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唐朝诗人杜牧吟出“十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千古绝句,掩映在江南如画春色中的六朝佛寺便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东晋及南朝的宋、齐、梁、陈均建都于今天的南京,当时称“建康”。诗中的“南朝”即指建康。杜牧生活在晚唐时期,他所见的已经不是当年的盛况了。现参考《南朝佛寺志》将南朝佛寺分别叙述如下。
        刘宋(420—479)是南朝的第一个政权。经过东晋的发展,到刘宋时佛教已经有相当的基础。建国之后,统治者对修寺造庙虽没有后来的萧梁时代那么热衷,但并不排斥。其时,佛教已深入上层社会,文人士子如雷次宗、何尚之、谢灵运等,大臣如王弘、范泰以及皇族内宫等,都以崇佛为时尚。据统计,刘宋时全国有佛寺一千九百十三所,以元嘉(424—453)年中最多。建康寺院的确数尚无记载,但现在可以列出名字的就有五十九座,如平陆令许桑舍宅建的平陆寺,僧伽跋摩曾居此传法;定林寺,为僧人慧览所造,即后来的“王安石读书处”;竹园寺,临川公主所造,昙无谶曾在此译经;僧人僧瑾所造的灵根寺、灵基寺;南昌公主为尼僧净秀所建的禅林寺;路太后造的大庄严寺;建平王舍宅建的栖元寺;谢太妃造的延寿寺;文帝为亡父造的报恩寺以及外国僧人所建的竹林寺、迦毗罗寺、宋熙寺、上定林寺、外国寺等等。比起东晋来,刘宋的寺塔越修越奢华,引起了一些有识之士的注意,朝廷因此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元嘉修寺之风最盛时,丹阳尹萧摹之上奏朝廷,曰:“佛化被于中国,已历四代,形象塔寺,所在千数。自顷以来,情敬浮末,不以精诚为至,更以奢竞为重。材竹铜彩,靡损无极。”(《资治通鉴》卷一二二)建议今后举凡兴造塔寺先向官府申报,否则没收。据说官府曾一度采纳此议。
        萧齐一代上承刘宋,下启萧梁,立国仅二十四年。帝室对佛教的崇信和刘宋差不多,全国佛寺最盛时有二千零十五所,其中建康新建的寺院可考的有二十六所,如建元寺,萧齐的第一位皇帝萧道成登基时所建;孔子寺,在城东南五里,本为晋代所建的孔庙,庙迁走后以旧地为寺;齐安寺,是第二位皇帝萧赜旧宅,登基后也舍宅立为佛寺;法云寺,在鸡笼山竟陵王萧子良邸园内,常招集名僧在此寺讲经论道;禅灵寺,武帝敕令建造,宫人出家者置于此,曾有越州献“自然珠佛像”,非常珍贵,后来被东昏侯毁坏。另外还有僧人僧宗以信众施舍自造的太昌寺、佛会极盛的隐灵寺、钟山旁周彦伦所立的山茨寺.秦淮河边天竺僧求那毗营造的正观寺以及钟山北边的石室寺、西边的集善寺等等。
        萧梁一代(503—557)是南朝佛教发展的鼎盛期,梵宇琳宫,遍布江南。后世对萧梁佛教的评价还有些微词:虽然外表兴盛但沾染了当时柔靡浮虚的风气,不求实际,缺乏笃实的精神。但萧梁时代尤其梁武帝时,无论朝野士庶,国内普持六斋八戒,佛教地位之高、佛教思想普及面之广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
        梁朝佛教的大发展从天监三年(504)四月八日开始。这一天,梁武帝下了一道“舍道皈佛”的诏书,诏书中说他过去信奉老子不是正法。因为老子、周公、孔子等的说教只是世间之善,不能像佛教那样革凡成圣,而现在终于弃迷知返,皈依佛门。同时,号召国人“宜反伪就真,舍邪入正”,共同弘扬佛法。这道圣旨一下,自然“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中国历史上好佛的皇帝中,梁武帝的所好并非一般,而是身体力行,极其崇信。受菩萨戒,多次舍身入寺,奖掖义学,亲自讲经说法;诏令断除酒肉,连皮鞋也不准穿,甚至宗庙中的荐馐也用果蔬来代替。因而皇室贵胄和门阀士族乃至民间信徒纷纷广建寺塔,盛造佛像,其热烈之程度,也是前所未有。
        萧梁立国五十多年,寺院在数量方面比前代萧齐增加了百分之三十,达到二千八百四十六所。萧齐时平均一寺约有十六名僧人,萧梁则达到二十九人。可见僧尼人数大为增长,寺院的规模也比前代大得多。京城建康的情况也如此。梁武帝兴佛时有后军引参军郭祖深诤谏,当时全国上下崇佛之风方兴未艾,此举乃冒天下大不韪,有被杀头的危险。郭祖深抬棺上疏:“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天下户口几亡其半。”梁武帝自然不悦,但对郭祖深的忠正不阿很赏识,就提拔他当了钟陵令。但兴寺造塔却依然如故。
        郭祖深上疏时京城一寺大约容纳二百名僧众,而全国的平均数不到三十,可见京城的佛寺又比地方郡县的寺院大好几倍。另外,僧尼还蓄有大量奴婢,尤其京城的名僧大德,更是如此。至梁末,建康的佛寺发展到七百余所。这些佛寺在“侯景之乱”中大半被焚毁,到了南陈时才又重新修建,略复旧观。
        现在可考的只有九十多所,而遗存到现在更是寥若晨星。九十多所佛寺中有的已经不清楚是谁所建,知之明确属帝室所建的寺院有二十五座,如智度寺、法王寺、光宅寺、永庆寺、劝善寺、开善寺、大爱敬寺、神山寺、永明寺、慈觉寺、善觉寺、同泰寺、天中寺、梁安寺、幽岩寺等。建造者有粱武帝、简文帝、元帝、昭明太子、南平襄王、邵陵王、湘东王之母、永庆公主、永康公主。智度寺位于青溪,据说是武帝为母亲献后追福。法王寺为纪念对萧齐新林之战的胜利,在齐的灵邱苑所建。光宅寺为武帝故宅,位于同复里,武帝即帝位后舍而为寺。开善寺,为纪念梁朝名僧宝志和尚,在钟山独龙阜宝志的墓所立寺。大爱敬寺,武帝为太祖追福在钟山竹涧建。慈觉寺,昭明太子为母丁贵嫔所造。梁安寺,湘东王之母敬信三宝,自舍私财所造。永庆寺,在冶城北“谢公墩”旁,永庆公主造。帝室之外的建造者有许多高官显贵,京官有司空徐度、尚书令谢举、礼部侍郎卢法震、常侍陈景、舍人王昙郎、章法护等;地方官有颍川刺史刘威、湘州刺史萧环、东阳太守王均以及县令张延、陶道宗等。
        比起萧齐来,梁朝佛寺更为华丽,并且有江南园林典雅幽静的特点。因为许多佛寺前身就是游览胜地或园苑。另外,这一时期南朝佛寺修塔的风气很盛,从一塔发展到造双塔,高耸入云的塔补充了中国建筑的不足之处,使江南寺院的游览观赏效果更为突出。寺院布局和建筑形式灵巧多变,不拘一格。或依山就势,错落有致,或傍水借景,气宇深邃。大者园中有园,小者玲珑回转。寺内寺外茂林修竹掩映,琪花瑞草点缀。加之建康乃六朝金粉之地,人文荟萃之所,能工巧匠辈出,骚人墨客蜂拥,帝室贵族更不惜一掷千金,在佛寺设计建造上极人主之力,穷天地之造化,殚思竭虑,必欲尽善尽美。
        梁武帝是推动南朝佛寺发展到鼎盛的关键人物。在已知的建康九十多所寺院中他亲自下令建造的有十二所:智度寺、法王寺、仙窟寺、光宅寺、萧帝寺、解脱寺、同行寺、劝善寺、开善寺、资圣寺、大爱敬寺、同泰寺等。这些寺院不仅建制庞大,豪华非凡,而且梁代许多重要佛事活动都在这些寺里举行,于当时、后世都颇有影响。
        开善寺,即今天灵谷寺的前身,明朱元璋孝陵的所在地,历史上又叫“蒋山寺”、“太平兴国寺”。开善寺是为了纪念宝志禅师所修。南朝佛教偏重于理论方面的探究,尤以萧梁时此风最盛。但宝志和尚却例外,他是修持禅法的,深得梁武帝的敬重。天监十三年(514)宝志禅师去世,武帝诏令葬于钟山“独龙阜”,并在墓地建开善寺。永定公主也出资在这里建了一座五层佛塔,名“玩珠塔”,取飞龙(独龙阜)戏珠的意思。武帝还赐予当时很稀有的玻璃珠作佛塔的装饰。第二年寺宇竣工。坟内有陆倕奉诏撰的墓志铭,坟外有王筠勒碑文于寺门。武帝的儿子即昭明太子和后来为元帝的萧绎也曾在这里办法会。智藏法师曾为开善寺寺主,门徒数百,常开讲席。开善寺在陈时还香火如故,后主曾幸寺内,还与侍臣在寺外松林里论道。宋代改名“太平兴国寺”、“蒋山寺”,明代改名“灵谷寺”,明《洪武南藏》就是在这里刊刻的。因为朱元璋修陵墓选中了这块地方,于是诏令将开善寺移建他处,即今天的灵谷寺。灵谷寺现仅余一座“无梁殿”,建于洪武年间。全殿用砖券代替木梁,面开五间,每间内部各为一券洞,而外部仍仿木结构,挑出斗拱,建有门窗。建筑风格很有特色。
        大爱敬寺,又名“寿宁寺”,位于钟山以西的竹涧,是当年建康比较大的寺院之一。普通元年(520)梁武帝为亡父追福所建。此后三年,武帝又令于寺内建七层灵塔。中大通四年(532)于寺内造一丈八尺高的“旃檀像”,即檀香木刻制的佛像。据记载,这座皇家佛寺“创塔包岩壑之奇,宴坐尽林泉之邃。结构伽蓝,同尊园寝,经营雕丽,奄若天宫。中院之去大门,延袤七里,廊庑相架,檐溜临属。旁置三十六院,皆设池台,周宇环绕。千有余僧,四事供给”(《续高僧传》卷一)。既是佛门道场,又是游览胜地。梁武帝常于寺内拜佛巡游,与昭明太子赋诗唱和。后昭明太子又在山上建一“读书台”。但好景不长,“侯景之乱”时该寺成为战场,焚毁殆尽。后修复。唐广明元年(880),改名“爱敬禅院”,南唐时又改“广孝禅院”。宋开宝七年(974)把寺院迁入城内,名“寿宁寺”。
        同泰寺,在宫城北掖门外,就是今天南京的鸡鸣寺,因梁武帝曾在这里多次“舍身”而著名于世。该地原来是三国时东吴的后苑,晋为廷尉署所在地。普通八年(527)武帝敕令建造,在正对寺南门的皇宫处别开一门,以便武帝来往通行,名“大通门”,以与“同泰寺”寺名呼应。寺修成后建九层佛塔一座。当时同泰寺有大殿六座、小殿和堂十多处。东西般若台,每台三层,还有一座七层的大佛阁。寺内所奉的金像、银像等,都极为壮丽。三月,武帝幸同泰寺第一次“舍身”,脱掉龙袍穿上僧装。之后由“大通门”回宫,大赦天下,同时改元“大通”。以后又在同泰寺三次“舍身”。每次“舍身”都要举办法会,动辄数万人,且每次都由大臣们用大量银钱“赎回”。“侯景之乱”中,同泰寺被毁。此后,人们只能从当年文人学士的诗文中想象当年的盛况了。五代杨吴顺义中(921—926),在同泰寺寺基上建起“千佛院”,南唐改名“净居寺”、“圆寂寺”。宋代将圆寂寺的一半分出,另为“法宝寺”。明洪武二十年(1387)在同泰寺基建鸡鸣寺,把灵谷寺宝志禅师的舍利函迁葬于寺前山上,起塔五层供养。塔旁有“施食台”,是明代初期西藏僧人立坛施食超度亡灵的地方。清末,这一带建有“豁蒙楼”,民国初建“景阳楼”,到如今有些古迹还依稀可辨。
        萧梁因“侯景之乱”而灭亡,继之而起的是原萧梁的始兴太守陈霸先。557年十月陈霸先自立为王,建立了南朝最后一个政权。南陈也好做佛事,乐于修寺造塔。据《释迦方志》记载,武帝造东安、兴圣、天居等四寺,修葺旧寺三十二所;文帝修葺旧寺六十所;宣帝造大皇寺及七级木塔、崇皇寺及塔,修旧寺五十所。南陈立国三十多年,全国有佛寺一千二百三十二座,不及前代萧梁二千八百四十六所的一半。寺院减少的原因,一方面是战乱破坏严重,一时间难以恢复;另一方面是萧梁时的版图被北周、北齐分割部分,到南陈手里约三分之二弱。京城的佛寺在梁末战乱中大半被毁,陈时陆续修复至三百多座。现在所知的有十余所,如文帝之母章皇太后舍横山旧宅建的国胜寺;陈初在台城旁建的怀安寺;大皇寺,宣帝太建十年(578)寺塔被雷击毁,至后主祯明元年(587)重建七级佛塔,结果塔未修成又失火焚毁;白土冈宝田寺,陈末隋军进逼,后主令忠武将军孔范等率军迎击,孔范的军队就屯扎在这里。两军接战后南军很快溃败,南陈也随之灭亡。另外还有慧福尼寺、杨都寺、栖灵寺、证圣寺、宝成寺、义和寺、田无畏寺等。
        庄严寺是刘宋大明三年(459)路太后所造。位于当时宣阳门外太社西药园。萧梁时也造过一所庄严寺,为示区别,太后所建称大庄严寺,萧梁所造叫小庄严寺。建寺的同时,还修了一座七层塔。经历宋齐梁陈,在大庄严寺住过的高僧很多,如僧达、僧旻、昙济、昙宗、元趣、宝志等,都是一代法主。南陈名士江总有《大庄严寺碑》,碑文中叙述大庄严寺的位置:“前望则红尘四合,见三市之盈虚;后睇则紫阁九重,连双阙之耸峭”。寺中有珍宝“九子玉铃”,被萧齐东昏侯劫去装饰潘贵妃宫殿,梁末“侯景之乱”时,侯景曾住在大庄严寺,南陈建立之初,武帝陈霸先崇奉佛教,仿梁武帝“舍身”故事,也在大庄严寺“舍身”,大办法会。至后主陈叔宝时也效法前代在此寺“舍身”。迄隋代,大庄严寺渐倾圮,唐代玄宗时曾有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