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在我国人民的文化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伴随着语言文字,与书面的各种思想内容相结合,表现了我国人民的智慧和气质。在人民群众中,大都不同程度地关心和热爱书法、评论书法。我们古今的许多书法珍品,都是我们的国宝。我国一代一代都出现一批著名书家,子孙万代都喜爱他们,而群众中更蕴藏着大量的无名书家。我国历来都有求字之风,从而观摩切磋,交流艺术,陶冶身心,实在是一种高尚的精神文明活动。
        书法的产生与发展,当然不能脱离社会生活,但是它跟物质生产的关系并不是直接的。我们说不出书法的笔力与书势同社会生产方式、所有制、分配制之间怎样彼此互相决定,物质生产的发展与艺术生产的发展之间是不平衡的。例如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全盛时期,各项文化事业都得到长足的进步,从政界、宗教界到文艺界,各方面都有许多人致力于书法的探索与创造,既研究艺术的历史,又表现他们当代人的美学思潮。所以到了唐代,书法成就是在整个社会及其文化事业前进趋势的推动下取得的。它不是凭着某几个书家的突出天才来支撑局面,他们的书法和他们的文学水平、艺术和科学的水平一样,普遍都比较高。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的艺术天才当然还是受压抑的,但在知识阶层和统治阶级的某些阶层中,恐怕有几十万人的艺术智慧被调动起来了。我曾经在内蒙见到一块唐人的墓砖,一块很普通的砖头,上面写着墓主的姓氏生平和对墓主的赞语,那种雄健流畅的字迹,完全是颜书风格。河南的千唐志斋,更是汇集了上千块唐人碑志的宝库。唐人的写经,有人说其中也有精品。这些都是唐人书法成就的深厚基础。
        相比之下,东晋的社会生活,各方面并没有多大起色,它在书法上却出现了开创的局面,显然是文字进入楷书的时代而引起的,当然也有赖于书家的才华,是时代和书家两方面结合的结果。楷书出现王字的 《黄庭经》和《兰亭序》这种成就,既包含文字的革新,也包含书法的艺术探索,两方面都很成功地走过来了。这是一个文字和书法的黄金时代,书法的理论也相应地发展并流传下来了。
        秦汉时代,既有社会发展的背景,又有文字改革的条件,因此在书法上也出现了非同寻常的局面。首先是国家实现了大统一,从而要求文字的统一,这就为小篆的艺术发展创造了条件 (小篆在秦国的通行,则在统一前百余年。秦隶的出现也在战国末期)。从文字看,一是简化了,从大篆到小篆,删繁就简。二是形声字大量发展,标音表义力求系统化,大约从殷周之际开始,经历几百年,至秦隶和小篆就大体稳定了。这样就使得字形的面貌,结体的艺术,大大地接近于现代的格局。延续至汉,在语言文字上,不仅要研究今文,还要研究古文;不仅研究文字,还要发展书法(小篆和隶),隶又由秦隶到汉隶。这真是一个不断地寻求变革的时代。到东汉,虽然封建统治是一个比较衰退的局面,但语言文字之学及书法的艺术,却推进到一个全盛时期。它对此后两千年语言学、文字学以及书法的发展,都起到了草创、奠基的作用,历史的影响是很大的。
        这并不是说,一种新字体产生之初就容易出现一批重大书家,以后就困难了。前人有前人探索和创立之难,后人有了借鉴,要在更高的阶段上求发展,各有各的条件。但文字的发展,无疑为新的书法提供了条件,新的书法又反过来对字形的革新与美化产生巨大影响。
        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社会的需要,是推动艺术发展的动力。社会的需要是多方面的,如群众文化生活的需要,上层宣传和统治的需要,是文字的需要,也是书法的需要。
        至于书法的艺术表现,要取源于社会生活,这是文艺学中的共同课题,现实生活是文艺取之不尽的源泉。不过,书法与文学、美术、雕塑等的不同之点,是书法表现力和势,它需要从人们生活中种种力和势的现象获得启发、取得鼓舞,比如人的精神领域方面的力和势,颜真卿、苏东坡都在写他们胸中的气;又如大自然中的力和势,黄庭坚眼中的江山,雷简夫耳中的江涛,给他们以艺术的启发;又如夏云、奇峰,乃至折钗股、屋漏痕之类生活中的现象,都给人以艺术的启发。一般的人写字,没有那么多的联系,书法家的心灵深入艺术的领域,处处都能和社会生活中的因素沟通起来。
        书法以汉字为基础,汉字以汉语为基础,汉语的一个重大特点是单音节语。现代有大量的双音节词,双音节词大多也可以分析为单音节的词素。单音节语以一个音节为单位,具有自己独立的意义,因此发展了兼表音义的方块汉字,而文字构造上又以形声字为主。这一系列特点都决定了书法的面貌,决定了书法的笔画和结体。占汉字百分之九十的形声字,又都由象形字、会意字构成,这对于在字形上寄托意义,一开始就存在了,由字形意义、词汇意义而到书法的笔意,都是互相联系的。书法又与我们的诗文交织在一起,还常与我国的绘画、我国的山川交织在一起,的确充满了中国的气派。几千年的书法史,又与我们悠久而持续发展、始终未曾间断的民族文化史不可分离。所以,书法这种艺术,骨肉里都充满着民族的特色。
        书法随着汉字传入日本,已有一千多年。有这样长期的共同发展的历史,至今已成为两国人民的共同艺术,其间的民族差异当然是存在的。例如日本草假名的书法就很有特色,它十分疏朗,布局很有分寸,非常优美。它的笔画,既似汉文草书,又不全同于汉文草书,我们看来也有新颖之感。日本在书写汉字方面,则还深深地流露出我国书法传统的特色,尤其是接受我国古典书法的一些主要流派的影响,盛行王羲之及颜、柳等字帖,篆、隶也深受赞赏和临摹,民族风格的差异就相对地降为其次的了,而朝鲜、越南在文字改革以前,使用汉字和讲究书法的情况,大体也与日本相似。
        在国内,历来各兄弟民族都有许多人兼通汉语,精心学字。唐代,例如新疆维吾尔族诗人坎曼尔,曾记载他们祖孙三代努力学书的情况:“古来汉人为吾师,为人学字不倦疲。吾祖学字十余载,吾父学字十二载,吾今学之十三载。”他们学习汉字的难度是很大的,他们的勤奋精神于此可见。而学习汉字同时,就包括了书法的学习。
        蒙文书法则是在汉文书法的影响之下,根据蒙文的字形特点来安排、发挥自己的书写艺术。蒙文书法也通行楷、行、草三体。它也以讲究笔势为主,静中有动。它的飞舞之姿主要靠左撇、右撇、拉、麻等笔画来表现,它们长短伸缩,上下露锋,也是千变万化、笔端生风的。它的点和牙,也颇有神态。而所有生动活泼的笔画上的艺术,又都必须围绕着字干来展开,挺直的字干则是坚守不渝的法则,其它的笔画则都可以变通。这里也包含着法则和变通的统一。蒙文的笔画名称中也包含着形象的观念,如字干(即贯穿于蒙文中心的自始至终的一条直线),蒙文名称的本义就是脊梁的意思。字牙、字肚,就是以牙和肚的形象来理解这种笔画,拉、麻的蒙文名称的本义就是牛的尖角,以他们畜牧业生产中的常见事物形象来作称呼,富有生活的气息。我们的《笔阵图》中也曾以犀象(即犀牛角和象牙)的坚硬形象来要求笔画。我看,蒙文的点,也大可用高峰坠石的形象来要求它。所以,蒙文书法和汉文书法是既相异又相通的。当今的蒙文书法,大家公推哈旺加卜的功力深,成就高。他擅长楷书,楷法最有规范,在工整清秀之中能够飞动,这是艺术性很高的表现。达斡尔族出身的耶拉,是著名画家而兼长蒙、汉文书法,贯穿在他书画中的一个统一风格就是豪情奔放,他的汉文书法接受了郭(沫若)体字的重大影响,他的蒙文书法也是粗犷挥舞,气势不凡。
        当代最著名的蒙族书家无疑要推齐燕铭 (1907—1978)了。他姓齐特利氏,北京人。他的父亲齐之彪就工书法。齐燕铭博学精湛,既是文学家、戏剧学家、又是书法篆刻家。他的行楷老练流畅,他的小篆质朴敦厚。
        由于蒙古民族一度曾经统治了全中国,蒙、汉之间的文化关系是很深的。元代出现了一大批出身于蒙族和其他北方少数民族的汉文书家和诗人,仅见之于明代陶宗仪《书史会要》中所记载的就不下数十人,其他个人别集和地方志中还有很多记载。首先是元代的一些帝王,如元英宗硕德八刺、文宗脱脱木儿、顺帝妥欢帖木尔、还有他的太子爱猷识理达腊,都颇能挥豪,《书史会要》都给了他们很好的评价。因此,元代统治当局在民族文化上执行了开放交流的政策,也就不难理解了。元代的蒙族书家中,在整个书法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的历史人物,笔者举如下二人:
        康里巎巎(1295—1345),字子山,生活在元代中后期。康里,《元史》作杭斤,今内蒙伊盟还有一个县叫杭锦旗。康里原是一个中亚突厥语族部落,一部分康里人随元朝进入中原,同化成了蒙古族。巎巎的祖父燕真在元世祖忽必烈麾下长期跨上骏马,驰骋纵横,从征有功,是以武功起家的,但是到他父亲不忽木已经是一个搞文治又爱写字的人了。他还有一个哥哥叫康里回回,字子渊,也擅长书法。
        后人评元代书法,或说 “南子昂,北子山”,或说“南北并雄”。赵子昂的字秀媚、纤巧、平顺、匀称,康里子山独立于赵字的影响之外,他腕力充沛,笔画爽朗、刚毅,神骏有力。《元史》本传谈到他的书法: “善真、行、草书,识者谓得晋人笔意,单牍片纸,人争宝之,不啻金玉。”他是学过钟、王的,但他那种神骏的风格,更接近于王献之书。何良俊《四友斋书论》: “子山书从大令来,旁及米南宫,神韵可爱。”康里子山的字传世的有《渔父辞》行书,现存上海博物馆。日本《书道全集》中选载了他的几首唐诗的草书,写得俊拔洒脱,非常优美。《书道全集》的元代一卷,前面选有几幅代表作,其中有一幅康里子山的章草,写得特别有气派。蒙古民族本来就很豪爽,元代的蒙族更处于全盛时期,要他们接受并发展一种纤秀的艺术,才是难以理解的。
        子山当时名重一时,他除了是皇帝的老师,经常给元顺帝讲经书、教书法,他还有两个大弟子和几个再传弟子,都是元末和明初书坛上的著名人物。据解缙《书学传授》记载: “子山在南台时,临川危素太朴,饶介之得其传授,而太朴以教宋璲仲珩、杜环叔循、詹希元孟举。孟举少,亲受业子山之门。介之以授宋克仲温。”危素和饶介都是江西临川人,宋璲、杜环、詹希元、宋克都是江、浙人,这就打破了南北的界限。其中宋璲就是《元史》作者宋濂的儿子,宋濂就很善书法,但是何良俊评他儿子宋璲: “宗康里子山,亦可称入室者。”詹希元的书法,有人评为明初第一,而宋克的章草,也很有子山笔意。
        1987年在河南巩县又发现了康里子山书写的大型碑文。
        泰不华(1304—1352),或作达溥化,又作台哈布哈,泰不华是御赐的。他字兼善,号白野。他中过状元,参加过辽、金、宋三史的编写。《元史》本传称其善篆隶,温润遒劲。《书史会要》称他的篆书师徐铉、张有,稍变其法,自成一家。《各体书法源流浅说》中说他的篆书 “参以石鼓文的笔势,用笔流利,……可说是邓石如派的先声”。可见,他的篆书是有新意的,无疑是元人篆书方面的代表人物。他可以和康里子山媲美,成为蒙古族书家在我国书法史上的一对明星。
        契丹族和女真族的书法情况,也还能了解一个大概。契丹文是增损汉文隶书来制定的,女真文的制定者完颜希尹是依仿汉文楷书字、又依契丹字制度、合本族语而构成的。据周密《癸辛杂识》载,金章宗完颜璟的母亲,是宋徽宗的一个公主之女,“故章宗凡嗜好书札,悉效宣和,字画尤为逼真”。丰坊 《书块》亦云 “璟学徽宗瘦金书”。《书史会要》载当时还有一位完颜彝,官至镇南军节度使,说他“天资高明,雅好文史,军中无事,则窗下作牛毛细字”。又据宋濂《宋学士集》记载,元代的开国丞相耶律楚材“晚年所作字画尤劲健,如铸铁所成,刚毅之气至老不衰”。其他如色目人、回纥人、西夏人、唐兀人等,都有一些人善书法。而龟兹人盛熙明也工翰墨,他能通六种文字,著有《法书考》八卷,对于我们研究民族文字之间在书法上的相互影响是有帮助的。至于高丽人中善书法的就更不胜举了。
        清朝的满族书家无疑也是众多的。顺治、康熙都很重视书法。乾隆则到处题字,有的评得较高,有的过低,笔者基本同意马宗霍《霎嶽楼笔谈》中的分析:乾隆“栖情翰墨,纵意游览,每至一处,必作诗纪胜,御书刻石。其书圆润秀发,盖仿松雪(即赵孟頫)。惟千字一律,略无变化,虽饶承平之象,少雄武之风”。他的风格和艺术上的缺点就是如此。铁保,姓觉罗氏,字冶亭,号梅盦,他曾和刘墉、翁方纲等清代书坛的大家齐名。清代的满族书家不胜枚举。笔者试举当代的两人:
        溥雪斋,是清朝皇室的后裔,他长期住在北京研讨书画,他的草书以清秀活泼的风格见长。
        启功,他也是清朝皇室的后裔,他的行草写得外观秀丽而内寓刚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