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发起和领导的护法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光荣的一页。
        首先,“护法”口号充分体现了孙中山坚持民主主义法治,反对封建主义人治的光辉思想,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中国是个延续二千多年封建专制统治的国家,内部没有民主制度,缺乏法治观念和民主传统。“集会有禁,文字成狱,偶语弃市,是人民之集会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皆已削夺净尽”^[1]。皇帝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所谓“君命大于天”,“一正君而天下定”。孙中山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大声疾呼“民主”、“法治”的神圣不可侵犯,指出“国家治乱,一系于法”^[2],“共和国家,首当守法”,如果“约法毁灭,国会废弃”,势必恢复封建专制时代的“因人而治”,“燃人治已死之灰,播专制未尽之毒”,军阀武人借此“以天下私”,可以窃权盗国,残民以逞。但历史走向民主,法治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国法不容妄干,而人治断无由再复也”^[3]。他宣称护法的使命,就是要“纳举国之人于法轨,以自进于文明”^[4]。这种正义的呼喊,在我们这个古老国家里,其意义是极其深远的。
        其次,孙中山高举护法旗帜,以国会和约法为武器,用资产阶级民主法制、共和精神,反对专制,反对复辟,反对一切黑暗势力。这对于抵制北洋军阀的军事独裁统治,粉碎复辟帝制的阴谋,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诚然,孙中山的“护法”口号,没有提出和涉及有关中国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的根本任务,没有反映广大工农群众的迫切要求,因而不能吸引和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加。至于那个时候的旧国会,也并不能真正代表民意,只不过作为革命胜利后的点缀品,甚至成为某些政治集团相互角逐的工具罢了。凡此种种,注定了护法运动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失败。但是,当时的中国,中国工人阶级尚未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孙中山在政治上又找不到新的出路。他以国会和约法为武器,反对北洋军阀的独裁专制统治,坚持走民主共和国的道路,在中国人民尚未找到新的政治思想武器的历史条件下,就不失为一面战斗的旗帜,因而受到一切进步力量的拥护和支持。当海军南下护法的消息传来后,广东人民“于举国阴霾沉雾之中,忽睹霹雳青天之象,群情欢跃,莫可明言”。在广州长堤东园召开的广东各界欢迎海军南下大会上,到会者数万人,盛况空前。辕门以生花嵌成“扫除伪政府,拥护真共和”十字。爆竹声,万岁声、鼓掌声,“檐宇为震”^[5]。孙中山一声“护法”号召,在短短几个月内,护法斗争的烽火遍及全国十几个省份,“纵横于大江南北,如火如荼,一日千里,皆以拥护军政〈府〉为名”^[6]。但是在当时军阀专权的条件下,孙中山毕竟失败了。
        护法斗争的失败,主要有下列几个原因:
        第一,没有坚强的革命政党的领导。辛亥革命后,随着北洋军阀势力压迫的加剧,革命党人不断分化。中华革命党以至后来的中国国民党,出现了如孙中山所指出的严重情况:“维时官僚之势力渐张,而党人之朝气渐馁;只图保守既得之地位,而骤减冒险之精神,又多喜官僚之逢迎将顺,而渐被同化矣!”^[7]辛亥革命胜利后,许多投机分子混入革命队伍,“鱼目混珠”,大多数党员“都是以加入本党为做官的终南捷径”,并造成了宗派林立,成分“过于复杂”,“总是想做大官”^[8]。许多党员非但不支持孙中山,反而勾结军阀反对孙中山,广东军政府的改组,就是原国民党中的政学会与西南军阀相勾结而实现的。像这样一个组织不纯、四分五裂的革命党,是不可能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引导民主革命走向胜利的。
        第二,缺乏可靠的革命武装。在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但孙中山手中却没有掌握什么可靠的武装。这时候他的思想仍然停留在争取、利用旧军阀武装的阶段,不懂得用革命军队代替或改造旧军队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因而始终没有建立起一支用民主革命思想武装起来的组织严密的训练有素的革命军。在护法战争中,程璧光以北京政府海军总长的身份,率领一支舰队响应孙中山的护法号召,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震动。驻粤滇军张开儒、方声涛两个师以及广东省长朱庆澜交给大元帅直接指挥的二十营省防军,积极拥护和支持孙中山,当时也增加了军政府的威望。但也仅此而已,力量十分有限。北洋密探马凤池还在军政府成立以前,就断言护法运动的必然失败。他说:“查孙文定计在粤另立政府,所恃陆军势力,只有张开儒、方声涛及林虎一旅。林逆远驻雷州,形势隔禁,实仅张、方两师可资号召,他则魏邦平之警察兵可凑数耳。陆使(荣廷)、陈督(炳焜)均未附和。朱省长(庆澜)亦但利用彼党巩自己地位,决非乐从其诡谋。实力单薄,乌能成事。即幸而成焉,亦断断不能持久。”^[9]不仅如此,拥护孙中山的海、陆军还不断受到西南军阀的压制和排挤,以致程璧光遭暗杀,张开儒被囚禁,崔文藻(陆军次长)被枪杀,驻粤滇军和省防军被调离广州地区。这样,孙中山成了一名无兵可统、无将可依的名符其实的光杆司令。
        第三,西南军阀的破坏。早在孙中山宣布召开国会非常会议时,陆荣廷就曾表示:“中山拟在粤召集国会,恐难办到,不敢有闻。”^[10]孙中山当选大元帅的第二天,陆荣廷拒不接受元帅职,说什么“方今国难初定,应以总统复职为当务之急。总统存在,自无另设政府之必要。元帅名义,尤滋疑议”,“此举实不敢轻为附和”^[11]。他还致电唐继尧,密谋对军政府共同采取暂时虚与委蛇的骑墙态度,说:“粤另组军政府,殊难慊人意。此间事前已复电劝其审慎,未蒙采纳,刻已发生,亦且置之。”^[12]唐继尧的主张同陆荣廷完全合拍,对军政府采取表面上敷衍,实际上不合作的态度,同样不接受元帅职务。唐的拒不受职,是因为一怕得罪桂系,二怕结怨北方。他曾经说过:“此间所谓组织军府,非桂粤当局所愿。恐因此愈失其同情,转多窒碍,故决然辞去。”^[13]由于陆、唐拒绝接受元帅职,以致军政府六个部的总长,除张开儒延至1918年2月宣布就职外,其余五位总长均徘徊观望,始终没有就职而由次长代理职务。朱镜宙在《梦痕记》一书中写道:“自大元帅成立后,号令不出河南士敏土厂,各部总长均未就职,元帅陆、唐二公亦在观望中。大家无事可为,终日在长堤照霞楼俱乐部闲聊,或奕棋自遣。”^[14]1918年10月初,章太炎征得孙中山的同意,赴云南劝说唐继尧同孙中山合作。据负责接待章太炎的李宗黄回忆,唐继尧仅在10月7日接受章太炎带来的元帅印,但不肯举行就职典礼,表示他的处境远较广州方面复杂,同时他既已接受孙先生新颁发的印信,当然也就是承认军政府的设立,何必一定要举行典礼、授印、通电、开府^[15]?章太炎的记载说:“余至云南,蓂赓犹豫不敢受元帅印证。余谓五议员曰:‘不受,诸君为无面目,宜速归。余名义亦属军府,随君等去矣。’蓂赓始具礼受印证。然其文移号令,终自称滇黔靖国联军总司令,未肯称元帅也。”^[16]由此可见,唐继尧是在章太炎等中央代表半说服、半强迫的情况下,才勉强接受元帅印证的。当时的军政府,实际上是一座空架子,是一个毫无实权的“影子政府”。“军政府类似虚设,大元帅徒负空名,两元帅就职迁延,各总长意存观望。揆诸护法本旨,得勿相悖?”^[17]孙中山独力支撑军政府,内外遭受攻击,处境十分恶劣。他的护法主张,实际上一筹莫展。同时,军政府本身既无收入来源,仅靠海外华侨少数捐助,经济又十分困难。自部长、秘书、参军以至书记、事务员,每月均领零用钱二十元,有时还维持不下去,依靠廖仲恺多方筹款接济。如前所述,孙中山当时在上海的住宅就因此交由仲恺经手抵押过两次。莫荣新对大元帅府又处处刁难,以至发电不能用头等,不得挂账,只能用现款发四等电。孙中山派往各地的募兵委员和招到的新兵,也多为莫荣新的一伙所驱逐、逮捕或暗杀。当孙中山在忍无可忍,亲登军舰炮轰观音山督署时,唐继尧竟破口大骂是“胡闹已极”^[18]。正如章太炎所说的:“孙公与荣廷恶,权日蹙,命令不能出府门。”^[19]孙中山也自叹在粤“有同寄寓,军权吏治,失所挟持”,“艰难支撑一年之久,孑然无助”^[20]。他愤怒地指出:“护法军兴,战争连年,大功未竟,此中大梗,皆由桂贼缘敌为奸有以致之。”^[21]为了孤立陆荣廷,孙中山一度在策略上提出“护法必联唐”的口号,曾致电唐继尧说:“民国前途,希望惟在执事一人,尚冀毅力首出担当,则桂人自难立异,而他省亦可景从。苟达护法目的,文无不可退让。”^[22]但唐继尧不仅拒绝同孙中山合作,而且相反,与桂系军阀加紧勾结,策划西南各省联合会,排斥孙中山。1918年5月,莫新荣在唐继尧的纵容和支持下,强行夺了张开儒的兵权,并派兵逮捕了张开儒,杀害了陆军次长崔文藻。唐继尧称赞莫此举“处理甚为适当”,还要将张开儒押解回滇“依法处办”^[23]。这种明目张胆的破坏,使孙中山失去了驻粤滇军的支持,完全暴露了唐继尧借护法之名,搞割据之实的军阀本质。
        第四,军事上的难以作为导致战略上的失误。孙中山身为海陆军大元帅,但实际上几乎没有任何作战的指挥权。各个战场多半是各自为战,很少请示军政府,甚至根本不把孙中山放在眼里,因而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无法制订全国范围内的统一作战计划。无论是桂系还是滇系军阀,他们参加护法,主要是为了保存、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地盘,实行军阀割据,故对待和战的态度完全以本集团的私利为转移,根本不顾整个护法战争的全局。例如1917年11月20日南军占领长沙,北军处于前方崩溃,后援不继,直皖矛盾十分尖锐之际,孙中山坚决主张乘胜推进,攻克岳阳,进而夺取武汉,以造成逐鹿中原之势。但是,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军阀认为联军占领长沙后,其主要任务是看守老家两广地盘,因而按兵不动,忙于争夺权位,鼓吹一切问题等待谈判中解决,甚至带头宣布停战。唐继尧也对孙中山采取敷衍的态度,同样按兵不动,以致失去了攻克岳阳、会师武汉、问鼎中原的大好机会。正如孙中山所指出,陆荣廷、唐继尧之流,“其所以治兵西南者,迹彼用心,只欲分中央专制全国之权,俾彼得专制于二、三行省”。章太炎也于事后评论说:“原群帅所以怯于规鄂者,非兵力不任也。……徒以部落主义蔽其远略,广西(陆荣廷)不过欲得湖南,云南(唐继尧)不过欲得四川,借护法之虚名,以收蚕食鹰攫之实效,湘、蜀既得,而彼已偿初志矣。……外人徒见其宣布明申,慷慨自矜,而密电私议,实多不可告人之语。言和不过希恩泽,言战不过谋吓诈。里巷讼棍之所为,而可以欺大敌欤?要之,西南与北方者,一丘之貉而已。”^[24]这里,章太炎与孙中山一样,从各个军阀在和战问题上的尔虞我诈巧取豪夺的恶劣表演中,看到了近代封建军阀的欺骗性和残暴性,从而也得出南与北“一丘之貉”的结论。这个结论是相当深刻的,很有政治眼光的。
        孙中山发起领导的护法运动的失败证明:中国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旧民主主义的道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行不通。近代先进的中国人为寻找中华民族解放之路而不断探索、奋斗、前进。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就在当时也已经觉察到“护法断断不能解决问题”^[25],必须“重新开始革命事业,以求根本改革”^[26]。他斩钉截铁地指出:“北京政府不能代表这个国家,广州政府(指岑春煊、陆荣廷控制下的军政府)也同样不能代表中国。”^[27]他还说:“南北新旧国会概不要他,同时把那些腐败官僚、跋扈武人、作恶政客完完全全扫干净他,免致他再出来捣乱,从新创造一个国民所有的新国家”^[28],并坚决表示:“吾人从今日起,不可不拿定方针,开一新纪元。”^[29]不久,这个“开一新纪元”的历史时刻终于来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