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明辟之渥德，与游轸而西伐。过京邑以释驾，观帝后之旧制。伊吾侪之挺劣，获载笔而从师。无嘉谋以云补，徒荷禄而蒙私。非小人之所幸，虽身安而心违。庶区宇之今定，入告成乎后皇。登明堂而饮至，铭功烈乎帝裳。

据《三国志》本传及裴松之注记载：建安中，徐干为曹操司空军谋祭酒掾属，五官将文学。聪识洽闻，操翰成举。于建安二十二年 (公元217年)。在此前，曹操率兵西征有两次：一次是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西征韩遂、马超;另一次是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西征张鲁。本篇所称“西征”，究竟何属，因史料不足暂难断定。不过作者从师出征却是赋中所明确表白。本篇写作者愿为统一国家而建立功业的强烈愿望。

“奉明辟”六句，写从师西征的喜悦。

“奉明辟之渥德，与游轸而西伐。” “明辟”，贤明的君主。此指曹操。“渥德”，厚恩。“轸”，车也。言我承蒙明君之厚恩，将以随车驾西征。此二句表现作者随师西征之极高热情。

“过京邑以释驾，观帝后之旧制。”“京邑”，指洛阳。东汉建都于此，汉灵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农历二月，董卓劫迁天子献帝都长安，三月董卓焚洛阳宫庙及人家。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七月献帝还洛阳，暂住故中常侍赵忠宅，使张杨缮治宫室，名殿曰杨安殿，八月帝乃迁居。曹操遂迁帝于许昌。(见《武帝纪》与裴松之注)“旧制”，从前的典章制度。此二句言，经过当年的京都洛阳城而即停下车乘，以观看洛阳城的各种典章制度。这表明： 对于京都因军阀混战而遭破坏不无惋惜之情。

“伊吾侪之挺劣，获载笔而从师。”“载笔”，携带文具记录王事。《礼·典礼》上： “史载笔，士载言。”《注》，“笔，谓书具之属。”《疏》，“史，谓国史，书录王事者。王若举动，史必书之;王若行往，则史载书具而从之也。”在此，指携带文具为曹操从事记录、书写与出谋画策。此二句言，我们获得这种从师记录书写职务，都挺身而奋力从事。再次表现出作者从师西征的极高热情。

“无嘉” 四句，写对曹操感恩。

无嘉谋以云补，徒荷禄而蒙私。非小人之所幸，虽身安而心违。”“嘉谋”，善谋。“补”，补阙，补救缺失。“禄”，官俸。“小人”作者自谦之词。此四句言，我本无良好的谋略以供补阙，而是徒然随蒙你(曹操)的奉禄与偏爱。这并非是我的希望，所以身虽安而却违心。这表现了对曹操的知人善任之感戴。

“遮区宇” 四句，写为统一国家建立功业的宏愿。

“庶区宇之今定，入告成乎后皇。”“区宇”，谓疆土境界。“后”，谓君，“后皇”，即皇帝。此二句言，希望今天天下平定，回朝禀报皇帝：统一天下的大业已经成功。

“登明堂而饮至，铭功烈乎帝裳。“明堂”，古代帝王宣明政教的地方。凡朝会、祭祀、庆赏、选士等大典均在此举行。“功烈”，勋绩。此二句言，统一国家的大业告成之时，必当登上明堂，群臣宴饮，依功论赏，刻石记功勋于朝廷。表现了作者渴望国家统一，并为之建立功业的宏愿。

若依汉代大赋铺张扬厉的传统，《西征赋》这一题目，可以将《西征》的规模写得十分宏大，情景写得十分庞杂。可是，作者发扬东汉以来的抒情小赋的传统，重在抒情，摒弃铺张扬厉，只要把自己急于表达的思想感情抒发出来，即足矣。所以本篇篇幅写得十分简短，本篇共分三个层次。前六句为第一个层次，抒发作者随师“西伐”的喜悦;中四句为第二个层次，写对曹操知人善任的感激;后四句为第三个层次，写自己为统一国家建立功业的强烈愿望。其结构层次与思想感情，分明了然。对“西伐”的战争经过情景毫无涉及，然而作者上述思想感情却完全表达出来。这证明作者善于选择适当的场面与内心活动，以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而且语言十分平易朴实而简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