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章是存在于三维空间的六面立方实体。在这个微型立方体上,可以负载、包容多种门类艺术成分。因此,印体可说是华夏文化中一种微型综合艺术。这种综艺文化之美,可分为以下诸层次:
        印体工艺与印钮雕刻
        未经镌刻的印体,只要是经过精心制作的,就应承认它是一种工艺美术品。它体现了中国工艺美学“材有美,工有巧”(《考工记》)的要求,体现了匠心巧手的对象化。就印体的立面结构来看,不但其规整实体普遍地呈现出平滑、光润、均衡、敦实、稳重而又不乏变化的种种形式感,而且套印(子母印)、带钩印等,更特殊地凝聚了艺术的奇思巧工。印体虚其中以纳小印,内外相套,这种套印除双套外,还有三套、四套等多种形式。大小依次排成系列的印体均可供多面篆刻,又可套而为一,压缩了众多印章的空间体量,既节省印材,又便于携带和分别使用,这就使工艺美指向合目的性的善。至于带钩印,其可供篆刻的印面虽小,但带钩的弧曲形造型优美,并能融示信、佩饰于一体。这类特殊的印体,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时的文化风尚和审美情趣。印体工艺,是印体综艺文化的物质载体。
        印钮雕刻,这是印体综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印钮的形象品类繁多,动物有螭、虎、龟、狮、龙、凤、蛇、兔、羊、马、橐驼等;近似器物的有圭、瓦、环、泉、覆斗等;近似建筑的有坛、台、桥、亭等。这类圆雕,既灵动有致,又沉静庄重,富于装饰风味。古代的子母套印,还常和印钮圆雕结合成更美的工艺品,如“母印钮铸母兽,子则子兽,套成母抱子状;或子印作兽首,母印钮作身,套之而完印”(陈克恕《篆刻针度》)。这又是何等精巧的艺术构思!印钮除圆雕外,也有浮雕。如圆顶的印体,其上因势刻为峦头,四周断之以云纹,给人以缥缈浮动之感;再如方顶的印体,薄刻方袱,镂为文锦,四裔分垂作襞褶纹,给人以庄重华严之感。这类“薄意”,装饰性强,又都体现了浮雕“因其所宜”的美学原则。
        印面文学与印边款识文学
        抒情言志印的印面所刻文字,大抵为流自心田的文学语言,可称为印面文学。在方寸的印面之上,它一般只有几个字,数十字较为罕见。然而正因为字数有严格限制,故文字必须高度浓缩,但是又能见出印主人或篆刻家主体的心态。这一论述也适用于印面文学的抒情性质。如吴让之所刻“丹青不知老将至”,借杜诗言志,既表达了进入老境时的特定心态,又表达了沉湎艺事而矢志不渝的专一信念。赵之谦所刻“为五斗米折腰”,一反陶渊明语以自况,实为调侃之笔,牢骚之语,聊吐胸中闷塞之气。抒情言志的印面文学,最突出地体现了分散性、个别性、瞬间性的特点,它比起抒情诗来,更不易见出审美主体的完整生活。但如把一位篆刻家或书画家一生的抒情言志印有序地串连起来,就有可能窥见其生活的大体。黄俶成的《从八十方印章看郑板桥》一文,根据印面文学可能“散”中见“整”的特点,选择了郑燮这个典型,勾勒了这位艺术家的“身世”、“政治抱负和仕途生涯”、“艺术思想的渊源”、“艺术特点和文学主张”等,这是很有意思的。当然,对于印面文学,个别的、片断的孤赏也是有价值意义的,正像欣赏一首唐人绝句即有所得,而不必尽读诗人全集一样。
        再论款识文学。“款,刻也;识,记也。”(《汉书 ·郊祀志》颜师古注)印章的款识的发生,无疑是受了绘画题跋的影响。印章的款识,可以刻在印体四边侧乃至顶部,故称边款或旁款,其中以文学语言刻记的,称为印边款识文学。在印章文化史上,据记载,第一个大量地采用花乳石治印而大开篆刻风气的,为明代文彭。由于他刻了一些抒情言志印,因而据此推断,他也有可能刻较长的印款。传为文彭所刻“琴罢倚松玩鹤”的边款,有八十余字之多,描叙兼至,情文并茂,堪称即兴式的随感文学、生活小品。这种小品文学,极大地突破了印面文学的字数局限,取得了散文式的自由。到了清代,此类印款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表现,均比印面文学远为丰富。它以石作纸,以刀为笔,举凡叙事、状物、说明、议论、抒情、客体的物事和主体的情思,无不可自如地表现。如邓石如“江流有声断岸千尺”的款识写道:“一顽石耳。癸卯菊月客京口,寓楼无事,秋多淑怀,乃命童子置火具,安斯石于烘炉。顷之,石出幻如赤壁之图,恍若见苏髯先生泛于苍茫烟水间。噫,化工之巧也如斯夫!兰泉居士,吾友也,节《赤壁赋》八字,篆于石赠之。邓琰又记,图之石壁如此云。”这种恍惚幻化的思维活动,真可用“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神用象通,情变所孕”(刘勰《文心雕龙·神思》)来形容了。这篇隽永的小品文,叙述简洁,情感淳浓,神思飞越,妙语如珠,表达了艺术家的雅趣文心! 沙孟海论印款曾指出:“画款有题诗词韵语的,印款同样可以。赵之谦对印款极为重视,有时作骈偶数联,名隽可喜,曾经传诵一时。过去有人先辑名家印款成为一本,如魏锡曾辑《砚林印款》即是,说明印款也是一种文艺作品。”印边的款识文学,还有说明、烘托、深化、生发印面文学并弥补其不足的审美功能,正如画上题跋对于画面一样,“画亦因题益妙,高情逸思,画之不足,题以发之”(方薰《山静居画论》)。邓石如著名的“江流有声断岸千尺”一印,是在怎样的动机下创作的,当时的审美心态如何,有着怎样的文学意蕴……这在其边款小品中均能见出,它能帮助人们对印面文学及其篆刻艺术美的欣赏,真可谓印章因题而益妙。
        款识中的书法与绘画
        书法、绘画向印体综艺文化的生成,可分两个层面:一是印面的书画,如文字印所刻的文字离不开书法,肖形印所刻的形象离不开绘画,这均留待后论;二是印边的书画,如镌刻印款离不开不同书体的艺术表现,篆刻家有时兴之所至,还刻下绘画形象,这构成了印体或款识中的书画成份。
        边款书法,用篆书刻的最少,因为印面的篆刻一般都用篆书。印款以阴刻行书、草书最多,因为易于落墨奏刀,迅疾地抒写情志,并在书体种类上与印面篆书相区别、相映衬。如传为文彭的“琴罢倚松玩鹤”的边款,就出之以流畅秀丽的行书;邓石如“江流有声断岸千尺”的边款则用信手镌刻的草书,从中可见篆刻家创作时激奋的心情。隶、楷书也有用以刻款的,桂馥“米谷”印的边款,就是字迹清秀,排列齐整的隶书,而丁元公“三余堂”、“随庵”两面印的边款,则用工整的小楷刻了一首词,达到了书、词兼美的境地。清代篆刻家中,邓石如特擅信手镌刻多种书体,其“意与古会”的印款,小序用风格方正平满的隶书,铭文用古拙盘曲的大篆,署款则用章草风味的草书,三者浑然一体,朴茂多姿,古趣盎然,与印面“意与古会”之意契合,为不可多得之作。
        镌刻边款最富于创造性的,当推赵之谦。他首创以魏碑书法入款,如“仁和魏锡曾稼孙之印”,其边款用有界格的阳刻,六字构成章法精到的一幅,印体另一边还刻有“嵩山少室石阙汉画像之一”的“走马角抵戏形”图,一人倒立在奔驰的马上,表现了高超的杂技艺术,上下又均有文字款,整幅作品虚实相生,形成绝妙的构图。这套别出心裁的印款,可谓印章文化史上的杰构。他在有些印章的边款中,也常引入汉石刻绘画、北朝“造像”和北朝碑版书法,令人想起《龙门十二品》之类的题刻,这都极大地丰富了印体综艺文化。当代篆刻家钱君匋,研究和发展了赵之谦的边款艺术,其“钟声送尽流光”一印,边款加顶款,五面以画格隶书刻下记事长款,计一百八十九字,风格清新可喜,令人想起汉代的隶碑,堪称微型的“隶碑”,亦属印体综艺文化的一个创造。
        按中国传统文化习惯,钤印用红色,拓款用黑色,二者在白色的纸面上,汇成三色交映之美,它也是体现了历史积淀的印体综艺文化的又一种“有意味的形式”。
        印体综艺文化的美学系列,是以具有明显物态文化性质的印体工艺为始基的;由此顶端常饰以开始脱离物态文化而走向意态文化的雕刻;印体边侧如果镌以绘画,其意态文化性也是较明显的;印体综合艺术中居于上层的,是作为边款的书法特别是文学,它们具有灵活自由的纯意态文化性质;至于印面文学,其性质也与之相当,但地位更为显要;再加上作为印体冠冕的篆刻——文字印、肖形印印面所刻篆文、图像,小小印章可说是洋洋乎繁茂的综艺大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