仆夫早严驾，吾将远行游。远游欲何之?吴国为我仇。将骋万里涂，东路安足由?江介多悲风，淮泗驰急流。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 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

这是一首言志之作，表达了诗人欲为统一天下而驰骋疆场，建功立业的志向。此诗创作的时间大约是黄初四年，与《赠白马王彪》的写作时间相近。黄节云：“植于黄初四年徙封雍丘，来朝洛阳，欲从征孙权，不愿东归，故曰 ‘东路安足由’ 也。” ( 《曹子建诗注》)

诗篇开端语气平缓地叙说道：“仆夫早严驾，吾将远行游。”严驾，指整治车马。车夫早已备好了车马，我将开始远行。此时曹植在京城洛阳。据《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载：曹丕即位，植以临菑侯与诸侯并就国。黄初三年，贬安乡侯，其年，改封鄄城 (今山东省濮县东)侯。三年，立为鄄城王。四年 (公元223年) 徙封丘，其年朝京都。那么诗句中所说的 “远游”，是回到封地鄄城，还是要赴往他方?这自然给读者留下了一个悬念。为了更突出地表现他要远游，诗中运用了一个设问的句式：“远游欲何之?”远游要到哪里去呢?这一设问句式的运用，不仅使诗篇显得起伏跌宕，而且自然地引出他的理想壮怀：“吴国为我仇。将骋万里涂，东路安足由?”吴国是我的仇敌。可见，诗人所说的 “我将远行游”，是要去平定东吴。他慷慨激昂，要驰骋万里，认为东归的路涂不值得一走。东路，是指从洛阳向东回鄄城的路。曹植生于乱，长乎军。早年曾随其父曹操，东征西讨，从而培植了他强烈的功名事业心。这在他的《白马篇》、《薤露行》等许多诗篇中都有所体现。“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是他发自肺腑的心声。就是在他生活后期，虽然遭到猜忌和迫害，但献身于统一大业的壮志仍未泯灭，时刻没有忘记“吴国为我仇。”他后来在 《求自试表》中也说：“方今天下一统，九州晏如。顾西尚有违命之蜀，东有不臣之吴。……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诏，效臣锥刀之用，使得西属大将军，当一校之队;若东属大司马，统偏师之任，必乘危蹈险，骋舟奋骊，突刃触锋，为士卒先。”足见与此诗中所表现的思想是一贯的。他期盼能在疆场上驰骋，不愿回到封地，作 “圈牢之养物”。从“东路安足由”句中足见诗人此时内心的愤慨与不平。七、八两句则是描写征吴途中所经之地。“江介多悲风，淮泗驰急流。”江介，即江畔、淮泗，指淮水和泗水，这是南征孙权必经之地。长江之畔风声凄厉，淮水和泗水湍险流急。这是诗人的想象，但从其描写的壮观的景致、磅礴的气势来看，仿佛诗人雄姿威武、胆气纵横地置于长江之畔、淮泗之滨，要渡过那湍急的水流，一举攻下孙吴。其宏伟的气魄，坚定的意志，溢于言表。但接着，诗人那激昂的情绪急转直下。“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想要一下子飞渡过江，可惜没有船只呀!这里诗人是慨叹自已没有凭借。他想要渡江杀敌，可不为朝廷所用，又怎能“乘危蹈险，骋舟奋骊，突刃触锋，为士卒先”?一个壮志满怀之人对此怎能不愤慨、不悲叹! 因此在诗篇的最后，诗人大声疾呼：“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闲居不是我的志向，我时时不忘国家的忧患，甘心情愿奔赴疆场。诗人进一步表明了不甘于闲居，欲建功立业的心志。正如后来他在《求自试表》中所云： “如微才弗试，没世无闻，徒荣其躯而丰其体，生无益于事，死无损于数，虚荷上位而忝重禄，禽息鸟视，终于白首，此徒圈牢之养物，非臣之所志也。”此诗虽然仅有十二句，但诗人那壮志满怀，慷慨激昂，欲为国捐躯赴难的高大形象跃然纸上。

慷慨悲凉，意气隽永，直抒胸臆，这是建安诗歌总的格调，但在此诗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诗篇开端就言整装待发，驰骋远游，接着就写征伐孙吴，统一天下，意气昂扬，壮怀激烈。但又为没有机会报效国家而悲叹，最后又表示决不虚度岁月，实现壮志，悲壮雄健之气多么的强烈。特别是那“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的诗句，可以说是掷地有声，表达了建安时代的最强音。此诗诗句跌宕起伏，富于变化，音韵和谐，极好地抒发了诗人的情怀，因而也极富有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