隶体跟其他书体一样有其自身的发展演变过程,从而表现为不同时期的隶体风格。不同时期的隶体风格,是不同时期的文化审美倾向的表现,但各书体之间的互为影响也曾作用了这种风格演变。也就是说,篆、隶、草、行、楷五大书体,既存在顺时生发的线性推进作用,又存在逆向笔法、笔势艺术浸淫的反作用。不同书体之间是互为艺术交流的。隶体笔法对小篆体格的浸淫,集中表现在汉碑篆额上。
        隶体的历史演变,一般按时间性分为秦隶、汉隶两种。另一种按隶体的典型化程度来分,把波挑不鲜明的秦隶和西汉时期的一部分隶书称为古隶; 把波挑鲜明的两汉隶书,特别是东汉隶书,称为汉隶或八分。
        古隶往往还带有部分篆体的结构形态,西汉早期石刻古隶又往往波挑不明,笔姿笨拙。汉隶有两大存在形态,一为石刻,一为简牍。石刻汉隶以东汉时期最为丰富,桓灵二帝时代的诸多碑刻,笔精体密,各具风范,是以后历代书家取法的主要渊源,成为书风艺术流派的源头。简牍隶书,古代也有发现,但不易保存,大多数散失毁坏了,故未对以后的书家发生艺术影响。近现代发现了大量的汉简牍隶书,公布后对书法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被书界称为简牍体。汉简隶书的八分笔法比石刻隶书上出现的要早,甚至东汉碑刻的不同艺术风格都可以在汉简隶书中找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汉简隶书大多出于下层人士之手,东汉碑刻大多出于上层文人之手。所以汉隶书风的高度繁荣是整体社会文化发展,特别是士族文化渐升为社会文化的主体之后的产物。
        古隶向汉隶的演进,是书写实践经验积累的结果,隶体笔法和体势逐渐成熟,并约定俗成为隶法。隶体是否像小篆那样经过法定的整理和规范?史载不详。张光宾在《书法艺术》中说:“考汉在建武前后,隶书逐渐发展完成,而草书亦随而兴盛,为正定文字,遂有灵帝熹平四年蔡邕等学者书写石经的措施,王次仲的制作八分楷法,也许是此一正定文字工作的一部分。”《熹平石经》是否与隶法的确立有关,暂且不论。但波不双挑、竖画无钩确是隶法体格的主要原则,古隶、汉隶均如此。如 《封龙山碑》。
        汉隶的精美的艺术特色,不仅是书写经验的艺术升华,也是时代审美倾向演变的折射。试看汉赋、汉帛画、汉漆器、汉画像、汉铜镜等等,无不以精美的艺术特色令人惊叹。范文澜 《中国通史》指出: “东汉末年,经汉灵帝的提倡,文学和艺术在形式上开始发生了变革。”这就是原来寓巧于拙、寓美于朴的作风,现在开始变为拙朴渐消、巧美渐增的作风。而“碑碣云起”的社会文化背景,又使汉隶得到了充分表现的“舞台”。这一文化背景的内容包括厚葬风气和丧葬文化、佛教道教思想和神灵文化、独尊儒术和孔子崇拜等等。汉隶的精品之所以主要分布在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一带,又以曲阜孔庙诸碑为极则,其原因恐怕就在此。

《封龙山碑》

        汉隶之后的隶书,几乎不足言说。魏晋南北朝的隶书大多杂以楷书笔法;唐朝隶书不乏李隆基、徐浩等书家,但失之肥弱;宋元明三朝的隶书也难振汉隶雄风。直至清朝,隶书才得以复兴,初有郑簠,继有金农、邓石如、伊秉绶,后有何绍基,师法汉隶,又不落窠臼,各有艺术个性和风貌。这样,隶体的历史进程便形成了马鞍形发展线,汉隶和清隶双峰并峙,但汉隶的高度艺术典型化似乎还仍未逾越。从整个书法发展史来说,汉隶确实标志着书法艺术的第一个高峰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