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体书何以名为 “篆”?裘锡圭说: “秦代大概只有‘篆’这种字体名称。《说文》训 ‘篆’为‘引书’,其义不明。‘篆’跟 ‘瑑’同音,‘瑑’是 ‘雕刻为文’的意思(《汉书·董仲舒传》颜师古注。‘文’指花纹、纹样),古代 ‘篆’、‘瑑’二字可以通用…… ‘铭篆’犹言 ‘铭刻’。颇疑篆文之 ‘篆’当读为 ‘瑑’。隶书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字体,篆文可以铭刻金石,所以得到了‘瑑’这个名称。”(《文字学概要》)郭沫若认为篆书是官书之称,他说:“篆书之名始于汉代,为秦以前所未有,究竟因何而名为篆书呢?我认为这是对隶书而言的。秦始皇改革文字的更大功绩,是在采用了隶书。……施于徒隶的书谓之隶书,施于官掾的书便谓之篆书。篆者掾也,掾者官也。汉代官制,大抵沿袭秦制,内官有佐治之吏曰掾属,外官有诸曹掾史,都是职司文书的下吏。故所谓篆书,其实就是掾书,就是官书。” (《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
        吴白匋认为:“小篆和隶书同样都是官书,但由于书写的难易,小篆实际上只使用于最隆重的场合,如记功刻石、权量诏版、发兵虎符之类,范围较仄,而隶书则更普遍地被使用,及于一般的公私文件和书籍,范围要广泛得多。”(《从出土秦简帛书看秦汉早期隶书》)并说:“(标准篆书)它的体式是排列整齐,行笔圆转,线条匀净而长,呈现出庄严美丽的风格,证明了《说文》以 ‘引书’ 为‘篆’ 的本义是对的。”
        说“篆”为“铭刻”之书、“官书”,都未说清许慎何以以“引书”为“篆”的本义,从某种程度上讲,铭刻、官书仍是 “篆”的使用,只有从 “篆”的体式上去理解“引书”之义,才能正确界定 “篆”。吴白匋 “行笔圆转,线条匀净而长”一言,道尽 “篆”的体式特点。
        段玉裁注《说文》:“引书者,引笔而箸于竹帛也,因之李斯所作,曰篆书。”等于没有注,“引笔”跟“引书”有多大差异!关键要说清一个“引”字。“引”的本义是拉弓,弓张为“引”。而篆书,特别是小篆,运笔纵长,向下拉长,圆转而挺修,使字形成长方体,字形的下半部往往是匀净修长的线脚。所以,“引”既是篆书书写的运笔动作,又是篆书笔画线条和形体结构的主要特征。由此验证许慎心目中的 “篆”,应主要指小篆。
        既然隶书出古文绝,古文的终结书体名为篆;那么篆书的前身字体和书体,该叫什么呢?许慎以大篆称之,甚为允当。不过他把大篆跟《史籀》联在一起,引得后人众说纷纭。在《说文·叙》里又说:“今叙篆文,合以古、籀。”这样,篆、大篆、小篆、古文、籀文五个概念如连环套一样,难以明辨。以至裘锡圭提议: “为了避免误解,最好干脆不要用这个名称。”(《文字学概要》)于是他采纳了唐兰的观点,以商代文字、西周春秋文字、六国文字和秦系文字来论述隶书之前的字体和书体,并认为:“我们可以把春秋战国时代的秦国文字和小篆合称为篆文。” (同上)这种以文字存在的时间、空间形态来命名字体之名的方法,也许在文字学上可行,但在书法学上恐怕难以接受。一位书法家用甲骨文创作了一件书法作品,文字内容是现代诗文,如果有人问他:“这是写的什么体?”书法家说:“这是商代文字。”问者能理解吗?这就是书法学和文字学的不同之处。文字学注重字体的结构变化,书法学注重书体的点画形态变化。隶书跟篆书相比,字体结构和书体点画,都不可同日相语,所以既是字体之名又是书体之名。商代文字、西周春秋文字、六国文字和秦系文字,尽管有结构上趋简趋繁的不同,尽管用书、刻、铸的因素而有点画形态上的不同,但均可以小篆之体来认读其奥妙,舍小篆无法识知这些文字之体,为何不可以大篆之称笼而统之呢?
        篆、隶、草、行、楷五大书体,是以同一的界限标准来区别的:字形结构和点画形态。大小篆之别是以规范化程度为标准的,小篆是规范化很强的书体,大篆主要以甲骨文、金文的形式呈现,也有少量墨书和刻石。
        从篆书的规范化演变来看,小篆确实是在秦系文字的基础上生发的,但秦系文字的规范化演变又是在西周晚期文字渐趋于规整风格的基础上生发的。把西周晚期的 《虢季子白盘》跟秦国的《秦公簋》、《秦公钟》、《石鼓文》对照起来看,书体特征一脉相承。台湾学者张光宾认为: “《石鼓文》中有少数几字见于《说文》所举的籀文,余与小篆相同的字实多,以前学者迳称《石鼓文》为籀文,是值得商榷的。”(《书法艺术》)可见 《石鼓文》已开秦小篆之先河了。
        春秋战国时代,其他国家的文字特征:一是异形化,二是装饰美术化,没有出现明显的规整、匀称的演变趋势。唯独秦国的文字“篆化”渐强而已近小篆了。从表面上看,前者活跃多变,动态性强;后者稳定缓变,求正趋规。秦系文字如此明显区别于其他国家的文字,是跟秦文化的总体趋向密切有关的。
        秦文化具有鲜明的功利主义特点。秦人不屑于仁义礼乐的哲学论证,更无心于超越时空、驰骋古今的玄想,对人伦关系的道德要求,也远不如东方各国那样严格,于是形成了尚实趋用的文化倾向。表现在文字书体上,就务求简单整齐,易于流通功用。正是这种求实尚用的文化倾向,促使了秦国国力的日益强大,最终完成了一统天下的霸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