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祝允明的书论
近人马宗霍《书林藻鉴》曰: “成弘以来,姜立纲又师二沈(沈度、沈粲),取法愈下,格亦愈卑,世皆效之,称曰姜字,虽见珍于远人,固不能逃吏手之讥也。自祝允明、文征明、王宠出,始由松雪上窥晋、唐,号为明书之中兴。三子皆吴人,一时有 ‘天下法书皆归吴中’之语。”祝允明与文征明为同里好友,其书学渊源相近,故论书主张也基本一致。总的说来,他们都强调学有师承,不失规矩绳墨,提倡取法晋唐,然又主张学古基础上的创新,力求自成一体。
祝允明(1460—1526),字希哲,号枝山,南京长洲(今江苏吴县)人。以举人授兴宁令,后迁应天府通判,未几乞归。能诗文,工书法,与徐祯卿、唐寅、文征明并称“吴中四子”。其书取法晋唐,博采众长,王世贞《艺苑巵言》曰: “京兆楷法元常、二王、永师、秘监、率更、河南、吴兴,行草则大令、永师、河南、狂素、颠旭、北海、眉山、豫章、襄阳,靡不临写工绝,晚节变化出入,不可端倪,风骨烂漫,天真纵逸,真足上配吴兴,他所不论也。”然他又能学古而不泥,用今而不俗,变化出入,自成面目。著有 《祝枝山全集》。
祝枝山的书论与其书法创作的倾向相契合,主张不失古人绳墨而又能有所变化创新,令书有逸趣。他不满否定前人,师心自用的论书主张,故作《奴书订》一篇,其中曰:
觚筦士有奴书之论,亦自昔兴,吾独不解。此艺家一道,庸讵缪执至是。人间事理至处有二乎哉?为圆不从规,拟方不按矩,得乎?自粗归精,既据妙地,少自翔异,可也。必也革其故而新是图,将不故之并亡,而第新也与。故尝谓自卯金当涂,底于典午,音容少殊,神骨一也,沿晋游唐,守而勿失,今人但见永兴匀圆,率更劲瘠,郎邪雄沉,诚悬强毅,与会稽分镳,而不察其为祖宗本貌自粲如也。迩后皆然,未遐遑计,赵室四子,莆田恒守惟肖,襄阳不违其刑,眉、豫二豪,羁蹋靮,顾盼自得,观者昧其所宗;子瞻骨干平原,股肱北海,被服大令,以成完躯;鲁直自云得长沙三昧,诸师无常而具有,安得谓果非陪臣门舍耶?而后人泥习耳聆。未尝神访,无怪执其言而失其旨也。……啖必谷,舍谷而草曰“谷者奴餐”,可乎?学为贤人,必法渊、赐,晞圣者必师孔,违洙泗之邪曲而曰 “为孔颜者奴贤者”也,可乎?( 《祝枝山全集》) 卷十一)
祝允明这里批评了流行于当时的讥学古为 “奴书”的主张。据其《书述》一篇中曰:“太仆资力故高,乃特违众,既远群从(宋人),并去根源,或从孙枝翻出己性,离立筋骨,别安眉目,盖其所发 ‘奴书’之论,乃其胸怀自熹者也。”( 《祝枝山全集》卷二十四)可知李应祯(太仆)即曾有“奴书”之说。应祯是祝枝山的岳父,枝山学书甚受其影响,文征明就说:“吾乡前辈书家称武功伯徐公,次为太仆少卿李公,李楷法师欧、颜,而徐公草书出于颠、素。枝山先生,武功外孙,太仆之壻也。早岁楷书精谨,实师妇翁,而草法奔放,出于外大父,盖兼二父之美,而自成一家者也。李公尝为余言,祝壻书笔严整而少姿态,盖不及见晚年之作耳。”(《珊瑚网》)据此可知枝山之楷书得力于李应祯者为多,然其旨趣也未尝全与此翁契合,李应祯极重书法的独创精神,曾说:“破却工夫,何至随人脚跟,就令学成王羲之,只是他人书耳。”故极称张融“不恨己无二王法,但恨二王无己法”之言 (见文征明《跋李少卿帖》引),故他与祝枝山主张精严有法的书法风尚不尽一致,病枝山之书为 “严整而少姿态”,因而祝枝山对他的“奴书”之说表示不满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事了。
所谓“奴书”,祝氏已明言“亦自昔兴”,如《宣和书谱》卷十七中评陈伯智书云:“雅意翰墨,无狗马之玩,作字劲举,而行草尤工,师其成心而自为家学,故名重一时。盖传习之陋,论者以谓屋下架屋,不免有奴书之诮。此伯智独能摆脱。”可见宋代之前就有 “奴书”之称,然李应祯之所以提出 “奴书”论也是有其历史原因的。
明初的文坛与书坛上都出现了一股以墨守成规、一成不变为特点的台阁体,书法上即以松江二沈为代表,其末流格调更为卑下,故遭时人诋讥,“奴书”之说就是对此种风气所下的针砭,以为书法宜表现个性,绝去前人成法,由此而一反自元以来取法晋唐的主张而欲效宋人写意的书风,故祝枝山讥其为“并去根源,或从孙枝翻出己性”,祝氏以为书法不可离于前代典型,虽然在精熟之后可以加以变化,然其根柢必须深植于自古以来的格法之中。他以为汉代以来之书虽面目不一,而其精神骨格是一脉相承的,晋、唐乃至于宋人之书,无不取法前人,不失规矩格法,即使时人所尊的宋四家之书,也都学有根基,非无本之木,故他声称不必诋学古为奴,从而肯定了学书中恪守前人之法的重要。他在《书述》中也阐发了同样的思想: “书理极乎张、王、钟、索,后人则而象之,小异肤泽,无复改变,知其至也;遹逮唐氏,遵执家彝,初焉微区尔我,已乃浸阔步趋;宋初能者尚秉昔榘,爰至中叶,大换面目,虽神骨少合晋度,九往一居,在其躬尚可尔,来徒靡从,澜倒风下,违宗戾祖,乃以大变千载典模,崇朝败之,何暇晒之,亦应太自流涕耳。暨夫海滨残赵,颠缪百出,一二守文之外,怪形盈世,吾于是不能已于痛哭矣。蒙古数子未足甲乙,吴兴独振国手,遍友历代,归宿晋、唐,良是独步,然亦不免奴书之眩,自列门阀,亦为尽善小累,固尽美矣。”可见他论历代之书以晋、唐为归,以为书法坏于宋人,而后人变本加厉,每况愈下,于宋之后他惟推赏赵孟頫一人而已,原因就在于赵氏能“遍友历代,归宿晋唐”,凡此,都说明祝氏标举古代典型,力求继承晋唐遗法的书论主张。
但祝枝山也并非主张一成不变地以古为尚,而要求在学古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他不满馆阁体的代表者沈度那样为陈法所囿,以为“学士功力深笃,其所发越,十九在朝,乃薄有绳削之拘,非其神之全也,或有闲窗散笔,辄入妙品。”(《述书》)以为其在馆阁所书,“薄有绳削之拘”,可知祝氏也不斤斤于法。故他提倡学古而遗貌取神。他跋《米芾兰亭》云: “老米此本全不缚律,虽结体大小变不合契,盖彼以胸中气韵稍步骤乃祖而法之耳。上下精神相为流通,吾笔试窥其同异之际,必有可言之者,此正轮垩妙处也,今欲拈出。噫!欲识柳下季,只看鲁男子。”又其跋 《山谷书李诗》云: “双井之学大抵以韵胜,文章诗书画皆然,姑论其书积功固深,所得固别,要之得晋人之韵,故形貌若悬而神爽冥会欤!此卷驰骤藏真,殆有夺胎之妙,非有若据孔子比也,其故乃是与素同得晋韵然耳。”(《祝枝山全集》卷二十五)可见他主张学古贵在求其气韵神情,而不必规规于点画形似,米芾之临 《兰亭序》只求精神相通,黄庭坚学怀素而有夺胎之妙,都能于继承前人之中表现出自己的个性特征。因而祝枝山主张作书须既有功力,又不乏个性。其 《论书帖》中说: “有功无性,神彩不生;有性无功,神彩不实。”书法贵在神彩,这是前人屡屡道及的,然祝氏以为要令神彩焕发,必须有学古的深厚功力与个性的充分发挥相结合,两者不可缺一,由此他力图矫正步趋古人与师心自用两种趋于极端的倾向。这两者的结合正是一切有成就的书家的必由之路。祝枝山的书法之所以能在明代卓然为大家,与他书法理论上的这种认识及其书法创作上对此的实践是分不开的。
祝允明(1460—1526),字希哲,号枝山,南京长洲(今江苏吴县)人。以举人授兴宁令,后迁应天府通判,未几乞归。能诗文,工书法,与徐祯卿、唐寅、文征明并称“吴中四子”。其书取法晋唐,博采众长,王世贞《艺苑巵言》曰: “京兆楷法元常、二王、永师、秘监、率更、河南、吴兴,行草则大令、永师、河南、狂素、颠旭、北海、眉山、豫章、襄阳,靡不临写工绝,晚节变化出入,不可端倪,风骨烂漫,天真纵逸,真足上配吴兴,他所不论也。”然他又能学古而不泥,用今而不俗,变化出入,自成面目。著有 《祝枝山全集》。
祝枝山的书论与其书法创作的倾向相契合,主张不失古人绳墨而又能有所变化创新,令书有逸趣。他不满否定前人,师心自用的论书主张,故作《奴书订》一篇,其中曰:
觚筦士有奴书之论,亦自昔兴,吾独不解。此艺家一道,庸讵缪执至是。人间事理至处有二乎哉?为圆不从规,拟方不按矩,得乎?自粗归精,既据妙地,少自翔异,可也。必也革其故而新是图,将不故之并亡,而第新也与。故尝谓自卯金当涂,底于典午,音容少殊,神骨一也,沿晋游唐,守而勿失,今人但见永兴匀圆,率更劲瘠,郎邪雄沉,诚悬强毅,与会稽分镳,而不察其为祖宗本貌自粲如也。迩后皆然,未遐遑计,赵室四子,莆田恒守惟肖,襄阳不违其刑,眉、豫二豪,羁蹋靮,顾盼自得,观者昧其所宗;子瞻骨干平原,股肱北海,被服大令,以成完躯;鲁直自云得长沙三昧,诸师无常而具有,安得谓果非陪臣门舍耶?而后人泥习耳聆。未尝神访,无怪执其言而失其旨也。……啖必谷,舍谷而草曰“谷者奴餐”,可乎?学为贤人,必法渊、赐,晞圣者必师孔,违洙泗之邪曲而曰 “为孔颜者奴贤者”也,可乎?( 《祝枝山全集》) 卷十一)
祝允明这里批评了流行于当时的讥学古为 “奴书”的主张。据其《书述》一篇中曰:“太仆资力故高,乃特违众,既远群从(宋人),并去根源,或从孙枝翻出己性,离立筋骨,别安眉目,盖其所发 ‘奴书’之论,乃其胸怀自熹者也。”( 《祝枝山全集》卷二十四)可知李应祯(太仆)即曾有“奴书”之说。应祯是祝枝山的岳父,枝山学书甚受其影响,文征明就说:“吾乡前辈书家称武功伯徐公,次为太仆少卿李公,李楷法师欧、颜,而徐公草书出于颠、素。枝山先生,武功外孙,太仆之壻也。早岁楷书精谨,实师妇翁,而草法奔放,出于外大父,盖兼二父之美,而自成一家者也。李公尝为余言,祝壻书笔严整而少姿态,盖不及见晚年之作耳。”(《珊瑚网》)据此可知枝山之楷书得力于李应祯者为多,然其旨趣也未尝全与此翁契合,李应祯极重书法的独创精神,曾说:“破却工夫,何至随人脚跟,就令学成王羲之,只是他人书耳。”故极称张融“不恨己无二王法,但恨二王无己法”之言 (见文征明《跋李少卿帖》引),故他与祝枝山主张精严有法的书法风尚不尽一致,病枝山之书为 “严整而少姿态”,因而祝枝山对他的“奴书”之说表示不满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事了。
所谓“奴书”,祝氏已明言“亦自昔兴”,如《宣和书谱》卷十七中评陈伯智书云:“雅意翰墨,无狗马之玩,作字劲举,而行草尤工,师其成心而自为家学,故名重一时。盖传习之陋,论者以谓屋下架屋,不免有奴书之诮。此伯智独能摆脱。”可见宋代之前就有 “奴书”之称,然李应祯之所以提出 “奴书”论也是有其历史原因的。
明初的文坛与书坛上都出现了一股以墨守成规、一成不变为特点的台阁体,书法上即以松江二沈为代表,其末流格调更为卑下,故遭时人诋讥,“奴书”之说就是对此种风气所下的针砭,以为书法宜表现个性,绝去前人成法,由此而一反自元以来取法晋唐的主张而欲效宋人写意的书风,故祝枝山讥其为“并去根源,或从孙枝翻出己性”,祝氏以为书法不可离于前代典型,虽然在精熟之后可以加以变化,然其根柢必须深植于自古以来的格法之中。他以为汉代以来之书虽面目不一,而其精神骨格是一脉相承的,晋、唐乃至于宋人之书,无不取法前人,不失规矩格法,即使时人所尊的宋四家之书,也都学有根基,非无本之木,故他声称不必诋学古为奴,从而肯定了学书中恪守前人之法的重要。他在《书述》中也阐发了同样的思想: “书理极乎张、王、钟、索,后人则而象之,小异肤泽,无复改变,知其至也;遹逮唐氏,遵执家彝,初焉微区尔我,已乃浸阔步趋;宋初能者尚秉昔榘,爰至中叶,大换面目,虽神骨少合晋度,九往一居,在其躬尚可尔,来徒靡从,澜倒风下,违宗戾祖,乃以大变千载典模,崇朝败之,何暇晒之,亦应太自流涕耳。暨夫海滨残赵,颠缪百出,一二守文之外,怪形盈世,吾于是不能已于痛哭矣。蒙古数子未足甲乙,吴兴独振国手,遍友历代,归宿晋、唐,良是独步,然亦不免奴书之眩,自列门阀,亦为尽善小累,固尽美矣。”可见他论历代之书以晋、唐为归,以为书法坏于宋人,而后人变本加厉,每况愈下,于宋之后他惟推赏赵孟頫一人而已,原因就在于赵氏能“遍友历代,归宿晋唐”,凡此,都说明祝氏标举古代典型,力求继承晋唐遗法的书论主张。
但祝枝山也并非主张一成不变地以古为尚,而要求在学古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他不满馆阁体的代表者沈度那样为陈法所囿,以为“学士功力深笃,其所发越,十九在朝,乃薄有绳削之拘,非其神之全也,或有闲窗散笔,辄入妙品。”(《述书》)以为其在馆阁所书,“薄有绳削之拘”,可知祝氏也不斤斤于法。故他提倡学古而遗貌取神。他跋《米芾兰亭》云: “老米此本全不缚律,虽结体大小变不合契,盖彼以胸中气韵稍步骤乃祖而法之耳。上下精神相为流通,吾笔试窥其同异之际,必有可言之者,此正轮垩妙处也,今欲拈出。噫!欲识柳下季,只看鲁男子。”又其跋 《山谷书李诗》云: “双井之学大抵以韵胜,文章诗书画皆然,姑论其书积功固深,所得固别,要之得晋人之韵,故形貌若悬而神爽冥会欤!此卷驰骤藏真,殆有夺胎之妙,非有若据孔子比也,其故乃是与素同得晋韵然耳。”(《祝枝山全集》卷二十五)可见他主张学古贵在求其气韵神情,而不必规规于点画形似,米芾之临 《兰亭序》只求精神相通,黄庭坚学怀素而有夺胎之妙,都能于继承前人之中表现出自己的个性特征。因而祝枝山主张作书须既有功力,又不乏个性。其 《论书帖》中说: “有功无性,神彩不生;有性无功,神彩不实。”书法贵在神彩,这是前人屡屡道及的,然祝氏以为要令神彩焕发,必须有学古的深厚功力与个性的充分发挥相结合,两者不可缺一,由此他力图矫正步趋古人与师心自用两种趋于极端的倾向。这两者的结合正是一切有成就的书家的必由之路。祝枝山的书法之所以能在明代卓然为大家,与他书法理论上的这种认识及其书法创作上对此的实践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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