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襄的书法与其书学思想紧密相关,只是他不以理论见长,没有长篇宏论传世。但从他的一些短论和题跋中,我们仍能窥见一二。
        蔡襄的书学理论
        蔡襄特别讲究书法形质中所表现的理性内容,即神气、风韵、意趣。他认为“学书之要,唯取神气为佳,若模象体势,虽形似而无精神,乃不知书者所为耳”(《宋端明殿学士蔡忠惠公文集》卷三四,以下简称《文集》)。“每落笔为飞草书,但觉烟云龙蛇,随手运转,奔腾上下,殊可骇也,静而观之,神情欢欣可喜耳。”(同上) “书法惟风韵难及,……晋人书,虽非名家亦自奕奕,有一种风流蕴藉之气。”(清左因生《书式》上)他两次题《兰亭》,也有这种言论:“禊事文所能收石本模本至七轴,未始有同者,然求其意,可见其真,尝于王仲仪家见一本,……不若此书有精神也。”(宋桑世昌 《兰亭考》卷五) “《兰亭》模本,秘阁一本……有法度精神,余不足观。”(同上,卷六)
        诚然,提倡书法以神采为上的言论从王僧虔到张怀瓘等早已有之,但在蔡襄有限的几则言论中就随处可见,这不能不令人瞩目。历来书评者论及蔡襄时,因其楷书超群之故,总以为他只重法度典则,而不事理论,这些言论足以让我们改变对他的印象。他其实是位唯精神主义者,否则他是绝对写不出那些变化多端、神完气足的行草作品。只是他不是个“变法”者,没有以强烈独到的个人风格来表现自己的精神风貌,他所追求的精神意趣更多地体现在复归晋唐上。作为一个学古者,他从形质到神采都是成功的,他的成功来自于对传统的深刻理解和体悟及把握上。
        中国书法的赏析历来走的就是一条形而上之路。所谓形只是为体现一种道,道是根本,是灵魂;书法之道就在于其充分展现出一个书家乃至一个时代的灵魂。正如董其昌所说的学习书法应“如骤遇异人,不必相其耳目、手足、头面,而当观其举止、笑语、精神流露处。庄子所谓目击而道存也”(《画禅室随笔》)。道一旦得到体悟,法就变得灵活而易操纵。所谓“法无定法乃为至法”。蔡襄正是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由形而上再至形而下。所以他的行草书让人的感觉完全出于晋唐而其实却很难从细处发现学自某家某派,这正是他抓住了神采这一要领。董其昌或许心有灵犀,他认为蔡襄行草是学杨凝式,而楷书学颜真卿。他在跋蔡襄《连日山中帖》说:“蔡忠惠公书,以学杨凝式者为胜。于学颜,盖蔡书多守定法,学景度乃不定法。”(《故宫历代法书全集》第二集)蔡襄的行草乃得不定法,所以高于楷书。
        蔡襄也讲究法度、规矩。他把前人书法大致分为两类,一为有规矩者,一为出乎常规者。前者代表是二王、索靖;后者代表为张芝、张旭、怀素。他说: “钟、王、索靖法,相近张芝又离为一法。今书有规矩者王、索。其雄逸不常者,皆本张也,旭、素尽出此流,盖其天资近者,学之易得门户。”(《文集》卷三四)对这两类书法,蔡襄主要是取法前者,即重规矩法度。这从欧阳修对蔡襄言论的记载中可知悉: “古之善书者,必先楷法,渐而至于行草,亦不离乎楷正。张芝与旭变怪不常,出乎笔墨蹊径之外,神逸有余,而与羲献异矣。襄近年粗知其意,而力已不及,乌足道哉!”(《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七三)文中所说的规矩,即以楷书为基础,进而向行草发展的循序渐进的学习过程,同时也指书法的规则与法度。
        此外,蔡襄书法的另一种指导思想就是追求古意。他批评 “近世篆书,好为奇特,都无古意”( 《文集》卷三四)。而对 《石鼓文》则 “爱其古质,物象形势有遗思焉”(同上)。这虽然是针对篆书而言,但也通于他对行、草、楷的认识。因而他的书法尚求古意,复归晋唐,这也是他的明智之举。

蔡襄 《扈从帖》

        蔡襄的文化背景
        一个大家的出现,都有其深刻的传统和时代文化背景。
        宋初的书坛是一片凋零,正如欧阳修所说:“书之盛莫盛于唐,书之废莫废于今。”可见当时书风非常之靡弱。在这种状况下,宋第二代皇帝赵光义开始留心翰墨。他曾对身边的大臣说: “朕君临天下,亦有何事,于笔砚特中心好耳。”(朱长文《墨池编》)在淳化三年出秘阁所藏历代帝王名臣书法(其中大部分为二王书法),命翰林侍书王著编次,摹刻了十卷法帖,流传于世间,这便是《淳化阁帖》。阁帖的发行,使书法得以普及和发展,学书者增加了见识和师源范围,尤其使二王书法得以广泛的传播,成为当时传统的中心位置。宋初较有名的书家如李建中、王著、周越俱受阁帖影响,取法晋唐,尤其是二王书法。蔡襄诞生于这个时代,必然受到现状的影响。尽管阁帖本身质次,难以作为取法的佳范,但它所带来的时尚,足以使蔡襄身不由己地在意识深处打下深深的印记,他取法晋唐是很自然的。
        宋初的一些小名家大都没有深刻的思想,他们的行动往往非常盲目,当时“趋时贵书”的现象便是一个典型的佐证。蔡襄却是一个有非凡资质的书家,他有着非常清醒的追求,即以复归魏晋风度和盛唐气象为目标。
        从书法史看,由初唐开始形成的是一条尚法的道路,它为书法的形式特征确立了一定的标准。这些标准符合人们的理想化的审美习惯和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深入人心的。所以,当宋初书坛尚是一片混乱之时,相对容易被把握的“法”便成为人们重整书坛雄风的起点。如周越,《宣和书谱》称他 “落笔刚劲足法度,字字不妄作”。正是这位周越,他成了少年蔡襄的老师。而其他蔡襄曾师承过的书家如杜衍(《宋史》本传称其正书行草皆有法)、宋绶( 《墨池编》说他 “特工笔法”),亦无不是偏重法度者。可以说,在蔡襄成为大家之前,也就是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他是经过“法度”这一重要环节的锤炼的。
        师辈们虽重法度,但在精神气格上却显衰陋。蔡襄与他们有着同样的起点,却远远超过他们,而追求精神意趣便是他腾飞的翅膀。影响蔡襄来自三个方面。
        第一,唐末、五代的一场书法革命的影响,即张怀瓘提出来的“惟观神采,不见字形”的书法运动。这场运动由张旭、怀素、杨凝式等非常成功地加以实践。在形成鼎盛局面后,余波尚影响着宋初书坛。然而这场革命似乎太偏激了,对于急于重建文化秩序的宋王朝来说,是难以接受采纳的。《淳化阁帖》的问世或许就是出于这种对抗目的,于是法度重又占了上风。虽然蔡襄的文化环境和师承决定他不可能“惟观神采,不见字形”,但这场运动对蔡襄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从他自己的言论已证明这点)。所以,他便依然保存了对张旭们的好感。
        第二,北宋初期,理论界曾出现重神论的倾向。如欧阳修认为学书只要从意上把握就行: “余虽因邕书得笔法,然为字绝不相类,岂得其意而忘其形者邪?”(《欧阳文忠公文集·试笔》)沈括则说: “书画之妙,当以神会,难可以形器求也。” (《梦溪笔谈》卷十七 《书画》)
        第三,以苏东坡为首的一场反法尚意的书学风气在蔡襄去世以前已然展开。这场运动高扬精神意趣的主题不言而喻,虽然没有明确的证据说明蔡襄也受其影响,但作为同时代发生的重要事件,蔡襄不会没有注意的。因此,也有可能说蔡襄会受这种思想的影响。
        以蔡襄所处时代,他不可能逃脱法度的约束,也不可能放弃神采的追求。也可以说,是宋初的时代造就了蔡襄的成功。有一点需要指出,蔡襄虽然重神,但并没有强烈的创新意识,这也是这个时代的局限造成的。宋初的基础还较薄弱,而创新就像金字塔一样,没有强大的底层建筑,是难以登上这个顶峰的。我们应客观分析其时代局限,而不应以创新标准一律去要求他。因为他毕竟为迈向高峰打下良好的基础,宋初造就出一个蔡襄已算是一个时代阶段的杰作。
        蔡襄的书法与人品
        蔡襄的书法、书学思想与其自身是三位一体的综合体,因此,有必要研究一下他的性情、知识结构、人格特点等方面的情况。
        蔡襄本身是位典型的文学侍从式的儒臣。他在文学上有极高的造诣,善作诗、文。欧阳修称他:“公为文章,清遒粹美。”与著名文学家石曼卿、苏舜钦、梅尧臣、欧阳修、苏轼等互有唱和。而且他又富于文人情趣,潜心于雅玩清供间,曾作过《荔枝谱》。正因其文学上的成就,他的学识修养当然非常深厚,其审美品味自然也高人一筹。他的书法没有慷慨悲歌的大家气势,有的只是文人的温柔敦厚。宋邓肃曾说:“观蔡襄之书,如读欧阳修之文,端严而不刻,温厚而不犯,太平之气,郁然见于毫楮间。”(《跋蔡忠惠书》,《拼榈集》卷二○)
        蔡襄在政绩上也很成功,这与他的忠毅、秉直的人品分不开。他举进士后,适逢范仲淹遭贬,当时,余靖、尹诛和欧阳修都帮着范说话,欧阳修还写了一封长信给反对范仲淹的谏官高若讷,骂高“不知人间有羞耻事”。这三人都受到谴责。蔡襄于是作了《四贤一不肖诗》以抒发其愤懑不平的感慨,表现了一种光明坦荡、不随世俯仰的品格。正因其有这种高贵的人格,他深信书法与人的品格是紧密相连的。他特别推崇颜真卿就出于这种原因。他说: “颜鲁公天资忠孝人也,人多爱其书,书岂公意耶。”(《文集》卷三四) “鲁公末年告身,忠贤不得而见也。”(跋《自书告身帖》后)他从颜真卿的人品出发,而宝爱其书。而他的楷书是他尽一生之力去学颜真卿的,在实践上他也遵守这一信条。也因此有人称他为宋代的颜真卿,明林弼称赞蔡襄说:“古人谓心正则笔正,端明立朝謇愕,心一于正。” ( 《林登州集》卷二三)
        蔡襄还是个善于鉴赏的专家。欧阳修说他“蔡君谟博学君子也,于书尤称精鉴”(《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一百三十八)。精于鉴赏的好处是能触及历史遗迹的精要,识别其风格、流派,总结出一条发展规律。从蔡襄的题跋中往往能发现很多历史性的总结判断。这些霎那间的感性顿悟,对古人书法具有既微妙而又到位的感受,为蔡襄对传统的认识提高到一个很高的品位。
        蔡襄对宋代书法的意义
        蔡襄对宋代书法的发展有杰出贡献。作为一个过渡式的人物,我们应更多地看到其历史作用而不仅仅是书法成就。他为尚意书风的出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一点正是他的书法意义之所在。
        从蔡襄本人来看,很多条件已充分显示出一个尚意书法家的素质。他有着超然不俗、不随世俯仰的文人品性,有着精于诗文、鉴赏的全面修养,有着以书法为手段、以实现人格完善为旨归的态度。这一些良好的品质,为后来的尚意书法家树立了一面镜子,给他们以强有力的参照。而其身体力行的艺术成就则像一座桥梁,架通了一条走向尚意书风的路。
        第一,他追求淳婉淡美、儒雅潇洒的风韵。这一点为整个宋代书法的风格奠定了基础,在格调上深受文人书家的喜爱,像苏东坡等人的风格基本上属于这一范畴。同时,他以恢复晋唐古风为己任。宋尚意书风的一个特点就是,借晋唐书法之体以还宋尚意书风之魂。这一点为尚意书风找到了传统依据。他不仅整理了传统的技巧,且在很多地方有所发展。没有他改变宋初的卑弱书风,尚意书风难以有坚实的基础。
        第二,蔡襄理论上对神韵的提倡,推动了人们对法度的重新认识,以致苏东坡等人提出反 “法”的主张。
        第三,蔡襄着力于行草书,改变了唐以来以楷书为主的局面,而尚意书风的主要表现书体就是行草书。在形式的选择上蔡襄独具慧眼。蔡襄书法中姿态横生的造型变化,已然流露出尚意书风的苗头。在创作中,蔡襄注重情感宣泄的抒发过程,而且其间经常有无意识的发挥,这成了 “书初无意于佳乃佳” (苏东坡语) 的先声。
        这几点已足以说明他为尚意书风到来所作的贡献。当然,我们还不能说蔡襄就是尚意书风的代表人物,原因是他有一个致命弱点,那就是没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单就创新意识和个性而言,他是难以与苏、黄、米等大师相提并论。但从他的历史性贡献说,在书法史上蔡襄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