隶书之名最早见于东汉。班固 《汉书 ·艺文志》:“(秦)始造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许慎《说文解字·叙》:“秦始皇初兼天下,……大发吏卒、兴戍役,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趋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长期以来,人们由此认为隶书起源于秦代,并试图在秦代文字中寻找秦隶的存在。在本世纪七十年代初之前,人们也似乎寻找到了秦隶一权量诏版书。直至1972年,郭沫若在《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一文中还说: “秦代的隶书究竟是怎样,很难断言。因为秦代的竹木简书,一直到现在尚无发现。将来无疑是有发现的可能的。今传秦代度量衡上和若干兵器上的刻文,和《泰山刻石》等比较起来是草率急就的,无疑是草篆,大约也就是秦代的隶书吧。”并以《高奴铜石权》为例,说:“这就很明显地证明:隶书并不始于秦始皇时的程邈。同时也可以证明:秦始皇和秦二世的刻辞大体上也就是秦代的隶书了。”

《乙瑛碑》

        郭沫若认为隶书并不始于秦代,是正确的。钱玄同《章草考》早就提出: “(隶书)当亦始于战国之世,为通俗所用。”但郭沫若认定的秦隶,却是错误的。隶书由草篆而来,但草篆不等于是隶书,秦代权量诏版上的铭文虽然跟正规的秦刻石有所不同,但均属篆书结构。裘锡圭说得好,“从秦代权量上的铭文,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隶书侵入小篆领域的情况。权量铭文的内容是统治者准备传之久远的统一度量衡的诏书,按理当然应该用正规的小篆来铭刻。可是遗留下来的权量铭文却不乏刻得很草率的例子”;“从总体上考虑,这种草率铭文恐怕还不能就看作隶书。因为在这些铭文里,‘法’字所从的 ‘水’旁像隶书那样写作 ‘氵’ 的例子,连一个也没有发现过。但是,这种包含着很多隶书成分的诏书铭文,确实预示着小篆即将为隶书取代的命运”( 《文字学概要》)。是已经早已存在的隶书浸淫了小篆,才形成秦权量诏版书,而不是秦权量诏版书萌发为隶书。
        产生视秦权量诏版书为隶书的误区的原因,固然是考古资料缺乏所致,但“篆圆隶方”的文化观念也是产生这一误区的关键因素。在秦隶没有被发现之前,人们所熟悉的隶书是汉隶。汉隶跟人们熟睹已久的秦小篆,特别是正规的秦刻石相比,明显存在着方圆之别。试看《泰山刻石》书,笔姿圆转,绝无方折圭角,而汉隶尽管也有尽用圆笔的《曹全碑》之类,但折笔体方,圆曲弧线大为削减。于是“篆圆隶方”便成了视觉心理积淀。在这种文化心态中,审视带有方折之笔的秦权量诏版书,便落入了自我视野的窠臼之中,忽视了篆、隶书体的根本区别并非在方圆的表象上,而在书体内在的笔画结构上。错误的观念导致了错误的审视。
        隶书起源之谜和秦隶真面貌的最终揭示,是在本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之后。1975年在湖北发现一批云梦睡虎地秦简,根据简书内容,估计不出战国末年至秦代初年这段时期,简书墨迹跟西汉早期隶书已毫无区别。凡是“水”字旁、“人”字旁都是隶书写法。1979年在四川青川县发现两块战国晚期的木牍,也是秦隶之书。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四百六十枚简书,墓主名丹,《墓主记》和 《日书》各一种,约书于前239年,也是隶化了的书体。这批简牍书告诉人们,早在秦始皇降临人间之前,在秦国,至少在秦国,汉字已经在明显隶化了,也就是说篆书的小篆化跟篆书的隶化基本上是同步发生的,从而打破了大篆→小篆→隶书这种单线书体演变发展序列的错误观念。小篆和隶书是大篆书体的孪生子。如《乙瑛碑》。
        隶书起源之谜和秦隶真面貌的最终揭示,也说明了西晋卫恒《四体书势·隶势》“隶书者篆之捷也”之说,并非虚语。1975年秋,湖北江陵凤凰山秦墓出土两枚玉印,均是白文“冷贤”两字,一枚尽属正规小篆,一枚却用隶体,是秦昭襄王时期之物。
        隶书是大篆捷书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书体。所以,快速书写的文化需求是隶书产生的根本原因。而快速书写文化需求的社会背景必定寄寓以下几种因素:(1)社会生活节奏在逐渐加快;(2)文字使用量在逐渐增多;(3)文字使用面在向社会下层扩散;(4)文化信息传递交换日益增多,以及文化形态的多样化发展离不开文字媒介。而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战事纷沓,士族参政,百家争鸣,企图一统,私学兴盛,文化下移,民事商事,层出不穷。这一切均会使文字书写“无暇”,促使书写的文字向简约便易的形态发展。求速求易是促进书体演变的最原始的文化机制,求规范求通行是稳定书体演变的文化制约机制,这两种机制均属功用性。第三种促进书体演变的文化机制是基于这种功用性上面的艺术性,即文字书写的审美需求。三种文化机制、两种属性,是各种书体演变之所以产生的文化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