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土。惟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彫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集诸儒于肃城门内，讲论大义，侃侃无倦。

建安二十二年，中原一带瘟疫流行，一时之间，曹丕的好友徐干、陈琳、应玚、刘桢等文人才士相继病故。在这种情况下，曹丕担心自己也会横遭夭亡之灾，于是给素所敬重的王朗写了这封书信。除了《三国志·魏志·文帝纪》注引自 《魏书》的这段文字外，《初学记》、《太平御览》等类书也引录过《王朗书》的只言片语，不过内容与此信似不相关，可能是曹丕写给王朗的其它信件的片断。

曹丕在《典论》这部学术专著的《论文》篇中曾郑重主张：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与王朗书》的内容与《典论·论文》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但在给亲友的书札中叙及文学见解，在曹丕之前尚不多见。因为是书信，自不同于学术论著，其中可以纵意抒情，又可以随便叙事，也不妨杂以随感式的文学议论，因而形成独特的文风。

起首四句表达了作者以有限的生命追求永恒的强烈愿望，蕴含着深刻的哲理。相对于大宇宙来说，人生实在太短暂、太渺小。“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土”可以说是对自在之人生的简明概括。死亡是人人都不可逃脱的必然归宿，但通过努力却可以使人的声名永垂不朽。其途径一是立德扬名，二是著述篇籍，留传后世。面对疫疠数起的悲惨现实世界，曹丕清楚地知道，自己也是凡夫俗子，肉体凡胎，岂可保准得尽天年? “余独何人，能全其寿”两句既含有对亲朋故旧的痛惜，也含有行将自悼的悲哀。所以他抓紧时间把自己写的《典论》及诗赋百余篇编撰成集，以备流传后世。同时又召集诸儒在肃城门内，讲论文章大义，侃侃而谈，竟无倦色。因为此信残佚，虽不知所谈为何，但据《典论·论文》等篇来看，大约也不外乎“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此信因系有感而发，故而虽有文章不朽的高谈阔论，但感情真切自然，哲理意味浓郁，所以也颇有激动人心的鼓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