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军夺取岳阳,武汉人心浮动。皖系主战派纷纷攻击冯国璋、李纯等直系主和派“优柔适以贾祸,姑息更足养奸”^[1]。1月8日天津督军团会议上,有人建议惩戒李纯,这个建议虽未获得会议通过,但也引起冯国璋的注意,他秘密关照李纯“各方集兵于宁,希补救远嫌”。李纯作为主和的倡导者,既不能见信于西南护法各省,又受主战派的无端攻击,十分灰心,乃于11日电请辞职。李纯的辞职虽经冯国璋一再挽留而作罢,而湘、鄂战事的复起,使和谈时断时续,前途渺茫。
        为了摆脱皖系的羁绊,冯国璋于24日邀王士珍、段祺瑞一起访徐世昌,商讨和战对策。席间,冯突然提出“为了团结和巩固北洋派,决定亲征”。他说:“近日旧同袍对于自己均不见信,拟亲赴直、鲁、蚌、苏再转鄂,面相信誓。”徐世昌“未置可否”,段祺瑞“力以为非”^[2]。但冯仍执意前往,于26日携带幕僚及随从一旅,由津浦路乘专车南下,准备到南京与李纯会见。27日岳州落入南军之手,鄂督王占元惊慌失措。第二天李纯通电主和,说“岳州失守,奉中央密令,仍主调和”^[3]。该电恰值冯南下出巡之时发布,引起主战派大肆攻击。当冯国璋车抵蚌埠时,被段系干将倪嗣冲所阻,只好于29日扫兴折回。冯返京后的第二天(30日)向西南下讨伐令,命曹锟、张怀芝进兵湘鄂,特派曹锟为第一路军总司令兼两湖宣抚使,张怀芝为第二路军总司令兼湘赣检阅使,张敬尧为援岳前敌总司令,命令他们“即行统率所部,分路进兵,痛予惩办”^[4]。
        2月中旬,各路北军分别向湘鄂、湘赣边界进军:以曹锟为总司令的第一路军分为两队。吴佩孚率第三师及五个混成旅,由鄂北开往鄂南,集中蒲圻、嘉鱼一带,准备袭取岳阳;张敬尧率领第七师另两个补充旅和安武军一部到汉口后,移驻汀泗桥,进攻湖北通城。曹锟于2月6日到汉口坐镇指挥。以张怀芝为总司令的第二路军分为左右两翼,施从滨率山东暂编第一师、张宗昌的江苏第六混成旅出江西铜鼓,进攻湖南浏阳,张之杰的第十二师第二十三旅和李传业所属安武军二十营,经江西萍乡进攻湖南醴陵。冯玉祥率领的第十六混成旅从浦口溯江而上,拟经常德进攻湘西。此外,以杜锡珪为海军第二舰队司令,率楚观、江鲲、江利、江犀、江贞等五舰,由水路开进,以策应陆路进攻。
        护法联军方面兵力部署是:湘军赵恒惕师在岳阳;刘建藩部在平江;桂军马济、韦荣昌、陆裕光等部在岳阳至羊楼司之间。桂系这种部署,其目的明显在于胜则居功,败则先退。
        1.岳阳攻守战
        2月26日,吴佩孚抵达蒲圻,兵分两路进攻岳阳。第三师主力及第二、三、四混成旅,由蒲圻沿武岳铁路进攻南军的正面防御阵地;王承斌第一混成旅出嘉鱼,经太平口、鼓花洲,沿江岸进攻岳阳侧翼。27日,吴佩孚亲自指挥主攻部队向联军第一防御阵地发动进攻,并于当日占领羊楼司,第二天乘胜攻占了新店诸要点,占领了万峰山高地,突破了联军第一防御阵地。3月10日,北军开始对联军第二防御阵地发动进攻,实行钳形突击战术,先以优势兵力向云溪西面战斗力薄弱的湘军侧翼猛攻,企图击溃湘军后插入云溪,截断羊楼司的后路。湘军闻讯,自动后撤。此时守卫羊楼司的联军第三军司令陆裕光正由岳阳乘火车满载军火北上,一闻前方失利,便下令掉转车头南逃。北军于11日上午攻克羊楼司,15日占领云溪,16日上午对岳阳发起总攻。右路之第一旅第一团在舰炮配合下,攻陷要隘城陵矶,其少数先头部队突入岳阳城内,因怕联军埋伏,旋又退出。17日,各路北军会攻岳阳,联军未经坚强抵抗,当晚弃城南逃。18日上午,北军占领岳阳。
        联军岳阳之败,显然是败于桂系军阀首领陆荣廷无意与北军在湖南战场上决一雌雄。如前所述,早在联军占领岳阳的当天,他就迫不及待地把一部分部队撤回广东,以便巩固桂系在广东的统治势力,扫除境内的异己力量。岳阳攻守战揭开后,他鉴于北军两路进兵,水陆夹攻,气势逼人,眼看湖南战斗就要爆发,长、岳既无险可守,江防又无海军护卫,联军腹背受敌,作战地位十分不利,认为这是一场没有胜利希望的赌博,便决定必要时保全实力,不战而退。桂系这种不准备应战的消极态度,决定了联军在湖南战场上的一系列失败。
        2.平江之战
        平江地处山峦地带,北与湖北通城相接,系长沙东北的重要屏障。张敬尧所部第七师全部和鄂军、直军、安武军各一部,准备进攻平江,3月中旬已在通城一带集结。3月11日,北军分三路进攻平江,以第七师第十四旅旅长田树勋为中央纵队司令,率所部向梧桐山、梅仙市方向进攻;以十三旅旅长吴新田为右纵队司令,以第四十二混成旅旅长张敬汤为左纵队司令,各率所部从两翼前进。当日,右纵队击退了防守在花凉亭的湘军,推进到古米山、金家坳一线;中央纵队进占阿婆岭、梧桐山;左纵队占领麦市,次日攻下盘石铺,直插天岳关。18日,北军相继占领了大州、倒流滩、张元岭、桃花洞等要地。21日,中央纵队进攻梅仙市,遭到六千余湘军的反击,激战两昼夜,不分胜败。后来北军除主力部队正面追击外,两翼采用穿插战术。联军刘建藩无心再战,22日平江为北军占领。北军开进平江,张敬尧采取“三天不封刀”的野蛮办法,在他的纵容下,士兵以搜索残敌为名,闯入民舍,烧抢淫掠,无所不为。三天后才贴出所谓安民告示,但也无济于事,奸淫抢劫的情况并无改善,其惨状为南北之战以来所未有。
        当北军疯狂向岳阳和平江进攻时,坐镇长沙的湘鄂桂军“联帅”谭浩明束手无策,无所作为。岳阳失守,联军各路退到长沙,谭召开团长以上的军事会议。在这次会上,互相推诿责任,争论不休,什么问题也没解决。岳阳被占后,谭浩明还胁迫长沙商会搜刮军饷,并于当日发出“四言韵示”的安民布告,声称“岳阳小挫,军事之常,本帅坐镇,自有主张”^[5]。但到了3月25日,这位“自有主张”的三省“联帅”竟弃守长沙,率领所属桂军溜之大吉了。
        谭浩明走后,长沙陷入无政府状态。26日晚,吴佩孚第三师不费一兵一弹地开进了长沙,张敬尧部也随后赶到。27日,北京政府任命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兼省长,同时电令吴佩孚立即率部向湘南进军,并犒赏攻克岳阳和长沙的将士各三十万元。
        3.湘东之战
        4月初,段祺瑞政府鉴于湖南战事发展顺利,而广东龙济光登陆阳江后,正遭受护法军的反击,乃确定北军的作战方针为“定湘援龙,同时并举”^[6],“虚攻衡宝,以掣敌势。一面阳攻郴州援粤,阴由闽急攻潮惠,奇兵制胜”^[7]。根据上述方针,北军占领长沙后分三路向南推进:以张怀芝为左路,经醴陵南下,攻攸县、茶陵;以吴佩孚之第三师为中路,出长沙经湘潭,夺衡山、衡阳;以张敬尧之第七师为右路,由长沙经湘乡、永丰攻宝庆。另调奉军两旅驻守长沙,浙江一师援闽,解龙济光之围。
        联军弃守岳阳、长沙后,陆荣廷决定:湘粤联军全部退到衡山、永州一线,“暂取守势”;商请唐继尧率川、滇、黔靖国军立即出川东下,进取鄂西,以分敌势;两广桂粤军集中主力讨龙,以除去侧后隐患。4月下旬,谭浩明将大部分军队撤回广东,他本人于22日由衡阳退驻永州,而把湘军甩在湘潭、衡山一带。湘军见桂军撤退,也急向后撤。24日,北军中路军吴佩孚不战而占领衡阳。
        4月15日,北军左路军施从滨师占攸县。不久,李传业的安武军和张之杰的赣军一旅也进抵攸县,驻扎在攸县城外,以便伺机夺取永兴、郴州,直逼粤境。20日,湘军总指挥赵恒惕由萱州渡过湘江,秘密进入霞流市、吴集和青山冲地域,恰好迎击了来犯的施从滨师。23日,湘军赵恒惕、刘建藩等部队从五个方向对攸县地区之敌发起攻击。北军不支,分向醴陵、茶陵方向逃跑,湘军光复攸县,毙敌千余人,俘数百名,夺获飞机两架,随即分数路追击北军。25日,湘粤军与扼守黄土岭之敌展开激战。赵恒惕亲临督战,指挥湘军从正面连续突击。北军慌乱败退,放弃黄土岭,分向萍乡、浏阳和株洲逃跑。湘军乘胜猛追,连克醴陵、株洲,前锋离长沙仅数十里。北军施从滨、张敬尧、张宗昌、李传业等师旅,纷纷向长沙、萍乡撤退,首尾不相顾,均溃不成军。经此一战,北军左路军几乎全军覆没,施从滨师仅剩七百余人,张宗昌混成旅只剩两营,李传业的安武军也伤亡过半,形势对北军很不利。
        但是,这时的陆荣廷却极力避免在长沙地区与北军主力决战,不仅不协同湘军进行大规模反击,且将接应湘军的部队撤退,以致丧失了重占长、岳的大好时机。5月1日,刘建藩不幸在株洲渡河时失足身亡。张敬尧一面急调进攻宝庆的田树勋旅退保长沙,一面率第七师和奉军一部前往株洲阻击湘军。这时,湘军突然失去勇将,加上腹背受敌,赵恒惕遂下令放弃株洲、醴陵。随后,田树勋旅攻陷宝庆,吴佩孚部连陷安仁、攸县和耒阳。至此,湘东的拉锯战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