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的书法实践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他所接受的哲学思想。他的哲学思想,以道佛思想为主,其中又以庄子、禅宗思想为重。
        崇尚道佛的哲学思想
        关于他对庄禅的喜好,其弟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有云:“既而读庄子,喟然而叹曰 ‘昔吾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又云:“后读释氏书,深晤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在黄州时,他自号“东坡居士”,时必“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从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黄州安国寺记》)说明他不但接受禅宗思想,且身体力行加以实践。他的书法见解有很多即出自庄禅思想。不过,他往往把庄禅思想融为一体,综合而用,既道亦佛。
        庄子喜以艺喻道。在“庖丁解牛”中提出著名的“技进乎道”的哲学命题,苏东坡继承了这一思想。他说:“吾所谓文,必与道具。”(见《朱子语类》一三九) “有道有艺,有道而艺,则物虽形于心,不形于手。”(《东坡题跋》卷四) “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日喻》)他的《跋秦少游书》则证明其亦是以此看待书法的: “少游近日草书,便有东晋风味,作诗增奇丽,乃知此人不可使闲,遂兼百技矣。技进而道不进则不可,少游乃技道两进矣。”苏东坡不仅把书法看成“技”,同时也看成是能体现“道”的手段。从形而上的道的理念出发,技进必须使道也进;反之,如果能体悟了道的理念,则技也就自然而进。这是苏东坡重神轻形的书法观念的根源所在。那么,道是怎样去体悟的呢?苏东坡又借用了禅宗顿悟的思想。他说:“道可致而不可求。”(《日喻》)这个“致”是不期遇而遇,不刻意求而得到的。这里强调的是天性,而不是人为的经验。在书法上,他 “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可见他之天才与悟性的高超。
        道只能领悟而不可强求,这就排斥了人意的作用,拒绝人的理性意志的干扰,所以苏东坡非常讲究“无意”的非理性创作状态。他借酒助兴而达到的“旷然天真”的境界实质上是为了创造一种“悟”的气氛。这种“无意”的状态实际上也是苏东坡的养生之道。他在《续养生论》中说: “凡有思皆邪也,而无思则土木也。熟能使有思而非邪,无思而非土木乎?盖必有无思之思焉。”《徐州莲华漏铭》说: “盖以无意无我,然后得万物之情。”《虔州崇庆禅院新经藏记》说: “以无所思心会如来意,庶几乎无所得故而得。”所谓 “无所思”、“无我”、“无所得”与 “无意”一样,其实都讲一个“忘”的功夫,只有忘掉了自我,使自己处于一种空灵真如的透明清澈状态,让本心凸现,任凭直觉运行,从而达到对道的体悟。所以,苏东坡又说:“口不能忘声,则语言难于属文,手不能忘笔,则字画难于刻雕。及其相忘之至,则形容心术,酬酢万物之变,忽然而不自知也。……以是为技,则技疑神,以是为道,则道疑圣。”(《虔州崇庆禅院新经藏记》)他在论怀素书法时,也表达了这一思想: “然其为人傥荡,本不求工,所以能工,此如没人之舟无意于济否,是以覆却万变而举止自若,其近于有道者耶。”(《跋王巩所收藏真书》)从上可见苏东坡“无意”思想来源于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庄子的 “心斋”、“坐忘”。
        如果说苏东坡“无意”的思想源自老庄的道学,那么其“我书意造本无法”的思想则与禅宗的主张相近。这里既有反法的思想,又有锐意创新的精神。禅宗强调本心,认为一切从自我的本性出发,即所谓“我心即佛”、“直接人心,见性成佛”。人心成为主宰,法便产生于此,所谓“一切法皆从心生”(《五灯会元》卷三)。“三界别无法,唯是一心作,当知心是万法之根本也。”(玄觉禅师语)对法的阐释是禅宗的一个理论核心,苏东坡在与天竺辨才禅师的交往中,悟到了法的实质: “乃知戒律中,妙用谢羁束,何必言 《法华》,佯狂啖鱼肉。”(《东坡诗集》卷九)在他看来,法不过是一种束缚,禅的实质乃解脱一切束缚,而真正的法是来自于 “我心”。一旦法与自我本性连结起来,不但使法变得灵活随意,而且使主体精神得以张扬。
        应该说,真正核心的问题是,苏东坡书法所达到的也是一种庄禅的精神境界。
        庄子《天道》中曾说:“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静而圣,动而王,无为也而尊,素朴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在庄子看来,由 “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而来的“素朴”之美是一种最高的美,一种淡和静的艺术境界。禅宗思想则强调排除外在和内在的干扰,恢复到单纯的、空明的 “本心”状态,这里讲究的是“空”的境界。《佛说圣法印经》说:“无我无欲心则休息,自然清净而得解脱,是名曰 ‘空’。”苏东坡的“无意”、“意造”、“无法”思想不过都为一种手段,目的是为了达到道禅合一的空静境界。而文学、书法等艺术则是能达到这彼岸的舟筏。因此,他的言论多及 “空”与 “静”。如 “欲令诗句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 《送参寥师》),“能如水、镜以一含万,则书与诗当益奇”(《送钱塘僧思聪归孤山叙》),以水、镜喻之空静的境界,形象而又恰当。空静的境界是至高的境界,它能 “了群动”、“纳万境”、“一以含万”。而它的表面却是平淡无奇,甚至虚无一片;其内蕴则深不可测、变化万千,容纳了勃勃的艺术生机。道禅合一的空静境界实际上是苏东坡追求自然平淡、不雕不琢的美学思想的另一种体现。所以他极为推崇陶渊明、柳宗元的诗:“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 《评韩柳诗》),称钟王书法 “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称智永 “反造疏淡,……初若散缓不收,反复不已,乃识其奇趣”。这里的 “枯淡”、“萧散简远”、“疏淡”实际上就是空静境界的物化表现形式,语不同而理为一。
        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说: “苏轼在美学上追求的是一种朴质无华、平淡自然的情趣韵味,一种退避社会、厌弃世间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反对矫揉造作和装饰雕琢,并把一切提到某种透彻了悟的哲理高度。”
        苏东坡的艺术境界、美学主张、人格理想是三位一体的综合结构。其中的核心是人格理想,前二者都是为这核心服务。而在他的综合结构中无不浸透了道禅思想的影响。
        苏东坡一生的坎坷造成了其性格组成的复杂成分,他在进取与退隐这一双重心理矛盾的困扰中度过其一生。当他决心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时,便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然而,几度升迁贬谪,于宦海中沉浮的遭际,则使他易于亲近、接受道家、禅宗出世和超世的思想,而儒家思想在其后就很少表现出来。孟子曰:“穷则独善其身。”他借以禅道思想化解人生忧患,同时也有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下追求人格独立完善的意味。正如李泽厚所说:“只有在佛学禅宗中,勉强寻得一些安慰和解脱吧。正是这种对整体人生的空幻、悔悟、淡漠感,求超脱而未能,欲排遣反戏谑,使苏轼奉儒家而出入佛老,谈世事而颇作玄思;于是,行云流水,初无定质,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美的历程》)。苏东坡的艺术正体现了他对人生的空幻感。在他的书法作品中,不曾有那种愤世嫉俗、盛气张扬的气势,有的只是娓娓道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的平淡质朴的清韵,流露出一股文人的柔而不弱、威而不猛的凛然正气。正如他儿子苏过所说:“吾先君子岂以书自名哉!特以其至大至刚之气,发于胸中,而应之以手,故不见其有刻画妖媚之态,而端乎章甫,若有不可犯之色。”(见葛立方《韵语阳秋》)亦正如倪瓒所云: “公之书纵横斜直,虽率意而成,无不如意。……盖其才德文章溢而为此,故絪緼郁勃之气映日奕奕耳。” ( 《清閟阁全集》卷八)可见,苏东坡的书法只是一个点,隐于其后则有人格修养这一坚强的后盾。

苏轼《答谢师民论文帖》

        尚意,划时代的成功
        苏东坡继蔡襄之后,以其理论和实践成就咄咄逼人,成为宋代书法的中心人物。他的成功是划时代的成功。他不仅创造出具有强有力个人风格的书法杰作,而且以鲜明的书法观念在当时独树一帜,更重要的是他倡导出一代尚意新风,使无数同道者和追随者聚集在他的周围。
        所谓的“宋书取意”最早是由董其昌提出的,它非常准确地概括了宋代书法的特征。苏东坡是这一书风的最早代表人物。这种新书风前无古人地张扬了人的主观意志的作用,显示了强烈的叛逆精神。苏东坡提出的“意造无法”思想是这一书风的精神支柱。
        清王澍 《虚舟题跋》说: “唐以前书风骨内敛,宋以后书精神外拓,岂惟书法醇醨不同,亦世运升降之所由分也。”这一见解极为深刻。历史到了苏东坡的时代,进入了后期封建社会,无论是社会形态还是文化心理,都与前期封建社会有很大差异。首先,宋代书法家的身份发生明显的变化。在唐代,像欧、虞、颜、柳都是上层官僚,在政治上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他们倾心于法度的建立,维持尚法的时风是很自然的事。而在宋代,书法家大多为饱学之士,如欧阳修、蔡襄、苏东坡、黄山谷、米芾,尤其是苏东坡,其文学上的成就更高。他们在政治上都没有唐代书法家那样有雄心抱负,也绝难成为主宰朝廷的重臣。因此大多逃避到文艺之中,靠诗文词赋书画的建树维持一种心理平衡。何况,到宋代,道学佛学尤其是禅宗思想在文化领域渗透越来越深入。这种有效的思想工具一旦为文人们所利用,则成就了宋代独具一格的文人化艺术思想。书法已不仅仅是写意的工具,而且是体现这种文人化的“道”的载体。因此,宋人更多关注参与书法活动过程本身,而不仅仅看重其结果。书法与文人的主体精神融合到一处,成为其人格力量的象征。他们借助书法,抒发了他们渴望自由、渴望超越的心声。苏东坡便是典型的一个例子。他在书法中追求的境界不正是他在政治上失意后,渴望人格完善、渴望精神超越、渴望无拘无束的生存状态的外化形式吗?
        苏东坡推崇晋人书法,就因为晋人书法具有苏东坡所渴求的精神之美。当然,苏东坡的起点还是与晋人不一样的。王羲之等人虽也追求一种形而上的境界,但那大多是无意识中达到的,并没有强烈的主观渴求。何况,晋人士族阶层对政治生活的逃避,在书法中的自得其乐只是为了显示高人一等的贵族气派,给人以一种冷漠、疏远的隔膜感。而于苏东坡处,我们可以体会到一种亲切平和、艺如其人的艺术感召力。苏东坡比晋人更好地实现了艺术与人生之间的亲情关系,这也是他的尚意书风的关键所在。
        当然,也应看到,苏东坡艺术风格的出现,也有历史发展的基础。除晋人书法对他是一种启示外,唐末五代的书法也给他以有力的影响。对法度的背叛、对重神轻形的提倡,实际上张旭、怀素、杨凝式都很好地实践过。但他们的飞扬跋扈,有时甚至是近乎谐谑取闹式的狂禅作风显然为苏东坡所不取。因为苏东坡是一个儒子,曾受儒家不狂不狷式的中和思想的熏陶;他是一个文人,从骨子里崇尚温文尔雅的书卷气。如果说张旭们接受的是狂放不羁的狂禅作风,那么可以说,苏东坡接受的是净化文人品行的雅禅作风。苏东坡即使狂放也是有节制的,张旭们写狂草时可以忽略字形等形式条件的约束,而苏东坡不能,因为他大多是行、楷书,形式规则的约束力相对多一些。
        另外,宋初经过蔡襄、欧阳修等人的提倡,在书法领域亦出现尚意思想的苗头。他们“重神论”及重人品的思想就是一个很好的理论基础。苏东坡书法风格的诞生亦离不开这一文化氛围的造就。
        苏东坡成为书法史上雄视千秋的人物的另一原因是他对后世书法发展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他之后,他的得意弟子和知心朋友黄庭坚继承其衣钵,成为尚意书风的又一扛鼎人物。黄庭坚无论在创作风格还是美学思想上都与苏东坡非常相近,甚至有的地方比苏东坡走得更远。而宋代另一大家米芾,据说年轻时因受过苏东坡的点拨,才去学习晋人书法。虽然米芾走的是一条“集古为新”的道路,但其张扬意志、淋漓痛快的书风亦明显受苏东坡的影响。南宋的陆游、范成大的书法亦与苏东坡的影响有关。而明末清初书法上出现的崇尚姿态趣味的风尚,是否也可以说是苏东坡尚意思想的余风。
        对后世来说,苏东坡的成功亦正像晋、唐的成功一样,成为书法发展史上几大重要的创作模式。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艺术风格和思想对二十世纪的今天也产生了影响,前几年,书坛出现一股非理性的思潮,他们也正是打着近似苏东坡“我书意造本无法”、“书无意于佳乃佳”的旗号,去改造国内书坛以前过于保守僵化的书风。这些迹象从某一方面也说明,苏东坡对当今乃至将来的书法发展仍有重要的参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