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佛教在佛教文化事业方面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
        佛教刊物大量涌现,是这一时期中国佛教的特点之一。最早出现的是民国元年(1912)在上海创刊的《佛学丛报》,其后是民国二年(1913)太虚创办的《佛教月报》。据考证,此后的各种年刊、季刊、月刊、半月刊、周刊、日报多达四百余种。这些刊物,大多数旋生旋灭,有的坚持数年,也有的坚持数十年。如民国十六年(1927)在四川成都创刊的《佛教新闻》坚持了二十年左右。而民国九年(1920)由太虚创办的《海潮音》至今仍在台湾出版,已有七十余年。这些刊物在宣传佛教改革、传播佛教知识、研究佛教义理、鼓吹抗日救国等方面不同程度地发挥了作用,当然也有一些相互攻击的消极内容。
        各类佛教院校的创设,是这一时期中国佛教的又一特点。中国佛教以往的僧人教育寓于丛林生活之中。而借鉴中国宗法制度而形成的中国佛教丛林,经过数百年的演变,已经弊端百出,不可能承担起僧人教育的任务。据说民国初年,江南名刹镇江金山寺中,竟没有一个僧人可以写得出一封三百字以上文理通顺的信函。所以,举办佛教院校,造就僧界人才,成为当时中国佛教界有识之士的共识,各种类型的佛教院校纷纷诞生。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佛教院校有四、五十所。其中由欧阳竟无创立的支那内学院、太虚创立的武昌佛学院、以及厦门的闽南佛学院、北京的柏林教理院、四川的汉藏教理院等在当时都有较大的影响。这些佛教院校虽然目的不一,水平也参差不齐,但从总体看,还是为佛教界造就了一批人才。
        这一时期,在佛教义理与历史的研究方面也取得不少成绩。由于欧阳竟无、韩清净等人的提倡,唯识学一时成为显学。另外,应慈对《华严经》的研究、印顺对印度佛教史的研究以及吕澂对佛典佛学的研究等也为人们所重视。由于此时学术界已经开始把佛教作为一门学科来研究,因此,不少学者在佛教研究方面作出了更为可观的成绩。如汤用彤对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研究、胡适对禅宗的研究、范文澜对中国佛教史的研究以及陈寅恪、陈垣的佛教研究等等。此时的佛教研究已经开始摆脱传统的义学框架,逐步走上用现代思想与方法研究传统文化的学术道路。
        这一时期在佛教典籍的整理与刊行方面也作出了较大的成绩,先后编印出版了《频伽藏》、《藏要》、《普慧藏》,影印出版了日本《续藏经》、宋《碛砂藏》、《宋藏遗珍》,重印了清《龙藏》等。
        上述佛教文化方面的成绩,大多是民国元年(1912)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期间取得的。民国二十六年之后,由于连年战争,佛教文化事业几乎陷于停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