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卷已述及,袁世凯称帝引起北洋嫡系段祺瑞、冯国璋等的不满,北洋集团即已出现严重裂痕。袁氏败亡后,北洋集团因失去重心和统驭的人物而更加呈现分化瓦解的趋势。北洋嫡系分为两支,即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和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虽然公开分裂是后来的事,但袁死后两派的矛盾分化,实际上就已经开始了。
        段祺瑞由于长期在北洋军中担任重要职务,并曾在北京政府中任陆军总长,培养了一批军事骨干力量,如徐树铮、靳云鹏、吴光新、傅良佐、曲同丰、陈文运、马良等,成为他的亲信。袁死后,他掌握着北京政府的实权,又在北洋集团中积极网罗私党。原来就与他比较接近的安徽省长倪嗣冲、山东督军张怀芝、福建督军李厚基、陕西督军陈树藩、甘肃督军张广建、浙江督军杨善德(1917年1月3日任命)和淞沪护军使卢永祥(1917年1月6日任命)等,纷纷投到他的门下。段祺瑞通过这些地方军阀,不仅掌握了大批军队,而且在西北控制了陕甘两省,在华东控制了安徽(皖南、皖中)、山东、浙江和包括上海在内的淞沪地区,在华南控制了福建。这样就开始形成了以段祺瑞为首、由上述这些军事实力派人物组成的皖系军阀集团。
        除段的嫡系外,两广矿务督办龙济光也依附于段。河南督军赵倜(所部由毅军改编)、热河都统姜桂题(所部亦由毅军改编)、奉天督军张作霖起初也曾支持段(张、赵1919年开始转向同直系合作反皖)。
        此外,原来依附于袁世凯的许多政客也纷纷投入段系,如王揖唐、田文烈、方枢、张弧等。段对这些人都予以重用。在财界拥有雄厚势力的交通系政客曹汝霖、陆宗舆和叶恭绰等,也和段有密切关系。
        段祺瑞虽然控制了北京中央政府,但是并没有完全掌握北洋军队。
        在北洋嫡系中,另一实力大、地位高的首领是冯国璋。冯国璋(1859—1919),字华甫(符),直隶省河间人,所以后来人们把以冯为首的军阀集团称为直系。冯领兵南下镇压二次革命后不久,接替张勋出任江苏都督,为北洋派坐镇江南。此时,冯国璋的亲信王占元和李纯也先后被任命为湖北、江西两省的护军使。冯系势力在长江中下游苏、赣、鄂三省开始连成一气,为后来直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袁世凯时代,冯国璋与段祺瑞曾是北洋上将中向袁争宠的主要对手。袁世凯称帝时,段被打入冷宫,冯也遭到袁的猜忌疏远。为自身利害计,二人都对袁世凯称帝采取抵制的态度,一度成为同盟者。但自袁死后,段、冯很自然地又成为北洋集团中争夺权势的主要对手。当时他们之间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对待南方的不同态度上。
        段祺瑞以北洋派正统自居,企图以北洋派来统一全国,由他来宰制天下,把南方国民党、进步党和其他反袁实力派,看作是一种异己力量而不愿与之合作(梁启超等进步党人随后同段合作,但很快即被段抛弃)。对南方提出的恢复旧约法、召集国会、惩办帝制祸首三大要求,段祺瑞开始时并不乐意接受,只是后来由于南方坚持不让步,他才不得不表示赞成。他虽同南方达成了和解,但实际上是面和心不和。
        冯国璋则不然。护国战争期间,孙洪伊、唐绍仪等为拉冯反袁,与冯保持经常接触。袁死后,冯仍与孙洪伊、吴景濂等函电往还不断。冯与军务院之间的联系也十分密切,军务院曾先后派林长民、范源濂、周善培等到南京与冯“商榷要政”^[1]。对于南方向北京政府提出的恢复旧约法、召集国会、惩办祸首的要求,冯国璋比较早地表示了赞同的意见。6月11日,他针对包括段祺瑞在内的内阁成员所提出的对帝制派不起诉的主张,特去电驳议,认为“帝制诸人,惑元首,祸国害民,罪恶万千,若不惩办,何以谢天下而服人心”^[2]。6月15日,他发表通电,主张恢复旧约法,召集国会。关于恢复旧约法,他说:“国家根本大法,不可无一,不能有二。新约法为总统制,今已不适用,当时制定又未按定程修改,在民国法系为非正统。……此法早已无效。新法无效,现在舍《临时约法》外,别无根本之法;舍恢复《临时约法》外,即别无可以改造之道。”恢复的方法,他认为:“恢复与修正不同,自非变更法律之比,可用明令宣布,但称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自三年五月一日起施行中断,兹恢复云云,似较直截了当,且亦无损庄严。”关于召集国会问题,他指出:“恢复民国二年国会本与《临时约法》相联。因《临时约法》而有国会组织,依国会组织法而有国会。约法既复旧,则由约法发生之国会,势不能不相因而复。”因此结论是:“应依《临时约法》续行召集。”^[3]从这些主张可以看出他和段祺瑞与南方之间意见的异同。后来有些国民党人在北方因受段祺瑞压迫而呆不下去时,便跑到南京托庇于冯国璋。因此,许多国民党人把冯视为反段的盟友^[4]。
        以后,直系和皖系在南方问题上一直存在深刻的矛盾。到1918年,段祺瑞坚持武力统一中国,对南方用兵,冯国璋在北京中央政权的地位(代理大总统)也被排挤掉,两派就出现公开的对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