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系唐继尧在西南军阀中势力最大,自称“东大陆主人”,他对国民革命军的迅速推进深感不安,适逢吴佩孚派刘震寰携函来滇,推举其为西南的最高元帅,要求他派兵直下两广,夹击国民革命军。当时,唐继尧也正有此意,便派王九龄、张淮翰等为代表,分别与吴佩孚、孙传芳联络,企图再次颠覆广州国民政府^[1]。8月12日,唐继尧复电吴佩孚,表示对其“讨赤”计划的赞佩,声称愿与吴“相与戮力神州”^[2]。其后,唐即迅速召集会议,讨论行动计划,但当时控制滇军实力的是昆明镇守使龙云、蒙自镇守使胡若愚、昭通镇守使张汝骥和大理镇守使李选廷,他们对1925年进攻广西失败一事记忆犹新,不愿再为唐继尧卖命。唐大失所望。10月,蒋介石通过何应钦与唐继尧的代表王绳祖联系,国民党中央并准备任命唐为国民政府委员,但唐要求给以“总制”的头衔,没有结果^[3]。
        多年来,唐继尧一直标榜国家主义和民治主义,特意重金聘请国家主义分子到滇,组织人员编写《国家主义十讲》,创办、出版宣传国家主义的刊物《滇事旬刊》。1926年12月25日,唐继尧借护国运动十周年纪念会之机,成立民治党,声称以国家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内谋统一,外谋独立”相号召,签名入党者有两千多人。他攻击国民党和共产党为“卖国政蠹”,企图仿效德国的独裁者俾斯麦(Bismarck)和土耳其的凯末尔(Mustafa Kemal Atatürk)^[4]。
        为了保证庞大的军费并满足穷奢极欲的挥霍,唐继尧军阀集团以苛捐杂税、摊派公债、滥发纸币、统运大烟等手段搜括百姓,使得云南民穷财尽,经济萧条。1926年,唐继尧命云南富滇银行增发纸币3860万元,省府借用2940万元,造成币值跌落,金融混乱。为摆脱金融危机,唐继尧又强制发行地方公债。其范围包括盐税、锡税、铜税、茶税、厘金、田赋等,一律以原征数为准,加一倍征收。初定加征两年,以后逐年发还一成,20年还清。这种并非志愿认购的公债,省府文件中也承认实际是预征借款。当预征钱粮课税案提交省议会讨论时,部分议员反对,但唐继尧强令照办,引起省内各界人士不满。
        此时,滇军内部在职位升迁、财源分配方面的矛盾日愈激烈。滇系实力派龙云、胡若愚、张汝骥等人的兵权都被削弱。各级军官的例行收入和空领兵饷等生财门路被唐继尧以明定缺额、点名发饷等方式堵塞,但唐继尧本人则通过亲信,控制金融、税收,随意收支,大烟税、烟酒税均有一部分交进唐继尧的私库。只要是亲戚、同乡,唐继尧不论资历、功绩,大加提拔。这就使非嫡系的军内外官员对唐继尧的不满日趋严重^[5]。
        早在1926年春,胡若愚、张汝骥就密谋反唐。二人于夏、秋两季同龙云反复磋商,龙云表示同意。10月3日,云南迤西各界要求联县自治,推举龙云、胡若愚主持军、民两政^[6]。在广西的原滇军将领范石生见形势可为,便一面和龙云、胡若愚的代表秘密接洽,一面发表讨唐宣言,招募兵员,组织定滇军,准备回乡^[7]。当时,蒋介石正专注北伐,劝范“暂时忍耐”^[8]。
        1927年初,云南民众反对唐继尧统治的斗争日渐高涨,广州国民政府决定由云南内部力量自行倒唐。以李鑫为书记的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特别委员会和以李伯东、张若谷等五人为委员的中国国民党云南临时军政委员会相互合作,加紧策动胡若愚、龙云、张汝骥等人。2月6日,士兵索饷,龙云趁机派兵堵截昆明各城门要道,密电胡若愚、张汝骥、李选廷及驻省各军围逼,一面派出代表,到省公署面见唐继尧,提出与国民政府联合等十二项条件。同日,胡若愚、龙云、张汝骥、李选廷四人联名通电,指责唐继尧“全出独裁,势同专利”,表示愿“外应潮流,内顺舆情”,拥护国民政府。通电邀各界代表至宜良协商善后,改组省政府,改良政治^[9]。唐继尧自知大势已去,被迫答应交出政权,改组省政府,查办宵小,解散民治党。史称“二六”政变。
        2月28日,四镇守使提出:改省长制为委员制,要有一个民意机构产生委员会;唐继尧不进委员会,但要予以安排。3月5日,有各界团体和有关人士参加的各界联合会,推举唐继尧为省务委员会总裁,胡若愚、龙云、张汝骥、李选廷、王人文、王九龄、周钟岳、马聪、张耀曾为省务委员会委员;顾视高、吴锡钟、尹守善、彭加猷、杨西敏为监察委员会委员。8日,云南省务委员会集体宣誓就职,推举胡若愚为省务委员会主席兼军政厅厅长。唐继尧处于有名无实的地位。他在云南的个人军事独裁统治自此结束^[10]。不久,唐继尧“忧懑吐血”,“偃卧月余”,于5月23日不治身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