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坊,初名坊,更名道生,字存礼,又字人翁,号南禺外史,浙江鄞人。嘉靖进士,出为南京吏部考功主事,寻谪通州同知,免归。坊博学能文,兼通书法,尤擅草书,詹景凤说: “道生书学极博,五体并能,诸家自魏、晋以及国朝,靡不兼通,规矩尽从手出,盖工于执笔者也,以故其书大有腕力,特神韵稍不足。”(《詹氏小辨》)作有《书诀》 一篇。
        丰坊所谓的书诀其实是总结了前人书论而归纳出来的两段话,即十六字的笔诀: “双钩悬腕,让左侧右,虚掌实指,意前笔后。”和十九字的论书势:“如屋漏痕,如壁坼,如锥画沙,如印印泥,如折钗股。”这些论书的术语虽已屡为前人道及,然丰坊的发挥不无独到的见解。如“笔诀”对“悬腕”的解释曰:“大字运上腕,小字运下腕,不使肉衬于纸,则运笔如飞。”他又释上腕、下腕云: “伯高、鲁公皆言大字运上腕,谓径尺以上也;小字运下腕,谓径寸以内也。”并根据字体的大小列举了前代著名的书法作品来说明大小腕:“若字三寸至五寸,可以端坐而书,亦必运肩及肘之力,使手离纸尺许,所谓上腕也。”“运自肘至掌之力,亦必手离纸三二分,所谓下腕也。”无论是用上腕还是下腕,丰坊意在强调悬腕作书的灵活自如,由此他提出了“筋生于腕”的理论,以为“腕能悬则筋脉相连而有势,指能实则骨体坚定而不弱”。字体的筋和骨就象人体的筋和骨,筋主转动灵活,骨主支撑形体。因而要使字体灵动活泼,富有生气,就得依靠腕的运动,所以丰坊认为“筋生于腕”。前人虽然也论及书法的运腕问题,如黄庭坚说: “高提笔,令腕随己意左右。”(《论书》)姜夔说: “不可以指运笔,当以腕运笔。”(《续书谱·用笔》)然对运腕的作用及方法作如此仔细的分析,为前人书论中所罕见,无疑也是他本人的学书心得,故詹景凤称丰书“大有腕力”。
        无垂不缩,无往不收,则如屋漏痕:言不露圭角也。违而不犯,和而不同,带燥方润,将浓遂枯,则如壁坼:言布置有自然之巧也。指实臂悬,笔有全力,��衄顿挫,书必入木,则如印印泥:言方圆深厚而不轻浮也。点必隐锋,波必三折,肘下风生,起止无迹,则如锥画沙:言劲利峻拔而不凝滞也。水墨得所,血润骨坚,泯规矩于方圆,遁钩绳于曲直,则如折钗股:言严重浑厚而不必蛇蚓之态也。
        在这里,丰坊可以说是博采了诸家的运笔之法,屋漏痕者为颜真卿形容运笔含而不露; 壁坼者为怀素比喻运笔自然,无雕凿之迹;锥画沙、印印泥者传为褚遂良用以比喻下笔稳健,中锋运笔;折钗股者则为张旭比喻运笔圆转而有力,丰坊综合了各家之论,加以自己的理解,遂视之为笔势的秘诀。
        在运笔问题上丰坊还继承了元人袁裒关于内��、 外拓的说法,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中说: “袁裒云: ‘右军用笔,内��而收敛,故森严而有法,大令用笔,外拓而开扩,故散朗而多姿。”而丰坊更将内��、外拓之说与正锋与侧锋的理论结合起来。他说:“二王稍变钟法:右军用笔内��,正锋居多,故法度森严而入神;子敬用笔外拓,侧锋居半,故精神散朗而入妙。”所谓内��,指笔毫能摄墨内聚,不令溢出笔画之外,如此写成的字骨气充足,刚劲有力。所谓外拓,指笔意开张,虞世南 《笔髓论·释草》云: “草即纵心奔放,覆腕转蹙,悬管聚锋,柔毫外拓,左为外,右为内,起伏连卷,收揽吐纳,内转藏锋也。”《释行》又说:“覆腕抢毫,乃按锋而直引,其腕则内旋外拓,而环转纾结也。旋毫不绝,内转锋也。”用外拓法写成的字则淋漓奔放,兴象万端,如此区别羲、献父子的不同,为后代书论家广泛接受。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缀法第二十一》中说:“提笔中含,顿笔外拓。中含者浑劲,外拓者雄强,中含者篆之法也,外拓者隶之法也。”又近人沈尹默作《二王法书管窥》也发挥丰坊此说,并推而广之,以南北朝与唐人书为例云: “如 《龙门造像》中之 《始平公》、《杨大眼》等,《张猛龙碑》、《大代华岳庙碑》、《隋启发寺碑》、欧阳询、柳公权所书碑,皆可以说它是属于内��范围的; 《郑文公碑》、《爨龙颜碑》、《嵩高灵庙碑》、《刁遵志》、《崔敬邕志》等,李世民、颜真卿、徐浩、李邕诸人所书碑则是属于外拓一方面。”此种理论都可以视为是在袁裒与丰氏所论基础上的发展。
        对于书法风格的审美理想,丰坊提出了“沉著痛快”四字,其言曰: “古人论诗之妙,必曰沉著痛快。惟书亦然。沉著而不痛快,则肥浊而风韵不足;痛快而不沉著,则潦草而法度荡然。”以“沈著痛快”四字论书法风格非肇自丰氏,如 《法书苑》中说: “吴皇象善行草书,世称沉著痛快。”宋高宗赵构的《翰墨志》中评米芾的书法亦云:“芾收六朝翰墨,副在笔端,故沉著痛快,如乘骏马,进退裕如,不烦鞭勒,无不当人意。”黄庭坚也曾说:“今方悟沉著痛快之语,但难为知音耳。”(《论书》)然都未对沉著痛快作具体的界定与分析。丰坊则从法度和风韵两方面来阐释了沉著痛快的意思,即主张作书犹如为人,既要能刚毅稳重,又不失旷达闲雅,故于“沉著痛快”四字中赋予了厚重与萧散两方面相辅相成的涵意,构成一个较为完整的书法审美范畴。故后来清人朱履贞的《书学捷要》中云: “沉著痛快,书之本也。”即看到了此四字中的丰富内涵。
        丰坊论书较重于学古,他所揭示的书诀,实际上不过是对前人书论与作书的总结,故以为这是自钟、王以来代代相传,不可移易的法则,故他很注重学有师承,不可一无依傍,他对当时“古法无余,浊俗满纸”的风气深表不满,意欲通过他揭示的书诀来示人以学古门径,他说:“扬子云: ‘斫木为棋,摶草为鞠,亦皆有法。’况书居六艺之五,圣人以之参赞化育,贯彻古今。”显然体现了他重法的倾向,而法必须向古人之书中去探求,又是与学古的要求相一致的。
        丰氏学古的倾向还表现在他对篆籀的重视之中,他说:“古大家之书,必通篆籀,然后结构淳古,使转劲逸,伯喈以下皆然。米元章称谢安石 《中郎帖》、颜鲁公《争坐》书有篆籀气象,乃其证也。”可见他以为篆籀是书家之本,后世之书的笔法、结构皆由此化出,因而他强调学书必须精通六书,深考古文,这不仅体现了丰氏本人精于篆籀,学有根底的书法功力,而且也与明代中期文人的复古倾向不无关联。时人欲以复古而矫台阁体之平庸呆板,于诗文批评与书法理论中都可以见到。
        总之,丰坊的书论旨在通过总结前人的经验而探求执笔、运笔之方,以为这是千古不易的作书秘诀,他注重篆籀,提倡学古,体现了当时趋古的时代风尚,由于其书法功力的深厚,故所论也不乏精辟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