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亡后,中国北方进入了十六国时期,世事动荡混乱,历时一百余年。到440年,北魏太武帝统一了北方,他排斥佛教,“沙门无少长悉坑之”(《魏书· 释老志》),制造了中国佛教史上的第一次“法难” 。452年,文成帝即位,复兴佛教,他以下的诸帝,意趣相近,使佛教又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以后北魏在战乱中分为东魏(534—550,建都于邺,今河北临漳县南近漳河)和西魏(535—557,建都于长安,今西安),这两个王朝在崇佛上与北魏文成帝后的各代并无二致。至魏末,北方寺院约有三万多座,僧尼二百万人。550年,高洋废东魏建国,号北齐,至577年亡于北周,二十八年间,佛法甚盛,仅邺都就有佛寺约四千座,僧尼八万人。其时释门弟子人数不在北魏之下。557年宇文觉废西魏建国,号北周,至581年亡于隋。其间孝闵帝时,仍尊佛法。572年宇文邕(即周武帝)杀宇文护,始得亲政。他励精图治,于577年灭北齐,统一了北方。在这个过程中,特别是在灭北齐之后,为了富国强兵,下令灭佛。酿就中国佛教史上第二次“法难”。周武帝把佛寺尽赐王公充作府第,令三百万僧尼还俗,毁破一切佛塔,焚烧经典。578年周武帝去世后,宣武、静帝虽兴佛,但大权旁落,难以有大的作为。直至581年杨坚废周建隋,佛教才得以恢复元气。
        北朝经历了五个王朝的更迭,除北魏历时一百四十八年外,其他王朝都历史短暂。从佛教史上看,以北魏太武帝的灭佛开始,到以后各代的兴佛,至北周武帝的灭佛止,佛寺是几经兴废,加之年代久远,能保留至今的寺庙很有限,下面仅以北魏杨衒之著述的《洛阳伽蓝记》为据,介绍北朝佛寺的概观。
        《洛阳伽蓝记》是记载洛阳名寺的专著。作者杨衒之,《广弘明集》卷六中说:“魏末为秘书监,见寺宇壮丽,损费金碧,王公竞侵渔百姓,乃撰《洛阳伽蓝记》,言不恤众庶也。”书中按城内、城东、城南、城西、城北分为五部分,共记有四十三座寺院,并有两篇杂述。
        据此书,在北魏迁都洛阳以前,从东汉明帝在洛阳最初建造的白马寺算起,寺院不过四十二座。到“皇魏受图”佛寺大增,“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达到“一千三百六十七座”。四十年间,佛寺建造之盛,可见一斑。534年孝静帝被高欢逼迫迁都于邺城,诸寺多毁于战火。547年,杨衒之因行役重过洛阳时,见“寺观灰烬,庙塔丘墟”,且“今日寮廓,钟声罕闻。恐后世无闻,故撰斯记”。书中所记寺院可大致类归几种,具体叙述如下。
        皇家立寺
        位列城内的第一个寺院是永宁寺,建于熙平元年(516),为魏孝明帝之母胡氏动议建造的。《洛阳伽蓝记》中对永宁寺的佛塔建筑有十分详尽的描述,这座九层的木塔高达“九十丈”,有刹高达“十丈”,加起来高约“一千尺”,离洛阳城百里地就遥遥可望。相传在开挖塔基时,挖掘出金像三十尊,胡太后认为这是佛法有力的表现,因此建造上不惜耗费巨资。佛刹上有金宝瓶,可容纳约三十石的液体,宝瓶下有承接液露的金盘三十层,每层周围悬挂着金铃。还有铁鏁四道引刹,在每层佛塔四角鏁的上面,挂有金铃。佛塔四面的每面都有三门六窗,门用红漆染色,门面上有五行金钉。塔柱都雕刻精美,金粉铺面。其塔上设刹的建造,是北朝时期佛教建筑的独特风格,而塔角上置以金铃等饰,可以看出在佛寺建造上更趋细致、华美。
        永宁寺的佛塔北面有一佛堂大殿,其格式与汉魏洛阳宫内的太极殿相似。中间立有一丈八尺高的金身佛一尊,与人体身高相仿的金身佛像十尊,绣编有真珠的佛像三尊,金织成像五尊,玉石雕像二尊。僧房楼观约有一千余间。雕梁画栋,颇有皇家气势。楼观、殿堂之间翠柏青松相接,竹林、香花、碧草相联,景致宜人。永宁寺按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各开有一个大门,正门南门楼共三层,高达20丈。门楼上饰有祥云仙气的图案。拱门上设有四个力士,四只狮子装饰以金银,佩挂上珠玉。东西两个大门在建造上与南门相似,只是门楼都少一层。北门只一个通道,采用乌头门式的营造法式。
        永宁寺的整体建筑宏伟壮丽,极具皇家气派,在北朝时期的皇室寺宇中很有代表性。它的建寺的气派之大、动用民力之众、耗资之巨,综观中国文化史中可以与之相比的也并不多见。永宁寺在永熙三年(534)二月焚毁于大火之中,“火经三月不息”。寺院仅存十九年。
        显贵舍宅
        北朝时期佛寺数量之巨、增减变迁之快都是历代少有,除了当时北方战火不息、社会动乱这些因素外,王公大臣舍宅为寺者人数甚多,动荡时局官场多变幻,亦宅亦寺的建筑因人而变,这也许是北朝寺院的又一特点。基于这种状况,寺院与王公豪富的政治生活、日常起居密切相关,从而在寺院的状况中反映出了十分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这也使作为寺庙志书的《洛阳伽蓝记》有着更广阔的认识价值。书中记载了许多显贵立寺,诸如建中寺,尚书令乐平王尔朱世隆所建立,原来是阉臣司空刘腾的旧宅,十分豪奢,“诸王莫及也”;平等寺是王怀舍宅所立,“堂宇宏美”而“独显当世”;高阳王寺,为高阳王雍“舍宅以为寺”而“居止第宅,匹于帝宫”;冲觉寺,太傅清河王怿舍宅建立,且“第宅丰大,逾于高阳”。而由僧人所建立的寺院仅有法云寺一座,其差距之殊,可见一二。
        高阳王寺在《洛阳伽蓝记》所述四十三座寺院中,并不是首屈一指的。但其寺的气势却非同一般。它本是高阳王雍的宅院,后舍宅为寺。高阳王雍“贵及人臣,富兼山海”。他的居室“匹于帝宫”的“白殿丹槛”、“飞檐反宇”,十分壮观精美;家有“僮仆六千,妓女五百”;衣着“隋珠照日,罗衣从风”;出则“鸣驺御道”,笙鼓齐奏;食则“嗜口味”,“一日必以数万钱为限,海陆珍羞,方丈于前”。入则歌姬舞女,击筑吹笙,丝管迭奏,连宵尽日,连杨衒之也惊叹道:“自汉晋以来,诸王豪侈,未之有也。” 这足见当时淫逸之风正盛,同时,亡国也是必然的。
        寺院园林
        北朝时期寺院园林与南朝有所不同,后者多取自然之势,而前者往往由人工而成,以景林寺为例。
        景林寺位于洛阳市内,寺西有一园,植有许多奇花异果,四时相宜。春日引来百鸟争春,秋时有蝉浅吟低唱。园中建有一禅房,地方虽不大,但精巧的构造使人为之赞叹:“嘉树夹牖,芳杜匝阶。虽云朝市,想同岩谷。”窗前绿树掩映,阶下芳草茵茵。尽管该寺地处城内,却别有洞天,如处身深涧谷地,清新幽静。虽人工造就却无矫饰匠气,可见当时寺院园林艺术已有相当造诣。
        总之,在北朝这样一个动荡的历史时期,佛教依然在发展,与南朝信众有别的是,北人质朴,重在敬佛求福,以期在苦难中得以解脱,所以寺院的建造比“四百八十寺”的南朝更加蔚然壮观。