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 “家有弊帚，享之千金。” 斯不自见之患也。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已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 ，而作论文。

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 《初征》、《登楼》、《槐赋》、《征思》; 干之 《玄猿》、《漏巵》、《圆扇》。《桔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

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闇于自见，谓己为贤。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 《易》，周旦显而制 《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

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干著论，成一家言。

《典论》是曹丕的一部学术性论著，一共二十篇。今仅存《自叙》和《论文》两篇。《典论·论文》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现存最早的一篇文学批评专论。在此文中，作者指出了文人的通病，对建安七子的作品进行了中肯的评价，对各种文体进行了探讨，并且论述了作家和作品的关系、文章的地位和功用，劝勉作家要珍惜时光，努力著述。《典论·论文》开创了文学批评的新风气，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本文首先批评了“文人相轻”的陋习。文章一开始就开门见山地指出文人的通病，即“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并以班固藐视傅毅为例，用来说明这种陋习是由来已久的。班固是东汉人，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傅毅也是东汉人，文学家，章帝时为兰台令史。超，即班超，东汉时期的军事家。班固轻视傅毅，曾给其弟班超写信，说傅毅因为会写文章而做了兰台令史，但他写作起来没完没了，不能很好地驾驭文字。曹丕对这种“文人相轻”的陋习，不仅持鲜明的反对态度，而且认真地分析了产生这种陋习的原因。作者认为“善于自见”是产生“文人相轻”之病的主观原因，就是说，人们善于看见自己的长处，而看不见别人的长处。而人又“患闇于自见”，即无自知之明之病，总认为自己的文章是最好的，不见自己之所短，而只见别人之所短。事实上，任何一个作家，都很难成为一个兼擅的“通才”，“文非一体，鲜能备善”。但各个作家往往很难认识到这一点，在当时文坛上形成了“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的局面。这样，文人才皆矜才自负，就不可避免地要相互 “轻视”，互不服气。

作者还认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是产生“文人相轻”的客观原因。“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就不能公允切实地展开文学批评，就会出现 “相轻”之病。只有用 “审己以度人”的态度，才能讨论文学问题。“审己以度人”，即先检查自己，客观公正地对待自己，然后才能去衡量别人。只有这样，才能免除文人相轻而无自见之明的负累和毛病。“审己以度人”、“免于斯累”，也正是作者写作 《论文》的目的。曹丕不仅是这样提倡的，也是本着“审己以度人”的态度去实践的。他对建安作家在各体文章写作上的长处和短处，进行了客观公正的评价，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这种评价在当时是极为难能可贵的，为文学批评起了一个率先垂范的作用。

在《论文》中，作者对各种文体进行了论述，提出了四科八类的客观标准。他论文体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本”，是指各种文体在写作上的基本规律。“末”，则应指各种文体的表现手法、风格等。各种文体在写作上有基本的共同规律，但在表现手法、风格上各有差异。为此，作者区分了四种文体不同的特点。奏议，要典雅;书论应当把道理说得透辟;铭诔应注重真实;诗赋要写得华丽。这种分析虽然很简略，但在当时极为重要，为各种文体的创作和批评提供了一个初步的客观标准，并指出由于文体各有特点，因而作家互有短长，作家往往偏长于某一方面，“唯通才能备其体”。在此基础上，作者又进一步地探讨了作家和作品的关系，并且非常重视创作个性。他提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这里提出的所谓文气，是指作家的“才性”。由于作家的才性不同，那么，反映在作品中，自然就形成了作品的不同风格。换言之，作品风格的形成是取决于作家的 “才性。”他称 “孔融体气高妙”，“公于有逸气”(《与吴质书》)、“徐干时有齐气”，就是指他们作品中表现的才性。当然，曹丕的文气说，过分强调了作家的主观性，忽视了作家的后天学习和实践，这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缺点，但更为值得我们重视的是，他触及到了作家的个性和风格问题，表现了他对创作个性的重视。这也正是建安时代精神在文学思想上的一种具体表现。这对后代风格的形成与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

在此文中，作者又强调了文章的价值、地位、作用。他说：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认为作家可以 “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由此可见，曹丕肯定了文学的独立地位，认为文学本身具有不朽的价值，给予文学创作以极高的评价，指出作家可以独立获得不朽的途径。这在曹丕以前是从未有过的。在汉代，帝王曾视作家为 “倡优”，视辞赋为 “博弈”，曹丕与之相比，要有远见得多。曹丕的这一理论和观点，对促进建安文学的繁荣和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文章的最后，作者又勉励文人努力创作，应该 “贱尺璧而重寸阴”，不受 “饥寒”、“逸乐”的干扰，要强力著述，以使 “声名自传于后”，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文人的创作无疑是起着很大的鼓励作用。不足之处是作者把文学只看作个人名垂不朽的工具，未能充分指出文章的社会作用。

总观全文，作者善于议论，见解卓越，其中不论是对文学观点的阐述，还是对文人作品的评价，都简明中肯，不失为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