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考建世业，余从征四方。栉风而沐雨，万里蒙露霜。剑戟不离手，铠甲为衣裳。

这首诗不能推究创作时期，列入编年诗之外。原见于 《太平御览》，没有题目，所以集者题之为 “失题”。作为建安时期重要作家的曹植，在古今读者的心日中留有鲜明的印象：他是一个风流儒雅的文人才子，又是一个倜傥不羁的王公贵胄，也是一个抑郁难伸的远窜逐臣。然而，我们还不能忽略，曹植还有另外一种生活经历，另外一种形象，那就是，他曾经是一个披坚执锐征伐四方英姿豪迈的青年武士。不过，反映这种生活的诗文在他诗中并不多见。这首诗，诗人叙写自己的从军生活，塑造了自己威武骁勇的形象，反映了自己生活的另一个侧面。

诗有遗脱，仅存六句，可分为三个层次。首先，诗人从曹氏创建大业的高度，述说了自己从军生活的意义：“皇考建世业，余从征四方”。这两句写得气宇轩昂，极有气魄。皇考称自己的父亲，指曹操。“建世业”，即是创建大业。这三个字高度精炼地概括了曹操后半生的经历和功业。他于献帝初平初年，参预讨伐董卓，后来镇压黄巾军，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又做为群雄之一逐鹿中原。建安元年 (公元196年)，他又迎献帝到许都，“挟天子以令诸侯”，接连击败各路军阀，统一了中国北方，做丞相，封魏王，在维护汉王朝的名义下，建立了曹魏政权。曹操作为一世的英豪，确实建立了历史功绩，为后来魏、晋的统一事业奠定了基础。曹植少有壮志，渴求建树功业，对此自然感到荣耀，并深受鼓舞，因而，他不无骄傲地宣称：“皇考建世业”。而在曹操晚年南征北战的生活中，曹植又经常跟随其侧。如诗人自己所言，“生乎乱，长乎军。”也正是艰苦豪迈的军旅生活，培养了他的功名事业心。建安十一年 (公元206年)，曹植十五岁，即开始从征。曹操的 “东临碣石”，北征乌桓，南征刘表，东征孙权，西征张鲁，等等战事，曹植都在军中。如他在《求自试表》中所言：“臣昔从先武皇帝，南极赤岸，东临沧海，西望玉门，北出玄塞。”一句 “余从征四方”，正是多年征战生活的概括。皇考的征战创立了曹氏的王业，那么，自己的随军从征，自然也是一种非凡的业绩。所以，诗句中饱含着诗人对自己曾为曹家的事业奔走效劳而感到的荣耀和自豪。

怀着这种荣耀和骄傲，诗人开始描述那艰辛而雄壮的征战生活。他首先想到那累月经年，长驱万里的远征： “栉风而沐雨，万里蒙露霜。”曹植随军时，北部中国已经统一，所以每次出征，都是征伐黄河流域以外，东部、西部、北部的割据势力或盘桓于边远之地的少数民族政权。因而，道路十分遥远，往往是秋末或冬初出发，而次年春末或夏初回返。若路程再远，还要经历更长的时间。如建安十二年曹操北征乌桓，初夏，他从邺城率军北上，八月至辽西，征战获胜，九月回返。次年春才回到邺城。历时十个月。建安十三年秋七月，曹操又南征刘表，九月到新野，刘踪降。这两次出征，曹植都在军中。又如建安十七年冬，曹操征孙权，第二年四月才返回邺郡。返邺途中，曾遇霖雨，曹植作 《愁霖赋》，叙写北行时，在朔风霖雨中行军，军车盘桓，战马踯躅的艰难情景。曹植这两句诗正是突出了曹魏这种劳师远伐的征战生活的特点。“万里”一词，集中写途程之远，长途跋涉，鞍马劳顿，真是“靡室靡家”，“不遑启居。”栉风沐雨，蒙受霜露，又写出野外行军、扎寨，餐风宿露的种种甘苦。风霜雨露，包括了一年四季，而栉、沐、蒙这样的动词，又非常形象，写出空旷的荒原山野间烈风吹袭，雨水倾注，霜露凝结的种种景象，别有一种苍凉悲壮的情味。

征战生活不仅有出征跋涉的艰苦，更主要的，还有交战的紧张和激烈，因为它是“兵家之争”，是“兵戎相见。”下面诗人就描述了征战生活的这一个侧面：“剑戟不离手，铠甲为衣裳。”这两句使人想到军中严格的操练和阵前激烈的厮杀。而剑不离手，铠甲为衣，又写出这操练与厮杀的频繁和持久。诗人出语庄重，情辞慷慨，我们恍如眼见一位身着戎装，手执利刃的勇士。曹植确实很有一些尚武精神，他不仅多次从军，有时还奉命留守。这时，他便点禁兵，卫官省。自己“荷长戟而先驱”，后面“从羆熊之武士”(《游观赋》)。曹操的后半生，征伐不已，开创基业，并希望能进而统一天下，曹植也深受其父的影响，以巩固发展曹魏政权为己任，这两句诗正写出诗人十年间的作为和献身精神，他的功业，正在其中。至此，诗篇并未写完，但，诗句残缺，我们不能据此更多了解诗人这方面的生活和思想。但，我们已经完全可以确认，写诗作赋“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曹植，也曾经是一个随师远征、出入疆场的勇士。这样，我们对他前期作品中的洒脱，豪迈，后期作品中的的抑郁、愤懑，都会有更加深入的认识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