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宋曹的“布置”与“神采”论
宋曹,字彬臣,一字邠臣,号射陵,江苏盐城人。明崇祯时官中书,入清不仕,工诗善书。清王晫《今世说》中曰:“海昌朱近修称其古道照人,足以师表海内。”著有《书法约言》,分 “总论”、“答客问书法”、“论作字之始”以及 “论楷书”、“论行书”、“论草书”诸篇。
《书法约言》正如其题所标,文字相当简明扼要,然却试图建立起一个理论体系,即以布置、神采为本,强调运心与运笔,他于 《论行书》一节中曰:
在此他提纲挈领地表明了自己的书学理论。宋曹所谓的“布置”主要是指字的间架结构,也涉及到了篇章布局。他说:“盖作楷先须令字内间架明称,得其字形,再会以法,自然合度。然大小、繁简、长短、广狭,不得概使平直如算子状,但能就其本体,尽其形势,不拘拘于笔画之间,而遏其意趣。使笔笔著力,字字异形,行行殊姿,极其自然,乃为有法。”(《论楷书》)可见以为作书首先要解决字形问题,字形即指间架布置,他以为间架宜顺乎文字本身的形体变化,以自然为法。而其中他强调了运心的重要,因间架布置纯出于人心。他以为: “学书之法,在乎一心,心能转腕,手能转笔。大要执笔欲紧,运笔欲活,手不主运而以腕运,腕虽主运而以心运。右军曰: ‘意在笔先。’ 此法言也。”( 《总论》)他重申古人 “意在笔先”的主张,指出了书法创作中心意的作用。在书法创作中,笔管由手指控制,手由腕驱遣,而腕一任于心意的管辖,故心是根本的因素。故他论学书的方法曰: “初作字,不必多费楮墨。取古拓善本细玩而熟观之,既复,背帖而索之。学而思,思而学,心中若有成局,然后举笔而追之,似乎了了于心,不能了了于手,再学再思,再思再校,始得其二三,既得其四五,自此纵书以扩其量。”(《总论》)前人论书也曾指出过心手合一的问题,宋曹这里特别强调了 “了了于心”和 “了了于手”,其言本之于苏轼的论文。东坡《答谢民师书》中说: “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苏轼认为要作到“辞达”,必须对事物有深刻的了解,然后运用语言艺术使之明白地表达出来。在宋曹看来,书法也是如此,必须对字的形体格局有明确的了解,所谓“心中若有成局”,然后再通过驱驾笔墨,使之再现于楮墨之间,而在这两者之中,得于心显然是更重要的,是作书的基础,因而他对书法创作的心理准备阶段十分重视。他说: “夫欲书先须凝神静思,怀抱萧散,陶性写情,预想字形偃仰平直,然后书之。若迫于事,拘于时,屈于势,虽钟、王不能佳也。凡书成宜自观其体势,果能出入古法,再加体会,自然妙生。”(《总论》)“凝神静思”云云见于欧阳询之《传授诀》,“怀抱萧散”云云则出于蔡邕的《笔论》,宋曹在此借以说明书法之形体布置导源于心志怀抱,心中须预想字之结构平直,然后落笔。因而,他虽然很重视书之神采,却以形质为基础,他曾说:“形质不健,神采何来?”(《总论》)知其未尝排斥形体布置。学习古人,运用心智,正宜于此处下功夫。
当然,光有布置还不够,宋曹进而提出了“神采”的要求,神采的观念前人论书也屡屡道及。如王僧虔《笔意赞》即云: “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宋曹继承了这种说法,以神采指书法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精神风采,而这种精神风采他以为来自于运笔。他说:
凡运笔有起止,有缓急,有映带,有回环,有轻重,有转折,有虚实,有偏正,有藏锋,有露锋,即无笔时亦可空手作握笔法书空,演习久之自熟。虽行卧皆可以意为之。自此用力到沉著痛快处,方能取古人之神。
作书贵在能得古人之神,而这是建立在对运笔精熟的基础之上的。因而他以为学古人书不能刻划太甚,而须明其笔法,因运笔的千变万化最宜体现书法之神采。他论草书云: “颠喜肥,素喜瘦;瘦劲易,肥劲难,务使肥瘦得宜,骨肉相间,如印泥、画沙、起伏随势。笔正则锋藏,笔偃则锋侧。草书时用侧锋而神奇出焉。”草书的运笔有藏锋,有侧锋,用锋得体,“神奇出焉”,而种种笔法,“如人坐卧、行立、奔趋、揖让、歌舞、擘踊、醉狂、颠伏,各尽意态,方为有得”,因而运笔中可体现书法之精神风采。
总之,宋曹要求通过运心与运笔而取得书法既有布置,又富神采的艺术效果,这两者又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他以为: “布置有度,起止便灵;体用不均,性情安托?有攻无性,神采不生;有性无攻,神采不奕。”布置得体则运笔灵便,体势运笔具有法度,即可以表现性情;性情和功力相结合便能令书法神采焕发。心手统一,形神具备,便是宋曹对书法最高境界的认识。
《书法约言》正如其题所标,文字相当简明扼要,然却试图建立起一个理论体系,即以布置、神采为本,强调运心与运笔,他于 《论行书》一节中曰:
凡作书要布置,要神采。布置本乎运心,神采生于运笔,真书固尔,行体亦然。
在此他提纲挈领地表明了自己的书学理论。宋曹所谓的“布置”主要是指字的间架结构,也涉及到了篇章布局。他说:“盖作楷先须令字内间架明称,得其字形,再会以法,自然合度。然大小、繁简、长短、广狭,不得概使平直如算子状,但能就其本体,尽其形势,不拘拘于笔画之间,而遏其意趣。使笔笔著力,字字异形,行行殊姿,极其自然,乃为有法。”(《论楷书》)可见以为作书首先要解决字形问题,字形即指间架布置,他以为间架宜顺乎文字本身的形体变化,以自然为法。而其中他强调了运心的重要,因间架布置纯出于人心。他以为: “学书之法,在乎一心,心能转腕,手能转笔。大要执笔欲紧,运笔欲活,手不主运而以腕运,腕虽主运而以心运。右军曰: ‘意在笔先。’ 此法言也。”( 《总论》)他重申古人 “意在笔先”的主张,指出了书法创作中心意的作用。在书法创作中,笔管由手指控制,手由腕驱遣,而腕一任于心意的管辖,故心是根本的因素。故他论学书的方法曰: “初作字,不必多费楮墨。取古拓善本细玩而熟观之,既复,背帖而索之。学而思,思而学,心中若有成局,然后举笔而追之,似乎了了于心,不能了了于手,再学再思,再思再校,始得其二三,既得其四五,自此纵书以扩其量。”(《总论》)前人论书也曾指出过心手合一的问题,宋曹这里特别强调了 “了了于心”和 “了了于手”,其言本之于苏轼的论文。东坡《答谢民师书》中说: “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苏轼认为要作到“辞达”,必须对事物有深刻的了解,然后运用语言艺术使之明白地表达出来。在宋曹看来,书法也是如此,必须对字的形体格局有明确的了解,所谓“心中若有成局”,然后再通过驱驾笔墨,使之再现于楮墨之间,而在这两者之中,得于心显然是更重要的,是作书的基础,因而他对书法创作的心理准备阶段十分重视。他说: “夫欲书先须凝神静思,怀抱萧散,陶性写情,预想字形偃仰平直,然后书之。若迫于事,拘于时,屈于势,虽钟、王不能佳也。凡书成宜自观其体势,果能出入古法,再加体会,自然妙生。”(《总论》)“凝神静思”云云见于欧阳询之《传授诀》,“怀抱萧散”云云则出于蔡邕的《笔论》,宋曹在此借以说明书法之形体布置导源于心志怀抱,心中须预想字之结构平直,然后落笔。因而,他虽然很重视书之神采,却以形质为基础,他曾说:“形质不健,神采何来?”(《总论》)知其未尝排斥形体布置。学习古人,运用心智,正宜于此处下功夫。
当然,光有布置还不够,宋曹进而提出了“神采”的要求,神采的观念前人论书也屡屡道及。如王僧虔《笔意赞》即云: “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宋曹继承了这种说法,以神采指书法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精神风采,而这种精神风采他以为来自于运笔。他说:
凡运笔有起止,有缓急,有映带,有回环,有轻重,有转折,有虚实,有偏正,有藏锋,有露锋,即无笔时亦可空手作握笔法书空,演习久之自熟。虽行卧皆可以意为之。自此用力到沉著痛快处,方能取古人之神。
作书贵在能得古人之神,而这是建立在对运笔精熟的基础之上的。因而他以为学古人书不能刻划太甚,而须明其笔法,因运笔的千变万化最宜体现书法之神采。他论草书云: “颠喜肥,素喜瘦;瘦劲易,肥劲难,务使肥瘦得宜,骨肉相间,如印泥、画沙、起伏随势。笔正则锋藏,笔偃则锋侧。草书时用侧锋而神奇出焉。”草书的运笔有藏锋,有侧锋,用锋得体,“神奇出焉”,而种种笔法,“如人坐卧、行立、奔趋、揖让、歌舞、擘踊、醉狂、颠伏,各尽意态,方为有得”,因而运笔中可体现书法之精神风采。
总之,宋曹要求通过运心与运笔而取得书法既有布置,又富神采的艺术效果,这两者又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他以为: “布置有度,起止便灵;体用不均,性情安托?有攻无性,神采不生;有性无攻,神采不奕。”布置得体则运笔灵便,体势运笔具有法度,即可以表现性情;性情和功力相结合便能令书法神采焕发。心手统一,形神具备,便是宋曹对书法最高境界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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