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途多舛的孙过庭“忽中道而颠沛,从夭运而长徂”(见陈子昂 《祭率府孙录事文》,亦载 《陈伯玉集》),“值凶孽之灾,四十见君,遭谗慝之议。忠信实显而代不能明,仁义实勤而物莫之贵”(见 《墓志铭》)。孙过庭忠信、仁义而有才干,不但不为朝廷所重,反而遭谗被害,终至“堙厄贫病”(见《墓志铭》),生活十分艰难。然而孙过庭对这些并不在意,他“养心恬然,不染物累,独考性命之理,庶几天人之际”(见 《墓志铭》)。这反映了他作为封建文人的儒家意识,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对困顿境遇的达观的处世哲学。他“味钟张之余烈,挹羲献之前规”,以书法研究为乐,“极虑专精,时逾二纪”,可谓乐此不疲。陈子昂特别提到孙过庭“将期老有所述,死且不朽”(见《墓志铭》),要为后世留下不朽之“文字”。果然,孙过庭写出了被称为书论双绝的辉煌名著——《书谱》。
        《书谱》及其他遗存作品
        孙过庭《书谱》论述精到,草法精美,体现出他精深的造诣。陈子昂在《祭文》中对其书法评价极高: “元常既没,墨妙不传,君之逸翰,旷代同仙。”但是陈子昂并无一言述及《书谱》之作,在《墓志铭》中却说“将期老有所述,死且不朽……志竟不遂”。可能当时陈子昂并没有见到孙过庭写的 《书谱》;或者陈子昂认为 《书谱》仅仅是孙过庭“所述”的一个小部分,“良图方兴”,还算不上 “遂愿”; 也可能是陈子昂有所顾忌,不便提及 《书谱》。
        张怀瓘《书断》云孙过庭: “尝作《运笔论》,亦得书之指趣也。”《宣和书谱》亦谓过庭 “作《运笔论》,字逾数千,妙有作字之旨,学者宗以为法”。据此有人认为孙过庭于 《书谱》外,另有 《运笔论》一文,也有人认为《运笔论》即 《书谱》。我们认为《书谱》的名称,为孙过庭于墨迹中亲笔标出,世传墨迹及摹刻本卷首皆有“书谱卷上”四字,甚为显明,张怀瓘不应不知。《宣和书谱》中载 “今御府所藏草书三: 《书谱序上、下》、《千文》”,在此特为提出《书谱》之名,而一本书中似不当以一书异名而同时并列。据此推测《运笔论》当为另一书,极有可能是孙过庭未完成的《书谱》序言之外的文字。至于张怀瓘于 《书断》中所引的文字,与 《书谱》小异,不一定出自《书谱》 序言。
        孙过庭作品除 《书谱》墨迹外,传有 《景福殿赋》、《千字文》、《孝经》、《狮子赋》等书迹。对于这些书迹,目前看法尚不一致,或信为真迹,或斥为赝品。《景福殿赋》字近章草,宋人曾肇在帖后题跋指为孙过庭作。该帖尚有明人项元汴题记。董其昌于明神宗万历三十一年(1603)曾选摹二十行刻于 《戏鸿堂帖》中。明王秉錞编定、章德懋镌刻的《泼墨斋法帖》曾刻入此帖,亦有曾肇跋。清朝乾隆二十年《墨妙轩法帖》刻其全帖,有曾肇、乾隆题跋。这些刻帖均题名孙过庭。但该帖与《书谱》墨迹显然不同,有人认为是宋人临本,若论究竟,尚待查考。
        《千字文》著录于《宣和书谱》,明神宗万历年间刻入《余清斋帖》,由安徽休宁吴廷摹勒,有邢侗、焦竑、黄辉、董其昌、吴廷等人跋语。清乾隆二十年刻 《墨妙轩法帖》亦收入,吴哲、吴说题有观款,有董其昌跋。
        《孝经》并序,见于清《懋勤殿法帖》,为康熙二十九年 (1690) 奉旨摹勒上石。
        《狮子赋》传为过庭书,宋时原刻于《秘阁续帖》,笔意与 《书谱》 同,但笔力软弱。
        清人孙承泽谓曾收藏楷书本《书谱》一种,并称字法劲秀,有钟王遗意。不知是否为孙过庭所书,是伪托,还是墨迹之注释本?因原书不存,已无法考证。
        《书谱》墨迹流传与摹刻
        孙过庭《书谱》墨迹,在唐代的流传已不可考,唯张怀瓘《书断》中有记载,日僧空海曾传录; 至宋代米芾《书史》始有详细记述。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为素笺本,卷子,每纸十六到十八行不等,每行八至十二字,共约三千七百余字;上有钤印,漫漶不可识,前隔水签书有“唐孙过庭书谱序”七字,乃宋徽宗瘦金书。收藏印记有:宋徽宗玺、双龙图玺、乾隆鉴赏、无逸斋精鉴玺、政和宣和印、北海孙氏珍藏书画印、蕉林秘玩、苍岩子、观其大略、朝鲜人安岐之印、安氏仪周书画之章。其余不可辨识。宋代以后,《书谱》流传情况更为复杂,这里不作赘述。
        《书谱》既为学书者重视,而墨迹又极难见到,所以历代摹刻甚多。有据墨迹上石者,有据摹刻本重翻者。据今所传,各种版本不下十数种。现择一些主要版本略作介绍。
        河东薛氏摹刻之《元祐本》。宋代元祐年间(1086—1093) 由当时著名书法家薛绍彭上石刻之,故名 《元祐本》。拓本现藏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此为《书谱》墨迹上石最早的摹刻本。中间两段缺字俱全,笔意转折,宛若手书。1921年上海商务印书馆重新影印出版,题曰《旧拓薛刻书谱》,附有释文,末有“元祐二年河东薛氏模刻”题记一行。欧阳辅《集古求真》中疑其题字不类绍彭所书,而元明以来,罕见著录,殆出后人伪托。但《诒晋斋集》题薛氏《书谱》序跋称“此刻藏天津邵朗岩先生玉清处”。故宫博物院1940年影印《书谱》墨迹时,谓薛氏刻石仍存天津,较前剥蚀益甚。不知此石是否即为薛氏原刻?如是原刻,则薛氏本迄今未沦佚,然著录家皆未得见,惜名不显耳。启功认为“《书谱》摹刻上石,最初在宋徽宗大观年间”,而《元祐本》“伪造‘元祐二年河东薛氏模刻’之款,以炫其更早于太清楼”。并指出此刻 “笔画僵直,顿挫俱无”。
        秘阁续帖本。据孙承泽收藏所记,该本为宋元祐五年(1090)刻。《庚子销夏记》云: “《书谱》石刻以秘阁为胜,视墨迹稍肥,然神韵宛在,非他刻所能及也。予觅之经年,始得此本,惜首缺十余行。”然而,据近人林志钧《帖考》,《秘阁续帖》应是两本:一为 《元祐秘阁续帖》,北宋元祐五年刻;一为《淳熙秘阁续帖》,南宋淳熙十二年(1185)刻。明清收藏家的著录往往将此二帖混为一谈。《元祐秘阁续帖》在 《太清楼帖》之前,当时并未将 《书谱》摹刻上石,自然不会有摹本,因此《秘阁续帖》应是淳熙本,而非元祐本,当在 《太清楼帖》之后。
        太清楼帖本。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刻。《庚子销夏记》云: “太清楼《书谱》,视《秘阁》稍瘦。其率意处无不与墨迹相合。”或谓此与《秘阁续帖》本实为一本而翻刻者。按大观三年刻 《阁帖》既成,又刻右军 《十七帖》与孙过庭《书谱》为二十一、二十二两卷,是为太清楼本之由来,与所谓《秘阁续帖》或翻秘阁本者乃属二事。今太清楼本上海有正书局据丹徒刘铁云藏本石印发行,前缺数页。又一石印为泰和欧阳辅藏本,与刘铁云本同,而无缺页。墨迹所缺之字,太清楼本俱全,唯刘本卷尾缺“垂拱三年写记”一行。笔画较瘦,与孙承泽所记略同。
        明初内府刻本。王世贞 《弇州山人四部稿》云: “末有宣政印记,而前缺一、二十字,盖自内府出,而卷首稍刓破,然自真迹上翻刻,故特佳。中间结构波撇皆在。”王世贞又说:“(孙过庭《书谱》)石刻亦有二种,皆佳。……其一国初从真迹摹石者,以故无误笔而有缺文。”
        停云馆本。此本为明长洲文征明所刻。《停云馆帖》凡十二卷,为摹勒阁、绛、临江、宝晋、博古诸帖及宋元明人墨迹汇刻而成。初为木板,后易以石,不免过于圆润。

孙过庭 《书谱》

        安麓村本。清康熙末年,安岐将所收藏《书谱》墨迹摹刻上石。后有陈奕禧释文。据安氏自称:“所藏真迹,以视停云馆本,有毫厘千里之异。因念文氏父子以书知名,兼擅钩摹,而其门下士章简甫铁笔最工,何至径庭乃乎!当从他本翻刻,以致失真。而余救正之心遂不容己,爰重勒上石。复虑草书难辨,未能人人尽解。适香泉陈太守(奕禧)改补南安,假道津门,停舟过余沽水草堂,因出此卷,相与品阅,作释文一册,附之于后,虽不敢谓有功于后世,庶几不负古人。虔礼有知,亦当许我”云云。安刻既出,人皆争购,供不应求。于是涿州与维扬先后并有复刻。维扬本清瘦易辨,涿州本丰腴颇得形似,并行于世。嘉庆十五年(1810)毓兴(春圃)请金匮钱梅溪(泳)重摹安本上石,附有钱氏释文。订正陈释多处,亦传于世。
        三希堂本。乾隆十二年(1747)所刻历代书法家名迹,名为《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其中亦有《书谱》一种,从墨迹摹出,缺字与安本同。
        此外,尚有明《玉烟堂帖》、清《写经堂帖》、清《邻苏园法帖》、江阴曹氏刻本、武进横野州郑氏本等数种。
        至于《书谱》墨迹究竟是正文还是序言,这在书界一直争论不休。笔者以为 《书谱》只能是序言,这个问题,本书前文已有论述,这里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