统等人。陈其美、戴季陶、朱执信、邓铿等,在国内坚持斗争失败后,也相继到了日本。
        国民党人的出逃,得到了一批意在以“援助”南方革命党人来牵制袁政权的日本军人的协助。日本驻华武官陆军少将青木宣纯曾致电参谋总长说:“无论是站在人道上或道义上,均应同情南方国民党,并尽可能予以援助,至少应给予充分方便。”^[24]长江上的日本军舰,不顾外务省的制止,帮助国民党人潜往上海或香港,然后转赴日本。倪嗣冲为此致函日本驻南京领事,要求派兵到日本商船搜捕李烈钧等。日方表示,“碍难认可”^[25],拒绝了倪嗣冲的要求。
        然而,日本当局对接踵而至的大批国民党人,却是忧心忡忡。他们既顾虑收留国民党人会引起袁政府的不满,也担心国民党人影响日本国内政局的稳定。日外务大臣牧野伸显说:“鉴于国内外形势,帝国政府认为,以防止与此次中国骚乱有关之领袖来本国为上策。”^[26]但另一方面,日本当局也看到,国民党虽已失败,潜在势力仍不可忽视,因此也不愿轻易舍弃国民党人。再加上与国民党有密切关系的日本各界人士从中斡旋,日本当局表示,党人既已前来,“强行驱逐亦非上策”^[27],于是采取了既不舍弃国民党,又不致激怒袁世凯的折衷办法:一面对国民党人“严加监督,以免使日本成为邻国动乱之策源地”;一面对国民党人的安全“予以适当保护”。虽然袁世凯派陆军少将刘茂曾率探缉队前往日本,专事“侦察亡命民党之行动”^[28],但却不能得逞。孙中山等人仍可“自由来往,并无危险”^[29]。同时,日本当局派出警探严密监视孙中山、黄兴、胡汉民等人,将他们每日每时的行动及来往人员的活动详细记录后,密呈外务省备案。
        孙中山等国民党人暂借日本为安身立足之地,一面活动于日本政界、军界、财界,争取他们在经济上和军事上的援助;一面总结经验教训,整顿内部,筹备“三次革命”。
        国民党新败,多数真正支持中国革命的日本友人,也认为“三次革命时机尚不成熟”^[30]。其他财、军界人士,更不愿在无把握的情况下轻率提供援助。日财界巨头涩泽荣对孙中山说:“贵国目前虽不完备,但形式上已是立宪国,如议会机关完备,则不战自胜之日不久就会到来,所以目前举兵不合时宜,我不表赞成。”^[31]为筹集起事经费,孙中山打算与日商合办中国实业。他一面与国内实业界联系,一面与日企业界人士洽谈,欲成立中日实业协会。但此事为袁政府探知,立即致函日外务大臣牧野伸显说:“中国乱党运动日本实业家合办中国内地实业,政府概不承认。”^[32]日企业界因此改变态度,此事也跟着搁浅。此外,孙中山为购军械与日本军部的交涉,也遭挫折。孙中山与日本陆军省经理局局长过村进行商谈,并通过与军界关系密切的坂野吉三郎运动军界。为此,孙中山还特意与坂野主持的精神团立约:“一、孙文为改变中国现状,在进行时期,与贵团体协力合谋;二、中国现状改变后,若在借款或其他政治上必须与外国交涉时,当先通告贵团而后行。”^[33]但日本军界仍不愿提供援助,声言目下发动三次革命“不合时宜”。坂野吉三郎也劝孙中山“暂时忍耐,静待时机”^[34]。孙中山等人所做的一切努力,收效很小,想再举革命,面临着种种困难。
        与此同时,亡命海外的国民党人,在生活上也陷入困境。多数人在失败之后,仓促出逃,身无分文,连食宿衣被的费用都成问题。时逢冬季,饥寒交加。有的人只得向所熟识的官费学生乞贷,“买点熟红薯充饥”^[35]。有的为生活所迫,“流为苦工,其苦乃不堪言状”^[36]。他们过着困苦颠连的流亡生活,又感前途渺茫,悲观失望情绪滋长,思想极度混乱。于是“有信赖袁氏,而策其后效者;有以为其锋不可犯,势惟与之委蛇而徐图补救者;有但幸目前之和平,而不欲有决裂之举者”^[37]。还有一部分人认为:“当二年前,吾党正是成功,据有十余省地盘,千万之款可以筹集,三四十万之兵可以调用,尚且不能抵抗袁氏,今已一败涂地,有何势力可以革命?”^[38]因而不复过问政治。也有少部分激烈分子认为:“异地不宜久处,领袖不能长靠,革命又不可中断,唯有自己结合组织团体,再回内地去进行革命。”^[39]更多的人则感到,失败之余应及时总结教训,确定下一步进行的方针。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又因看法不一,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二十年来之革命精神与革命团体,几于一蹶不振”^[40],革命进入了最艰难困窘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