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三日，丕白。岁月易得，别来行复四年。三年不见，《东山》犹叹其远，况乃过之，思何可友? 虽书疏往返，未足解其劳结。

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已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 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已为鬼录。追思昔游，犹在心目，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

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词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德琏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学足以著书，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间者历览诸子之文，对之抆泪，既痛逝者，行自念也。

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公干有逸气，但未道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仲宣续自善于词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无以远过。

昔伯牙绝弦于钟期，仲尼覆醢于子路，痛知音之难遇，伤门人之莫逮，诸子但为未乃古人，自一时之隽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后生可畏，来者难诬，然恐吾与足下不及见也。

年行已长大，所怀万端，时有所虑，至通夜不瞑，志意何时复类昔日? 已成老翁，但未白头耳。

光武言，“年三十余，在兵中十岁，所更非一。”吾德不及之，年与之齐矣。以犬羊之质，服虎豹之文，无众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动见瞻观，何时易乎?恐永不复得为昔日游也。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烛夜游，良有以也。顷何以自娱? 颇复有所述造不? 东望於邑，裁书叙心。丕白。

《又与吴质书》是曹丕有名的论文书札。吴质，字季重，济阴(今山东定陶县)人，曾为朝歌令，是曹丕的好友。这封信的写作背景是这样的：阮瑀于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病死。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曾有一次大瘟疫流行。这时，徐干、陈琳、应玚、刘桢四人同时病死。而这年王粲随曹操东征，也在途中病死。这样，建安七子都先后离开人世(孔融在建安十三年被曹操杀掉)。曹丕为了悼念友人的逝世，于是在瘟疫后的第二年，写了这封信。在信中，他叙述了建安文坛所发生的这一变化，缅怀昔日与友人 “行则连舆，止则接席” 的游宴盛况，并对他们的文章进行了评论。

全文一共分成四段。

第一段从篇首至 “未足解其劳结”，叙述了与吴质分别后的怀念之情。作者开篇感叹时光易逝。他与吴质“别来行复四年”，吴质是他的好友，自然是思念已极，再加上在这四年中，曹丕身边的友人相继死去，更增加了他对幸存友人的思念。他们虽然“书疏往返”，但未能解除思念之劳。其离愁别绪，难以表达。这一段，虽然只是简短的几句文字，但却表达了他们之间真挚、深厚的情谊。

第二段，从“昔年疾疫”至“可复道哉”，叙述了以前与徐、陈、应、刘等人的交游及其数年之间零落略尽的情况，表达了自己的伤感。

作者首先对“昔年疾疫”中，“一时俱逝”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等交友的深切悼念。他们的“一时俱逝”，使曹丕感到痛不堪言。在极度伤感之中，自然使他追忆昔日与交友的游宴盛况。他同这些友人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朝夕相处，情同手足，从未有“须臾相失”。他们常常在一起传杯敬酒，当“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之时，就仰而赋诗，可谓其乐无穷。但“当此之时，忽然不知自乐也”，信为 “百年已分，可长共相保”。作者以 “亲故”的情谊，对友情的珍视，可以说是凝于笔端，溢于言表。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哪里料到，数年之间，这些友人“零落略尽”，时至今日，只剩下自己一人。昔日的欢宴景象再也不会出现了，抚今追昔，怎能不使他忧伤感叹!为了悼念亡友，他便“撰其遗文，都为一集”，但 “观其姓名，已为鬼录”，“而此诸子，化为粪壤”，睹文思人，其文存人亡，则更增加了他的伤感和对死者的怀念。

第三段，从“观古今文人”到 “然恐吾与足下不及见也”，写对建安七子文章的评论及其对亡友的怀念。

这段一开始，指出一般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以此突现七子与众不同。接着，对徐干等人的人品和创作进行了颇有见地的评论。在评论中寄托了作者的哀思。诸如： 徐干 “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是一位 “彬彬君子”，他的文章能自成一家之言，“词义典雅”、“足传于后”，可谓是 “此子为不朽矣”; 应玚很有文采，但 “美志不遂，良可痛惜”; 陈琳“章表殊健，微为繁富”;刘桢的文章有豪放的气势，只是不够精炼有力。但他的五言诗 “绝妙时人”;元瑜 “书记翩翩”，使人读之非常愉快;王粲 “善于词赋”，只是其体气不强，文章的气势不够豪放有力，但他的独到之处，“古人无以远过。”

从这些评论中，可以看到，作者确实抓住了每个人的创作的特点。对他们文章的长处和短处进行了实事求是、颇为公正的评论。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这对后来的文学评论和文学创作起了很大的影响。

在评论这些创作的同时，作者更加体会到人才难得，知遇不易的道理。因而，他颇有感叹地写道：“伯牙绝弦于钟期，仲尼覆醢于子路。”并指出建安七子虽“未及古人”，但终究还是当时杰出的人才。他深深地叹惜：“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后来人是有希望的，又 “恐吾与足下不及见也。”可见，曹丕对七子才能的看重及其失去七子后的悲痛。

第四段，从 “年行已长大”至篇末，慨叹年华易逝，悟出 “少壮真当努力”的道理。

作者在“历览诸子之文”，悼念友人的时刻，自然产生了一种时间易逝，人生无常的慨叹。他感到自己“年行已长大”，因而“所怀万端，时有所虑，至通夜不瞑”，人未老而心先老，并引用光武之言自比。接着，作者用 “以犬羊之质，服虎豹之文，无众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形象的比喻，来说明自己是无德无才之辈，一方面作为自励自警，一方面表现对昔日宴游无拘无束生活的向往。但逝去的时光不会再复返，“年一过往，何可攀援”，在感叹时光易逝的同时，认识到 “少壮真当努力”的道理。另外，从友人亡去，而著述尚存的现实中，也更加使他认识到文章乃“不朽之盛事”，应当珍惜时间，努力著述，这些都是很可贵的态度。也许正是基于这种原因，才使他努力创作，并且进行了多种体裁形式的尝试，终于成为我国文学史上一位很有成就的作家。

这是一篇书信体散文，感情真挚、深切，抒情成分浓厚。信中无论是对写信对方的情感，还是对诸子的情感，都很凄惋、悱恻。而且这种情感的抒发，是毫不掩饰的。特别是对诸子的悼念，更是恻恻动人。如“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 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观其姓名，已为鬼录。追思昔游，犹在心目，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读来荡气回肠，催人泪下。

作者在抒情中，又把叙事、议论很好地结合起来，使之成为一篇富有情感的论文书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