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洪武(1368—1398)年间,出现了一部较为详备的书法史著述——《书史会要》。它的作者陶宗仪字九成,浙江黄岩人,元末进士,后弃官去,洪武初累征不起,晚年被聘为教官。集平生读书所得,为《辍耕录》三十卷。明孙作《沧螺集》中说他: “务古学,无所不窥,尤刻志字学,工舅氏赵集贤雍篆笔。洪武辛亥,诏取天下士,癸丑命守令举人才,又以病免,由避兵家淞城之北,泗水之南,闭门著书,有 《书史会要》九卷。”陶还著有 《南村诗集》、《沧浪棹歌》等。
        《书史会要》前八卷辑录上古三皇至元末能书者小传,卷九为书法,乃杂录古来书论,体现了陶氏的论书思想。
        《书史会要》虽着重于书家的评判,然也未忽视各种书体的流变,如 “仓颉”中即介绍了仓颉之后 “书凡五变”和秦以后 “书有八体”等。“少昊金天氏”条中说:“其立也,凤鸟适至,以鸟纪官,文章衣服,皆取象焉,故有 ‘鸾凤书’。”“务光”条中云:“殷汤时避天下于清泠之渊,植薤而食,轻风时至,见其积叶交偃,为 ‘倒薤书’。晋王愔云:倒薤书,小篆法也。”这些说法虽然未必可靠,但陶宗仪力图在介绍书家的同时说明书体的发展于此可见。他甚至对后世一些由书家个人风格而命名的书体也都表而出之,如唐人 “韦陟”条中云: “自谓所署陟字若五朵云,时人慕之,谓之 ‘郇公五云体’。”又如“李煜”条中云:“其作大字不事笔,卷帛而书之,皆能如意,世谓 ‘撮襟书’,复喜作颤掣势,人又目其状为 ‘金错刀’。”
        在评论历代书家中,陶宗仪也表现了对书法审美的要求,这种要求可以用妩媚与遒劲的结合来概括。他评陈叔怀之书云: “作行书笔画圆整,其论梅发一帖,字虽妩媚,而中藏劲气,如幽香孤艳,凌轹冰霜者,其情致自应如此。”可知他主张书法宜既有妩媚之姿又不乏刚劲之气。他评薄绍之书谓其 “光采发越,照映四坐”,然袁昂说薄书 “如舞女低腰,仙人远唱”,以婉丽清闲为主,两者似不一致,故陶氏释曰: “婉丽清闲所以论其常,而发越照映所以言其变,此心画之妙兼得乎为人耳。”也意在指出一人之书风不妨具有两个侧面。用后来文艺风格论的术语来说,就是要求阳刚、阴柔兼有,柔美与壮美结合,两者缺一不可。他评戎昱云:“作字有楷法,其用笔类段季展,然筋骨太刚,殊乏婉媚,故雅德者避之。”这是遒劲有余而婉媚不足的例子。其评张素云: “其笔意盖规模羲、献父子,然力不甚劲而姿媚有余,顾未得古人落笔之势。”这是姿媚有余而劲健不足的例子。陶氏对此种现象都加以批评,以为未能到古人佳处。反之,他盛赞蔡襄之书云: “在前辈中自有一种风味,笔甚劲而姿媚有余,自珍其书以谓有翔龙舞凤之势,识者不以为过,而复推为本朝第一也。”其评苏轼也云:“少时规模徐浩,笔圆而姿媚可喜;中年喜临颜真卿真行,造次为之,便欲穷本,晚年乃喜李邕,其豪劲多似之。”可见他之所以推尊蔡字,在于其能兼有劲健姿媚的风格,而东坡之书的发展也说明他能由姿媚而兼取豪劲,与东坡自己所谓的 “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的审美趣味相一致。
        要求柔美与壮美相结合的书法审美要求贯穿于 《书史会要》一书的书家评骘之中,故陶宗仪论书最喜欢用“遒媚”与 “清劲”二词。“遒”与 “媚”,“清”与 “劲”,本来是相对的批评范畴,论书者将其结合起来即表示对两者兼取的审美倾向。陶宗仪评裴休曰 “真楷遒媚”;评虞世南书曰 “体段遒媚,举止不凡”;评宋湜之书曰 “风貌秀整,笔法遒媚”;评康里之书曰 “笔画遒媚,转折圆劲”;评王渥曰“字画遒媚,有晋人风度”。于此诸例中已可见到他对“遒媚”之风格的重视。他不仅将此观念用于评论笔法,而且用以说明体段,不仅施于行草,也施于论楷书。至于“清劲”一词在《书史会要》中出现的频率更高,如评文彦博书曰 “笔势清劲,真不愧古人”;评范仲淹书曰 “得 《乐毅论》笔意,清劲中有法度”;评林逋曰“行书笔意殊类朱建中,而清劲处尤妙”;评邵雍曰“工正行,字体清劲”;评李公麟曰 “作书有晋人风格,清劲而妍丽”;评潘师旦曰“模刻官帖,骨法清劲”;评杨无咎曰“小字尤清劲可爱”;评其舅氏赵雍曰“篆法二李,而清劲有余”。总之他以 “清劲”的要求评书,意在指出清秀典丽与劲挺刚健风格的结合。
        陶宗仪以这种对书法审美的要求论历代之书,最重晋人秀逸清健的书风,如评许迈书曰“有晋人风致而尤清逸”;评种放曰“书迹有晋人风气”;评李洞曰“书有晋宋家法”;评高翼曰“正行草书皆从晋、宋规矩中来”;评汪从善曰 “正书亦合晋人纪律”;评罗元曰 “行楷有晋人风致”,类似的批评还很多,都说明他以晋人之书为极则,接受了元人论书的传统。
        陶宗仪强调书如其人,以为书风、书品基于人之品行节义。如他评陆缮之书云:“大抵人心不同,书亦如人,颜真卿之笔,凛然如社稷臣,虞世南之笔,卓乎如廊庙器,王僧虔字若王、谢家子弟,缮草字风度亦可以见其人物之飘逸矣。”由于书家的人品地位,风度气质等各不相同,书风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颜真卿气节凛然,忠义刚直,故其书端庄凝重,如社稷之臣;虞世南生当唐代开国之初,深得唐太宗之器重,其书自有褒衣博带气象,故云其如廊庙器;王僧虔为王家子弟,风流潇洒,书风也清肃透逸,故梁武帝称他“如王、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奕奕有一种风流气骨。”陶宗仪正是看到了这些特征,故提倡书如其人之说。他极重书家的胸襟涵养,以为这对书法起了直接的作用。其评王浑曰:“其作草书盖是平日偶尔记事,初非经心,然如风吹水,自然成文者,其胸中本不凡耳。”又如评苏庠曰:“胸中本无轩冕,是以风神笔墨皆自潇散。”胸襟高故其书自然高妙。陶宗仪也继承了《宣和书谱》中重视文学与书法相通的主张,如其评白居易、元稹、杜牧等人之书都袭用《宣和书谱语》语,他评著名的曲家贯云石云: “豪爽有气概,富文字,工翰墨,其名章俊语,流于毫端者,怪怪奇奇,若不凝滞于物,即其书而知其胸中之所养矣。”他力图说明文学与翰墨的相通,贯云石的文学才能与怪怪奇奇的书风都本于其“胸中之所养”。扬雄关于“心画”的理论后世为文论家和书论家共同继承,就说明文学与书法都有表现作者感情意志的特点,这就是陶宗仪以诗文与书法相贯通的立论基础。
        总之,《书史会要》一书不仅保存了不少有关书法家的生平资料,指出了他们的书法创作特征,而且也体现了陶氏本人的论书思想,因而,它成为我国书法史著作中一部较为重要的作品,为后人所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